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 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九十年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文雷 云

一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不断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历史。我们纪念建党90周年，重温党的历史，加深对党辉煌而艰辛的历程的认识，抓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贯穿始终的红线，无疑是从本质层面把握这一整个历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途径和方法。

（一）一个根本性重大命题和永恒性历史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956年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①这个“一贯”，甚至可追溯到党的早期历史。其实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接着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从道理上说，党已经懂得了这条思想原则，但是实践上还没有懂得怎样正确贯彻这个原则。这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经验，既没有弄清楚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中国实际，有很大关系。因而在对革命的指导上屡屡发生失误，革命事业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总结了无数经验教训，这才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逐渐明晰起来，其杰出代表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对此有一段经典式的论述：“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后来在延安时期，他又说“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③，指出“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④，并据此郑重向全党提出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解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即理论联系实际，同时把实践转化和上升为理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特定的内涵。

把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连贯起来解读，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涵义有二：第一，要从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出发，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搞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同时，要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体现出中国特有的作风和气派，不能搞洋八股和唱空高调。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具体的落实，使之民族化、本土化。第二，要对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找出其规律性，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东西。也就是说，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充满勃勃生机，永不停滞僵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

中国共产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党。党的根本历史使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政权，接着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再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创设各种条件，奠定一切基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由此决定在这一漫长革命斗争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一个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党的事业就前进，就发展，就兴旺发达以至完全胜利；解决得不好，党的事业就走弯路，就受损失，就一波三折乃至归于失败。90年来我们党先后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即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相统一，是一条最基本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从十二大到十七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以及邓小平在十二大上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论断的那个著名的开幕词，也都把党的全部历史经验最终归结为实现这个“结合”和“统一”。可见，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中，在党的全部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最具要害性的问题； “结合”是一个总命题、根本命题、最大的命题，是一个永恒性的历史课题。党的兴衰成败，国家的前途命运，归根结底，维系于对这个命题和课题的如何破解。所以它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只能用“无可估量”四个字来形容了。

（二）三个历史阶段和两大科学理论成果

我们党的90年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3年。为了叙述方便，不妨把它们概称为三个30年。下面就按照这样的分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别作些简要回顾和梳理。

在第一个30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经历了先是曲折、后是顺利的过程。

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我们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其集中表现是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他们“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⑤。“左”倾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具体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搬到中国来当作圣经指导革命，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的实际情况，还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举凡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一切“左”倾错误及其严重后果，都是由此而来。就是在这样的曲折中，毛泽东率先擎起反对教条主义的大旗，从1930年撰写《反对本本主义》起，大声疾呼调查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只有克服教条主义，才能挽救党和中国革命，而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克服教条主义。于是就有了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那段深刻而精辟的论述，正式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大命题。

自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此后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致力于“结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尤其是经过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挖了“左”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一步，为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作了充分思想理论准备，七大上更是明确地把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不久就迎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这是实现“结合”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取得的光辉成就。

在第二个30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经历了先是顺利、后是曲折的过程。

建国初期，党和毛泽东还是坚持了“结合”，在很快恢复国民经济之后，及时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谋划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逐步实现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和平改造使之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它的成功，标志着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推向前进。尽管在这过程中有一些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无比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并且保持了社会稳定和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一胜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这一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

“三大改造”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党的八大为标志，在总结自己的经验的同时，吸取苏联的教训，宣布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探索初期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果，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就犯了“左”的错误，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地搞“大跃进”，在变革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地搞“穷过渡”，在思想政治领域主观人为地搞“大批判”和“反右派”、“反右倾”等一系列大规模群众运动，以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敌我混淆，是非颠倒，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一场浩劫和灾难。这一切，使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走偏方向，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的确立，更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受到极大的扭曲和挫折。虽然这期间党和毛泽东也作过一些纠“左”的努力，提出过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观点，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并未根本转变，实际上都无济于事，成不了气候。

在第三个30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行全面拨乱反正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取得新的伟大成果。

