文李友唐

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
——陈启修

文李友唐

中国第一个翻译 《资本论》的人是陈启修。1930年3月他第一个将《资本论》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

陈启修，又名陈豹隐、陈勺水、陈惺农。陈启修1886年生于四川省中江县。父亲陈品全，进士，曾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广西省永淳县知县，中年后教书，为民国十九年版《中江县志》总纂。兄陈景修 （梦岩），在中江任教多年，弟早丧，他是次子。

他幼年在中江读私塾。12岁随父亲去桂林。父亲不让他走科举之路，安排他进广州丕崇书院读书。这是法国人为他们在中国工作的外交人员、传教士和商人子弟开办的五年制初中，只收少数中国学生，并为中国学生开讲法文课。陈启修少年时就掌握了法语。但中国学生遭歧视，他幼小心灵深深地烙上遭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印记。

从丕崇书院毕业后，他怀着对孙中山的敬仰，1907年到日本自费考入东京第一高等预科学校，名列“一高”新生榜首。该校毕业生不经考试即可直升东京帝国大学。为鼓励学生奋发读书，清政府规定，凡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五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可享受官费待遇。他开始学习英语、德语。1913年，陈启修“一高”毕业，直升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

1914年，陈启修在帝国大学一年级读书期间，翻译了日本小林丑三郎著的《财政学提要》，由国内的上海科学会编辑部出版发行。该书开创了完全使用白话翻译经济著作的先河，不少大学把这本书作为教材。

这时，孟德斯鸠、卢梭、黑格尔、康德、笛卡尔等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日本广为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也在日本流行。东京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他影响很大，对他一生的治学立言产生了重要影响。1916年，李大钊主编《民彝》杂志，陈启修是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在李大钊热情指引下，陈启修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与李大钊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16年12月，李大钊与杜国庠等人筹组“丙辰学社”。陈启修为该社首届执行部理事。丙辰学社1917年创办《学艺》杂志，陈启修在东京帝大的早期著作如 《国宪论衡》、《孔道与国宪法》、《文化运动底生命》、《欧洲大联邦国论》等，多发表在《学艺》上。他还在《学艺》上发表了“对德外交之公正批评”，抨击北洋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

1917年4月，陈启修从日本东京帝大毕业。1918年5月，以留日学生救国团代表的身份回到祖国。他先在上海开展活动，后来与黄日葵到北京，根据形势需要，决定留在国内。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陈启修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18年，经吴玉章推荐，陈启修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他讲授财政学、统计学。讲稿经过整理，有《财政学总论》、《地方财政学》、《统计学》，由商务印书馆及其他出版社出版。他与老友李大钊重逢，往来更加密切。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三天讲演大会，陈启修与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发表了演讲。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组织各高等学校教职员工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他经常与李大钊等作爱国报告，支持学生爱国行动。陈启修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北京大学开设新课，1920年开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9月，与李大钊等合作举办现代政治讲座，介绍研究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讲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运动的状况、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等课题。

李大钊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事公开了组织。陈启修在其中的《资本论》研究组担任导师，该会每月举办两次演讲会。1921年11月，李大钊当选为北京大学评议会书记，陈启修与马寅初、陶孟和、胡适、马叙伦、顾孟余，被校长委任为北京大学评议会组织委员会委员。评议会是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

1922年5月5日，北大“马客士主义研究会”举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陈启修与李大钊、顾孟余、高一涵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都发表了演讲。

按照当时北大惯例，凡在该校任教五年以上的教授，可公费出国考察一次。1922年12月陈启修被派遣到欧洲考察。在柏林，他与朱德建立了友谊。他在欧洲调查研究8个月，后去苏联。1923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1月列宁逝世，陈启修以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团团长身份为列宁守灵。在苏联，他在熟稔四门外语的基础上，又学习掌握了俄语，1924年冬，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国民党。1925年春，由朱德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回国在北大执教，也在北京其他几所高等院校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

1926年，陈启修应邀赴广州，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学员讲课。被聘为政治讲师，名列政治教官之前，他还应邓演达——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之邀，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员讲授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经济常识、苏俄状况等课程。

1926年5月，广州农会和工会联合举行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马克思诞辰108周年纪念会，陈启修应邀出席，并与郭沫若等发表了演说。6月，与周恩来、恽代英一起从黄埔受训学生中挑选为迎接北伐而进行一个月的短期教育的训练班学员讲课。

