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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的历史思考

2011-12-23李文海

中华魂 2011年10期
关键词:辛亥革命孙中山民族

文/李文海

辛亥百年的历史思考

文/李文海

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一百年来,我们的民族从不断沉沦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国家从风雨飘摇、濒临灭亡边缘到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小康,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的历史性巨变是怎样实现的?其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辛亥革命的发生并非偶然,它既不是由于 “西方思想的影响”激起的 “骚动和不安”,也不是在少数人 “极端感情”或 “革命狂热”煽动下的 “幼稚与疯狂”,而是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国家面临着 “内忧外患”的极大危机。按照孙中山1895年在 《香港兴中会章程》中的描写,中国的外部环境是 “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衣物冠裳被轻于异族”, “强邻环列,虎视鹰瞵”, “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内状况则是 “政治不修,纲纪败坏”,“鬻官卖爵,公行贿赂”, “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是一幅何等怵目惊心的悲惨景象!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革命运动,就是在上述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如果要用最简洁明确的语言来回答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那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追求,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面前,我国广大爱国将士和民众,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

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为了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欺凌和压迫,拿起原始武器,直接对封建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展开武装斗争。鸦片战争后10年发生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辛亥革命前1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

三是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运动。

毛泽东同志指出: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8页)前面提到的辛亥革命前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反对外国压迫和封建制度压迫的斗争。但是,虽然这些斗争都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但总体来说,都还只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因为它们都只是在个别方面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还没有能够提出较为系统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只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就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响亮的喊出了 “振兴中华”的口号。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别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理念,这就把民主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旗帜下开展起来的。

辛亥革命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场革命没有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有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所代替。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

如果把辛亥革命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则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它的伟大历史意义,具体分析它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被推翻,其意义并不仅仅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它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观念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一是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 “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倒。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 “愚民”、 “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派就提出 “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共理之”;在制订 《临时约法》时,孙中山特地要求加上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内容。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又一个根本颠倒。这两条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至少在法律上、人们的观念上得到了认可,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这对后来的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十分深远的。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反动专制统治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追根溯源,不能不说同上面提到的政治观念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

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民生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 “迎头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了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民国初年,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就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辛亥革命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大力革除封建陋习,提倡社会新风。如废除对官吏的跪拜礼,禁称 “大人”、 “老爷”;废止奴婢,解放 “贱民”;男子剪辫,女子放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以及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等等。这些措施,使社会一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也对改变社会风气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时,不能忽略了它在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方面的积极贡献。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另外的文件中,孙中山还强调只有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才能“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这些认识和举措,是以往历代封建政权所从未有过的,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1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联系。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有一部分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会时期就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响的,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并公开声称,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综观我国进入二十世纪一直到现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正确认识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要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的历史联系和辩证关系。

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

任何历史人物,即使像孙中山这样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也不可避免地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会有缺点甚至会犯错误。辛亥志士们在革命理念和斗争实践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失误,需要进行认真的总结。但是,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置生死安危于不顾,摈功名利禄于度外,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他们气壮山河、感动天地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今天仍然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来就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孙中山曾经说自己 “爱国若命”, “生平以爱国为前提。”事实上,所有辛亥志士无不是由爱国精神所驱使而投身于革命的。鲁迅写过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吴玉章写过 “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的诗句,这些诗句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革命者的共同心声。辛亥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要求相结合,以 “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为己任;二是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建立共和政治而奋斗不息;三是把爱国主义同国家统一相结合,指出只有国家的 “统一独立”才有国家的 “兴盛”,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 “达革新之目的”,使 “国家蒙共和之福”。孙中山强调,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这就把近代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第二, “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献身精神。一群开始时几乎是赤手空拳的革命者,要推翻一个虽然已经腐朽,却还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并在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作后盾的清王朝,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是可以想见的。辛亥志士们勇敢地直面困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百折不挠,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如孙中山所说: “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这个概括,既是孙中山毕生经历的确切写照,也是许多辛亥志士的共同品格。

第三,关心民生疾苦、立志为百姓谋福祉的高尚品德。在辛亥志士的心目中,祖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以数万万同胞作为实体的。真诚地热爱、关怀人民群众,深切同情劳动群众的苦难,为人民谋取幸福,是他们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孙中山曾说: “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是为人民求幸福的”,革命 “就是要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在中国历史上,孙中山是第一个把执掌国家权力的当政者和公职人员称作 “公仆”的,这个称谓的提出,是对几千年来一直认为当官的理所当然是骑在人民头上的 “老爷”的传统观念的根本否定。革命派深深懂得,要替人民谋幸福,必须改变 “国贫民瘠”的状况,努力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只要看一看孙中山关于革命后中国如何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宏伟设想,就可以清楚地了解他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抱着何等殷切的期望。

第四,顺应时代潮流、放眼世界的博大胸怀。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常常能以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从而作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决策和判断。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者亡",成为孙中山自觉遵循并时刻不忘的座右铭。他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 “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才能收到积极的成效。孙中山本人,从和平改良到武装反清,从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到 “以俄为师”,从依靠某些军阀势力到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生动地体现了他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前进的坚定步伐。

一百年前,上面这些思想成为推动人们投身革命的巨大精神力量。直至今天,革命先辈留下的这些精神遗产仍然没有失去其思想光辉,成为激励人们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的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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