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齐夫

做人要有点“傻气”

文/齐夫

鞍钢工人郭明义，15年累计献工15000多小时，相当于多干了5年的工作量。20年献血6万毫升，是他自身血液的10倍多，为希望工程、身边工友和灾区群众捐款12万元，先后资助了180多名特困生，被誉为“当代活雷锋”。但也曾被人讥为“傻子”、“郭大傻”。

平心而论，这话也不能算错，郭明义之所以能学雷锋一学就是几十年，无怨无悔，就是凭着这一股子做人的“傻气”。这股“傻气”，实际上就是指做人要舍得吃亏，不怕吃苦，要有奉献精神，有锲而不舍的韧性。纵览古往，许多志士仁人，英雄俊杰，都是有“傻气”的。

愚公是有“傻气”的老祖宗。可是如果没有愚公的“傻气”，又怎能搬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而世界上许多事办不成，办不好，办不出名堂，就是因为智叟们太多，总是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太注重算计，太工于心计，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谭嗣同的“傻气”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变法失败，党人作鸟兽散，纷纷逃之夭夭。他却“傻乎乎”地留下等人来抓，等人来砍脑袋，还要“我自横刀向天笑”，因为他决心要用自己的鲜血来唤起民众，因为他深知，世界上不流血而变法成功者还没有。

白求恩有“洋傻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救死扶伤，忘我工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最后以身殉职，死在异国他乡，你说他图个啥，是傻也不傻？

陈嘉庚理财的精明无人可比，散财的“傻气”也是天下闻名。千辛万苦挣下亿万家产，却不去享乐，不传子孙，全都用来办教育，毁家纾难，支援抗战。也算是“傻”到家了。

雷锋更是著名的“傻子”。他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薪金捐献灾区，寄给有困难的战友家，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还在日记里写道：有人说我是傻子，我愿意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傻子。

钱学森，“傻”到放着国外的优厚待遇不要，偏偏回国来过苦日子；邓稼先，风华正茂之际，学术锋芒毕露之时，却甘愿钻到荒野大漠埋名隐姓去搞核武器，等到公开露面时，已是满头白发；村支部书记张廷江，把自己办企业挣下的几百万的家产全部无偿捐献给集体，带领全村共同致富；英雄战士李向群，放着阔公子、小老板不做，偏要跑到部队去抗洪抢险，拼死拼活，受苦受累。他们都是“傻子”。这样的傻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们看似“傻气”，不会打小算盘，不知明哲保身，不懂及时行乐，可是最后成大器干大事的，彪炳史册流芳百世的，受人景仰被人纪念的，还就是这些有“傻气”的人。我们的民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有“傻气”的人，才能繁衍旺盛，生生不息。中华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一大批肯傻拼傻干的人，才会这样辉煌灿烂，令人骄傲。

鲁迅先生有一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些人说到底，都是有“傻气”的人。可以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任何民族都需要有“傻气”的人。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或不肯做，那么至少不要嘲笑讥讽那些有“傻气”的人，因为，别看你得意洋洋，指手画脚，自以为聪明，实际上不过是个现代智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