北伐时，在总政治部任宣传委员。行军途中，读布哈林的唯物辩证法德译本，坚持不断。在武汉，受中共中央派遣，担任《中央日报》主笔。1927年初，被聘请担任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朱德由德国归来说服四川军阀杨森参加革命，杨森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朱德任党代表，陈启修任政治部主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张作霖处以绞刑。陈启修悲痛万分，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痛斥北洋军阀，沉痛悲愤地悼念李大钊。陈启修到上海，参加了在宋庆龄、邓演达《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组建“中华革命党”的组党活动。这时他在国内无法立足，被迫流亡日本，与中共失去联系，易名豹隐。

他第一个翻译了 《资本论》，1930年3月在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本正式的 《资本论》中文译本。他以掌握五种外语的优势，潜心研究马列主义经济学。他的主要著作有 《经济现象的体系》、《新政治学》、《科学的社会观》。他还翻译了日本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 《经济学大纲》，1930年送回国内出版。该书多次再版，解放后还曾再版。

这一时期，陈豹隐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家过从甚密，写过戏曲、小说，翻译过高尔基的文学作品。他发表出版过的著作约70种之多，到1929年底，出版了近百万字的著作。茅盾的回忆录《流亡生活》有较大篇幅讲到与陈豹隐的友谊。陈豹隐与在欧洲的邓演达时有书信往来。

1930年，邓演达从英国伦敦秘密回国。陈豹隐也由日本回到国内受蔡元培聘请，在北大讲经济学。内容丰富多采，汇集成《经济学讲话》、《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由北平好望书店出版发行。

1930年8月，陈豹隐赴上海。9日，他秘密来到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参加邓演达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陈豹隐当选为干事。会后，陈豹隐回到北平。临委会在北平直接或间接掌握的12所大学、中学分别建立了“读书会”、“读报组”和“时事座谈会”、“中国青年文化协会”，在北新桥、地安门设工人、农民培训学校。陈豹隐参加了这些活动。

1931年，邓演达被捕并殉难。临时行动委员会受到沉重打击。1932年初，陈豹隐被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聘为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与李达、许德珩、沈志远等合作，研究改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工作。1932年暑假，他受冯玉祥礼聘，秘赴山东泰山讲学。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提到：“请了几位大学教授给我讲书。陈豹隐先生讲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李达先生讲列宁哲学……”当时的听课者，是以冯玉祥将军为首的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8月，许德珩邀集北平各大学的一部分进步教授聚会玉泉山，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响应《八一宣言》。陈豹隐参加了聚会。事后，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以救危局。陈豹隐和程希孟负责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及北平大学各学院，许德珩负责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张申府负责清华大学，劳君展负责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杨秀峰负责师范大学。12月9日那天，爱国教授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此后，陈豹隐更积极地从各方面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

卢沟桥事变后，陈豹隐来到南京。12月13日，南京不战而沦陷。陈豹隐在日军占领前两三小时离开南京。在武汉他应冯玉祥、张治中之邀，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名义下，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兼经济顾问，并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到重庆。10月28日，在陈嘉庚从新加坡拍来一份11个字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上署了自己的名字。

陈豹隐在各种抗日训练班及一些学校讲授经济学，为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及《中央日报》“星期专论”栏目撰写经济论文。他在《经济恐慌下的日本》（战时出版社出版）中提出日本经济是“纸老虎”的观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大规模进攻。陈豹隐拒绝了南京聘请，留在重庆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46年初，他与马哲民一道，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兼任川北大学首任校长。

1949年初，重庆爆发“四·二一”学生运动。陈豹隐始终支持学生，爱护学生。在重庆大学班代表会议论复课时，他与教务长、法学院长应邀出席指导。

1949年4月20日南京解放，国民党政权对陈豹隐威胁利诱。在重庆，张群劝说他去台湾，杨森把他列入黑名单。他在其他老师和学生的保护下，坚决留在祖国大陆，积极参与中共组织领导下的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工作。重庆大学教授、助教、职员“三会”和学生自治会，组成冬防委员会，选举陈豹隐等为委员，进行护校。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陈豹隐当选为临时校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任新成立的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主任。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随重庆大学金融保险系调整到成都即将成立的四川财经学院，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兼教务组长主持教务工作，后任院长。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

