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先林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西南地区的云南以地处边疆、民族众多、社会秩序稳定而最具代表性。蔡锷曾说：滇省“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之严整，实为南北各省之冠。”［1］蒋百里也说：“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匪，或苦饷，而滇中宴然。”［2］稳定的社会秩序使云南军都督府有时间和精力处理民族问题，因而有所建树，且独具特色，但也存在诸多缺陷和局限性。

一、发布《滇军政府讨满洲檄》

1911年10月30日（旧历九月初九日)，云南新军在蔡锷、李根源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11月1日昆明全城克复。3日，革命军将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改为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即“大汉云南军政府”)，各军官兵士公推总司令蔡锷为军都督，建立了云南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云南军都督府建立后，制订组织章程及约法草案，厘订军都督府大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了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促进了云南社会经济事业的发展。

在民族问题方面，云南军都督府发布了《滇军政府讨满洲檄》，表现出了较为偏激的“排满”革命和狭隘“民族建国主义”思想。《滇军政府讨满洲檄》流布不广，较早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六册［3］，选自民国元年（1912年)1月杨甦民编《满夷猾夏始末记》［4］。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26日（旧历十月初六日)刊载，文字上略有差异。1984年曾业英先生据《民立报》收入《蔡松坡集》，改名为《云南军政府讨满洲檄》，以《民立报》登载时间为断［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