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于靖园

“今年过节，回不回家？”途经路旁的售票站点时，李莉在心中无数次问自己这个问题。中午刚去银行交完这个月的房租，发现卡上剩余的钱少得可怜。离过年已经不到一周的时间，李莉所担忧的并不是春运的车票，那句疑问背后的潜台词是：今年过节，钱够花吗？

一个80后白领的年关焦虑

2006年，李莉从老家大连来到北京，在一家外企当会计，是个标准的80后白领。在外人看来，李莉的生活颇为优裕。

“只不过现在大部分的收入都供给了这个房子了。”北京通州，一套60平米的小房子，首付80万元，银行贷款60万元，这对于工龄仅4年的李莉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支出，特别是为了买房，几乎花光了父母多年的积蓄。

如今，加息了，房贷的按揭款也每月多出了几百块。税后5000多元的月收入，扣除3000多元的月供，加上物价上涨，剩下的2000元钱只能勉强维持正常的生活，这让李莉倍感压力。

“越来越少聚会，越来越少逛街。”过冬了，李莉本想给自己换一套新的羽绒服，却发现街上随便一个款式过得去的羽绒服，就要八九百。

可是，即便平时再省吃俭用，生活费也是无可避免地增加。李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现在一天平均要支出40元，比半年前要多支出15元，而月工资从去年年底才开始涨了300元。“就相当于每个月要多掏450元生活费。”

而这多掏的450元在春节将至时，即将翻倍。“那天出去买东西，去年12块钱1斤的新疆大枣，今年已经卖到了18块。”李莉无奈地说道，“仅仅是1斤大枣就耗费这么多，按照这样算下去，两袋开心果、两袋西瓜子，再买点糖果礼包，300元就已经光光的了。”

“而且，如果回老家的话，总不能空着手吧。”李莉发愁道，可是，准备给父母买的羊绒衫，稍微像样点的就要上千，给家里小孩子们发的压岁钱，不过百也不好意思。况且，还有不可避免地老同学老朋友需要聚会，那又将是一笔不菲的“面子钱”。

2011年1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17个大中城市开展的“中国消费小康指数调查”显示，置办年货、孝敬父母和走亲访友成为了今年过年中国城市居民的三大预计花销项目。

“紧巴回家过年是可以了，但是下个月的房贷就交不出来了。”李莉无奈道。

毫无疑问，“血拼”是每年节前消费市场的常规现象。在物价高涨的当下，大幅的优惠往往最能打动人。只不过，那些看似“惊喜”的折扣标语并没有让李莉动心，在她看来，商品的促销降价幅度远追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省钱，就只能团购了。”

“在团购网上，一个有150克的杏仁、80克的茶瓜子、120克的桃仁、135克的瓜子的礼包只需要 30元，同样的品牌，在商场买，至少要50元。”李莉说道。平时很少网购的她，在地铁站里，开始用笔记下各式各样广告横幅上的团购网址。

想到今年或许没有富余的钱回家与亲人团聚，李莉准备把网上团购的年货直接快递到老家。下完订单后，坐在电脑前的李莉有些辛酸。归乡情碰上囊中羞涩，滋味真的很不好受：“要是再能团购一个年夜饭就好了。”

“房奴”、“车奴”加“孩奴”等于“一生为奴”

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除却物价、购房外，子女教育几乎成了最大的“消费项目”。而这种“消费”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并且贯穿一生。

“在初中以前，我一直给儿子报钢琴班，上了中学后，则更多的是让他参加一些新东方的学科培训班。”北京市民刘英和其先生是北京一家物业公司的普通职员，家庭月收入刚好过万。

而这10000元，除却基本的月供、水电、吃穿外，几乎全都投入在子女的教育中。“仅仅是学钢琴的费用，一节课就要200元。”而今年寒假，她已经给儿子在新东方的初二语数外全科特训精品班报了名，费用是2880元。

2011年1月12日，《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在新浪2010教育盛典上发布。报告指出，作为家庭消费的重头，“教育消费”要占到中国社会中产阶层家庭收入的1/7，并且该比例预期还将持续增长。其中，孩子培训市场已成为刚性需求市场。

“以后儿子要上重点高中，没有特长是不行的。”除了培训的学费外，刘英还购置了外文书籍及DVD片，供孩子学习。“看到周围的孩子都在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各种培训，就有一种紧迫感，自己的孩子也不能落后。”