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其一，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的阶段。1978年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前夕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新的重大政策；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宣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根本思想政治前提；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概括了三中全会以来已经逐步确立的这条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1982年十二大系统描述了社会主义的特征，就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出部署，尤其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首次正式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为新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总方向、总目标、总思路；1987年十三大把党9年来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成果梳理为十二个“科学理论观点”，宣告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并首次完整表述了党在现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其二，是从十三大以后到十六大的阶段。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阐述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理论，作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因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还提出判断我们所走道路的性质和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同年10月十四大系统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从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角度阐明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2002年十六大论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任务。

其三，是从十六大以来的阶段。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决定，首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久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进而逐步形成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决定；2007年十七大概括了“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作出“十个结合”的科学总结；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命题；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规定其主题是坚持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以上三个阶段各有显著特点：在实践上，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奋力开创和开始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始涉深水区和这条道路的框架日见明晰，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的强势攻坚和这条道路的内容渐趋成熟。三个阶段的共同点，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出发，具体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做了一篇“第二次结合”的好文章，在新的起点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了。

总起来说，90年来，在第一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旗开得胜，成效卓著：在实践层面上，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实现了第一次“结合”和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理论层面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主要回答了什么是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等重大问题。在第三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新的重大进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实践层面上，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第二次“结合”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理论层面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至于第二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功绩是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积累了初步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这些都是宝贵财富，为第三个30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因受“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而发生许多失误和错误，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某种程度上的停滞乃至倒退，但这些也是宝贵财富，为第三个30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可资鉴戒的深刻教训。所以它既含有对第一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某些继续，又为第三个30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某些酝酿，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的作用。归结起来，党的90年历史进程，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紧紧相联，密不可分。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可能深入了解和认识党的全部历史的基本脉络、发展轨迹及其本质和主流。

（三）两点深刻经验教训和一个首要思想前提

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历程，同样既辉煌又艰辛，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一方面，必须真正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我们党内尤其是高级领导层，对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无异议，分歧在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民主革命时期跌下过“左”倾泥坑的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和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以为只要搬用它的一般结论、公式乃至个别词句，就能指导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必然导致对它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结果吃了大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与之相反，他们遵循恩格斯的教导：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⑥还恪守列宁的名言：整个“马克思学说”就是“完整的世界观”，是“伟大的认识工具”⑦“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⑧。这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看作是它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把它当作认识工具和方法来使用。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作这样的理解和采取这样的态度，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做得有声有色。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和晚年毛泽东之所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发生了许多“左”的失误和错误，恰恰也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和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在第三个30年中，党中央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按照邓小平提出要弄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终于重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获得丰硕成果。十七届四中全会还进而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更为完善、要求更为全面、任务更为艰巨了。

另一方面，必须真正弄清楚什么是中国实际和怎样从中国实际出发。

对中国实际的科学判断，是正确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中国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正如毛泽东在1939年所说，“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⑨。革命年代“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个失足之处，正在于对中国特殊国情若明若暗，不甚了了，干了一系列“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式的蠢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与之相反，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其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正是在这种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理论、路线和策略，从“左”倾危害中挽救了党和革命，把革命引向胜利。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和晚年毛泽东的许多“左”倾观点和方针政策，也源于对当代中国最基本国情的不正确判断。诚如邓小平所言，从1957年开始我们所犯的“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重新认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把这一判断作为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几十年来一以贯之，毫不动摇，直至十七大又重申这一判断，指出“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11)这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能够实现的重要原因，也是今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继续不断推进的关键所在。

两个真正“弄清楚”，有一个共同的首要思想前提，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实际，才谈得上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弄清楚”，都离不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因为思想路线问题从来就是首要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一切“左”倾错误的总根子，就在于思想路线不端正，或迷信盲从、思想僵化，或随心所欲、冒险蛮干，主观武断，脱离实际。社会主义时期，党所犯的错误，根子也在这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1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重申和始终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并认定“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3)。在第三个30年中正是这样做了，才有两个“弄清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今后也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在这两个方面继续深入弄清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注释：

①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79页。

②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⑦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311页。

⑧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11)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11页。

(12)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278页，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