1956年，参加民革，被选为民革四川省委及中央委员、常委，被安排为四川省政协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59年7月，他带病出席四川财经学院第二届科学讨论会，做了《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看法》的发言，提出应名正言顺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其中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经过记录整理，发表在四川财经学院学报《财经科学》上。

1960年9月9日，陈豹隐去省政协途中，因高血压引起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无效，病逝于成都，终年74岁。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四川日报》刊登了讣告。追悼会上周恩来、陈毅、李井泉等送了花圈。人们缅怀他对《资本论》的翻译，缅怀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文末还要写几句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早几年曾准备译《资本论》，惜未成，但弄清了陈启修没弄清的一个“注”。

1924年11月，在国外留学的郭沫若由日本的福冈携妻儿回国。抵达上海后不久，一个名为“学艺社”的组织打算办一所私立大学——学艺大学，郭沫若被指派为筹备委员，并被预定为学校的教授。离学校开办还有一段时间，郭沫若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拟翻译 《资本论》。因为商务印书馆有这个力量，也比较可靠。商务编译所庶务主任何公敢，从东方图书馆将翻译需参考的《资本论》英译本借出。郭沫若定5年译完。但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未获通过。理由是“不便”。大约是《资本论》色彩会带来些麻烦。这成为历史的遗憾。

“八一”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在上海秘密休养了三个多月，补译、整理出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写出了以《恢复》为名的24首新诗，通读一遍《资本论》第一卷。1928年元月16日，郭沫若的日本籍夫人安娜到书店为他买回了日文译本 《资本论》两册。不久郭沫若亡命日本。

1930年，陈启修译《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亡命日本的郭发现，在首卷第一篇第三章标号为“83”的脚注里，译者对《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是谁没有搞清楚。

陈启修译为：“中国的财政官万卯寅（原文是Wan-mao-in，我曾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日译本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那当然是因为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的罗马字拼音法的缘故，却也未免差得太远了。）暗暗地立了一个计划，想把大清帝国纸币变形为银行兑换券，打算把那个计划，奏请皇帝裁可。他在一八五四年三月的帝国纸币委员会的报告当中，大大地碰了钉子。不过，他到底因此受了照例的笞刑没有，却还没有明白的消息……”

1936年六七月间，郭沫若抽出时间重读了陈先生这个中文译本。读到这一段时，顺便对此人做了一点考证。他翻阅了手头的《东华续录》，竟一下子查到了关于此人的记录。一八五四年是咸丰四年，那年的三月初一是庚子，在初五日甲辰项下有这样一条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初八日也有一条。河上肇博士译为“王猛殷”，高素之译为“王孟尹”。郭按照资料提供的情况，又对《资本论》脚注中提及的内容进行了一番论述。他认为陈启修先生译文不够妥当，便自己动手，将这个脚注的前半又翻译了一遍：

“中国的财政大员王茂荫上一条陈于天子，请将官票宝钞暗渡为可兑现的钱庄钞票。在一八五四年三月钞法核议会的奏呈中，王茂荫为此大受申饬。然其曾受法定的笞刑与否，则无明文。该奏议之结尾有云‘本核议员等曾将其条陈详加审核，其中所言专利商贾，于朝廷毫无一利。’”

郭沫若还对《资本论》这个脚注写了一点感想：“马克思在这简单的几句话中，我看对于王茂荫是有充分的同情的。他担心这位大员的下体怕受了竹杖的敲打，其实这是过虑。王茂荫在严受申饬之后的第四天被调为兵部右侍郎，这或者是有些微左迁的意思，但他并没有受笞刑，却是可以断言。”文章在上海《光明》（半月刊）1936年12月第2卷第2号上发表之后，立即引起数篇文章响应。对王茂荫的情况及王茂荫的钞法奏折有详细的介绍和补充。郭发现自己的译文对其中一个词“Banknote”理解有误。按马克思行文中的概括，该词应是“泛指现代一般的银行钞票”，而先前郭沫若将它译为“钱庄钞票”，看来是不对的。因而，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将该段文字翻译为：“献一条陈，暗将官票宝钞改变为可兑现的钞票。”至此，《资本论》中这个注脚才算基本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