“都说‘房奴’，‘车奴’加‘孩奴’等于‘一生为奴’，这话真的没说错。”刘英感慨道。

让刘英欣慰的是，正在上初二的儿子，已经考过了钢琴六级，而在班级里的学习成绩，也一直保持着前五名。“一切都是值得的。”刘英说。

定居在青岛的谢斌有着同样的感慨。“花钱给子女读书，其实是一项智力投资。”从事烟酒生意的谢斌，月收入近两万元，是名副其实的中产阶层。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对下一代的教育非常看重。在他看来，教育在消费中所占的比例，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在未来社会的位置，并且也是今后就业竞争中必要的砝码。

谢斌的女儿，仅是在私立中学的费用，一年就要两万元，而私人家教一对一辅导的费用，一个小时就要400元。甚至于在孩子尚未步入高中之时，谢斌一家就把以后给孩子出国留学的高昂学费给准备好了。

在本刊对于“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开支大项”的调查中，“子女教育”以26%的得票率排名第七，名次在医疗、汽车、文化娱乐以及旅游之前。在对“2011年中国城市家庭消费支出重点”的调查中，“子女教育”得票排名第三，仅次于“饮食”和“住房”。而且调查显示，相比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居民更倾向于在“子女教育”上多花钱。

“出国的费用，在相对便宜的澳洲读完本科大概都要90万到100万人民币。”谢斌说。但在他看来，资金不是问题，“多接几个单子，多跑几个外快，孩子的教育资金就出来了。”“唯一的烦恼就是去哪个国家。”谢斌经常为此倍感焦虑，生活环境的好坏和学校专业的选择让他有些头痛。“到底是澳洲、加拿大，还是美国、新加坡？”

逃往国外

而这几个国家恰恰也曾是周媛所要考虑的，只不过，她的目的有所不同：投资移民。

“就我个人来说，寻求安全感，将来为孩子谋求良好的教育机会，是最主要的两条理由。”这个看着美剧度过大学时代，名校毕业，在世界500强公司工作并且年薪50万元人民币的女强人在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

“以前就觉得在国内空气污染严重，看病难，现在又加上了房价高，入园难。”周媛说，“而且，国内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我凭什么交那么多税？”

周媛的“怨”并非两三天“积”成的。每次出完差回北京，一下飞机，周媛就开始为选择交通工具而头疼。“如果赶上了高峰期，从机场到我在崇文门的住所，打车要三个多小时。”而这，已经相当于从深圳飞往北京的时间了。

众多因素让周媛经常把“移民”挂在嘴边。当她开始以年薪计算收入的时候，她就下定决心要把它付诸实践。

最终，这个想法在新加坡落到了实处。“新加坡70%为华人，中文通行，无移民监要求，子女可就读政府公立学校，享有至少十年几乎免费的国民教育及优质英语教育环境，而且也是全球税率最低的国家。”周媛说，当然，还包括离中国近，回国探亲方便。那些都是足以促成她在众多国家中做出选择的优越条件。

周媛从2009年5月份开始申请移民新加坡，如今已经发了批准信，很快就可以去报到，并领取新加坡永居身份证。这意味着，她赶上了新加坡移民新政实施之前的“便宜时光”。

2011年1月1日，是新加坡正式实施移民新政的日子，按照新规，新加坡投资移民的金额将由原先的150万新元(约768万人民币)提高到250万新元(约1280万人民币)。

这种情况周媛一早就预料到了。据国务院侨办2010年6月16日公布的数据，中国海外侨胞的数量已经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移民潮已进入第三波”的说法随即被炒得火热。有评论说，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的两波移民潮相比，第三波移民潮在数量上出现了递增，而且，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慢慢的，你会觉得办移民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激动，不抵触，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周媛说道。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这个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北京的房价，让在这座城市拥有房产的老百姓，理论上都具备投资移民的资产条件。在房子、教育、医疗、养老几座大山的重压之下，中国新兴富裕阶层和精英阶层正在“逃亡”国外。

大红色的中国结、小兔模样的门贴、开心果、利是糖……几乎每个商场都弥漫着喜气洋洋的新年味道。

马上，等过完春节，周媛就要离开这片熟悉的国土，奔赴新加坡开始她的移民新生活。这几天，周媛都在苦恼行李的问题。“要把几十年的生活装进一只行李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说道，“但既然决定离开，也就没什么放不下的了。”在接下来的这个兔年里，周媛的目标是能在新加坡安家，并可以把在内地的父母接到新加坡养老。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北京通州的小房子里，最终决定放弃回家过年的李莉拿起笔，在崭新的白纸上写下一个看似与周媛“差异无多”的未来规划：“我现在先努力赚钱，等过几年结婚有小孩了再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最好还是把父母都接过来住，这样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