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郝贵生

保障和落实党员基本权利必须肃清封建主义影响

文 郝贵生

近几年的党的重大决议和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都特别强调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而党内民主建设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从根本上保障和落实党章所规定的党员的基本权利。但现实生活中党员的基本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特别是一些有主见的党员行使自己对各级领导的批评、建议、监督权利时，轻则置之不理，重则遭受打击报复。这类现象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至上”的封建文化的影响。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在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同时，也具有与社会存在的不同步性和反作用性。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建立在封建社会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文化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而立即消失，仍然对中国现实生活包括党内生活发生着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权力至上”观念，就是儒家文化所鼓吹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知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思想，是权力决定一切、权力就是真理的思想。它的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处事原则是“对上是奴才，对下是主子”。在权力占有者眼里，绝对的“顺从”、“听话”就是好人，就是最讲道德的；对拥有权力的人指手划脚、评头品足，那是绝对的大逆不道。可见，按照这种思想塑造出来的“人”是“奴才”型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把中国传统文化形容为“吃人”的文化。这种“吃人”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性内容的最典型的表现。它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消灭，而是根深蒂固，渗透和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尤其在相当多的领导者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放松了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封建文化通过各种途径顽强地表现出来。上世纪末和本世纪最初的几年，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影视剧泛滥于我们的荧屏。笔者并不反对这种题材的影视剧，但大多数影视剧的核心思想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是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特别是那个 《康熙王朝》的电视剧中借主题歌竟然希望清王朝还要活五百年。也有少数电视剧对封建文化采取一定程度上的批判态度，如 《刘罗锅》。但我们的某些干部不去学习刘罗锅的敢于直言的精神，却非常欣赏和模仿和珅的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行为。据报纸报道， 《刘罗锅》剧中扮演和珅的演员王刚在一次深入基层的时候，一个干部握着王刚的手说： “你演的和珅太好了，我从和珅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弄得王刚非常尴尬。王刚演的和珅是个反面角色，是让人们憎恶他，没想到竟然有人喜欢他了。由此可以看出，封建文化影响至深。受这种观念影响的领导者在对待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必然要求党员只有执行他们的命令的义务，而没有发表意见和批评、监督他们的权利。他们把民主理解为 “为民做主”，把 “权力”等于“权利”，以大压小，以强欺弱。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削弱、取消和剥夺党员的基本权利。他们心目中的“好”党员是“奴才”型的、绝对听话的、没有任何主见的、逆来顺受的党员，而不是“主人”型的敢于发表意见、建议，有独立见解甚至批评他们的党员。一旦有“主人”型的党员出现，那么就不客气，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以各种所谓“正当”的理由压制你，打击你，直至你“服”为止。同时，这种封建文化的影响也表现在基层普通党员和群众身上，他们在权力者、大人物、强势者面前唯唯诺诺、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奴性十足，不敢有任何的主体性和反抗意识。鲁迅的文学作品就有许多这种文化熏陶下的扭曲灵魂的人物。反映到现实生活中，这种人总是把解决社会问题和改变自己命运寄托在权力者和大人物身上。因此，要真正落实和保证党员的基本权利，就必须深入批判并努力肃清封建主义的“权力至上”、“三纲五常”等思想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多次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影响和封建家长制等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多次指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我们远没有完成。他特别强调： “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①“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②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说过：“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 ‘官本位’意识。”③其实“官本位”意识也是封建社会“权力至上”的具体表现。因此江泽民提出： “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④同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 “权力至上”的“吃人”文化也必须狠狠批判和坚决破除。鲁迅曾对这种“吃人”文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深刻的批判，但这种批判的任务远远没有完结。毛泽东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我们应该沿着鲁迅开辟的批判封建文化的这种道路继续走下去。

从唯物史观角度讲，“权力至上”的封建文化实质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批判这种封建文化必须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少数杰出人物、大人物、权力者、社会精英创造的，而广大无权、无势的人民群众在他们面前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群氓、工具。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群众史观并不否认杰出人物的巨大历史作用，但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不是杰出人物，而是人民群众。固然，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普通人同作为个体的杰出人物比，其社会作用微小得多。但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物的微乎其微的作用不等于零作用，正是无数个微乎其微的普通个人的作用汇集成极其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个别的杰出人物的作用无论多么巨大，同集合的普通个人的巨大力量相比，仍是微小得多。再说，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杰出人物的作用本身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具体表现。普通个人和杰出人物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任何杰出人物开始时都是普通个人，只是在历史发展实践过程中逐步发挥了较大作用后，才成为杰出人物的。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方法论意义，不仅是要求党的各级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重要的是要求人民群众要有自觉成为社会主人的意识，要为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而奋斗。只讲群众史观对领导的意义而不讲对群众的意义，实质还是把领导者当作主体，把群众当作被动的客体，最终还会滑入到英雄史观中去。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有一定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人极容易夸大、抬高自己的作用，而普通党员、无权无势的小人物极容易贬低甚至完全否定自身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史观不仅在领导干部身上存在，在普通人物身上也可能存在。因此，发扬党员民主，保障党员各项基本权利的落实，不仅需要从各级领导做起，也要从普通党员自身做起。每个普通党员都要自觉树立主人和主体意识，自觉清除英雄史观的影响。

批判“权力至上”的封建文化，还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近些年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但正确的权力观究竟是什么？目前流行的关于“权力”的定义和本质的理解大多是把“权力”看作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强制性的支配关系、支配能力。这是只停留在对“权力”现象的外在的直观的描述上，而没有把“权力”放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大坐标中真正揭示“权力”现象的社会本质，或多或少地渗透着唯心史观、英雄史观的烙印和痕迹。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提起“权力”就自然而然地把“权力”与支配被支配的力量、能力等联系起来。有“权力”者就认为“我”说话算数，无权力的人得听我的。而无“权力”的人在“权力”者面前只能受其支配和摆布。这种“权力”观念也是现实生活中包括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甚至压制民主、不同程度地剥夺党员基本权利的重要的思想根源之一。这种对“权力”的理解与“权力至上”的封建文化是一致的，也与西方唯意志论的代表人物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的观点一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实没有直接给我们下一个科学的“权力”的定义。但我们运用唯物史观特别是群众史观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的“权力”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权力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众的实践活动中，为了一定的利益目标，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领导者所形成、具有和体现出来的真正能够调动、组织、指挥、率领大多数人凝聚为更大合力，实现特定目标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统一的能力和力量。”⑤笔者这样的认识，突出强调了权力关系中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只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支配关系；强调领导者行使权力是强制力与非强制力的统一，而不是单纯的强制力。这样认识“权力”的本质，就自然而然地把普通群众、普通党员行使对领导者的选举、监督、批评、建议等权利不是看作“权力”关系之外的因素，而是“权力”本身运行的基本因素。“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或几个有“权力”的领导者，而是绝大多数的普通群众和被领导者。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这样认识权力和权利，不仅有助于社会生活中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的正常化，也有助于党内民主生活的建立和党员基本权利的保障。✿

①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36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④江泽民 《论党的建设》第446、4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⑤ 郝贵生 《群众史观与领导权力的本质》，《理论探讨》，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