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小说家契诃夫在小说创作上的全面成熟和巅峰时期，其中关于女性与爱情的主题在这一时期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将通过对其中代表作品《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宝贝儿》和《带小狗的女人》的分析，试图探究契诃夫这一时期关于女性与爱情的短篇小说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契诃夫；90年代；女性；爱情

作者简介：高颖（1986-），女，東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1-0026-02

一、引言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小说中并不缺乏闪亮的女性形象与爱情主题，如众所周知的“屠格涅夫女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带有女神光环的索尼娅（《罪与罚》）和阿娜斯塔西娅（《白痴》）以及托尔斯泰《复活》中经过自我救赎重拾“基督理想”的马斯洛娃。但契诃夫小说中的女性与爱情则有着明显的不同，她们没有璀璨的光环，她们身上总是显现着在生活中女性时常可见的可爱、可怜甚至可悲，她们的爱情也通常是无奈而惨淡，这种境遇又并非完全来自外界与他人，而是同她们自身有着不可剥离的关系。在声势呼啸的19世纪俄罗斯文坛，契诃夫的这些小说就像一道细腻的潜流，具有一种罕见的精美与深沉。

二、拒绝“女神”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和生活的悲剧性色彩始终是艺术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古希腊便有欧里庇德斯的传世悲剧《美狄亚》，近代欧洲文学史上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更是数不胜数。同为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刻画着各自的女性悲歌。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塑造了玛斯洛娃这样一个寻找新生的“女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分别在《罪与罚》和《白痴》中创造出了索尼娅这一带着罪恶之身拯救他人的圣母化身和阿纳斯塔西娅这一将十万卢布付之一炬的豪情女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契诃夫的小说中也有许多以女性和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但他从未想过要塑造一个光彩照人的“女神”形象。

“女神”形象的根源来自于宗教情结。这是契诃夫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的不同之处。契诃夫不是教徒，没有两人那种狂热的宗教救世情结。他想要做的只是描绘出生活中最常见的女性悲剧。

三、阿妮娅与奥莲卡 —— 两种悲剧，一种凄凉

在90年代的短篇小说中，有两篇是契诃夫刻画女性爱情与生活悲剧的典范，即《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和《宝贝儿》。两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阿妮娅和奥莲卡有着各自的悲惨故事：阿妮娅在与军官阿列克谢伊奇的婚姻生活中受困于虚伪的政治社交生活而日渐憔悴，最终流于自怨自艾，奥莲卡则在虚无的“爱”的心境中沉沦而浑然不知。在处理女性成为男性“附属品”这一主题时，契诃夫并未将问题的原因归结在社会环境以及男性身上，而是尖锐地指出了女性自身的内在原因，使得阿妮娅和奥莲卡的悲剧具有了深层次的内在同一性，这也正体现了契诃夫小说中一贯有之的清醒。

发表于1895年的《挂在脖子上的安娜》，题目便是一个双关语。“安娜”的双重含义，其一是作为女性的阿妮娅，其二是挂在男性脖子上象征着功勋和社会地位的圣安娜勋章。这样的双重含义也象征着像阿妮娅这样的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命运。

阿妮娅和阿列克谢伊奇的婚姻关系根本不是出于爱情，而是一种交易—— 两人在对方身上各取所需。阿列克谢伊奇要的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妻子，一个可以携带着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充门面”的展览品，借以更容易地获得人际关系和上司的抬爱。阿妮娅需要的则是在那些场合中受人瞩目的光环和满足感，是虚荣。她并非不了解这种生活的悲哀，也常常向人抱怨作为女人的凄苦命运。但她也无法抗拒这种生活所带来的虚荣的诱惑，无力离开男性独自生活。因此这份自找的悲剧也只能独自默默承受。

同样性质的悲剧也出现在1899年所发表的《宝贝儿》中。小说的女主人公，退休的八等文官的女儿奥莲卡，先后经历了三次婚姻。第一个丈夫是一名剧团的经理人，嫁给他时，奥莲卡觉得“世界上顶美妙、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戏剧。”不久之后剧团经理人辞世，不出三个月，她又爱上了一位木场的经理。嫁给他时又觉得“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事情就是木材。”可木场经理也去世了，她又爱上了一位兽医，在嫁给他时，“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兽医成了她生活的中心。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

不幸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兽医也去世了，奥莲卡又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在了兽医与前妻的儿子身上。纵使不是亲骨肉，也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每一次的爱情，奥莲卡都觉得自己爱得那么深，丈夫的生活就是自己的一切。其实，那根本不是出于爱，像安娜一样，这也只是奥莲卡的一种“需要”。所不同的是，奥莲卡的需要比安娜更为简单，也更为悲哀 —— 她需要一个能支撑她活下去的理由，离开了男性，她根本无法独立生活下去。而精心抚养兽医的儿子，也不是出于母爱，同样是要为自己可悲的生活寻找一个支柱。

契诃夫敏锐地捕捉到了女性自身性格中诱发悲剧性结局的因素，既同情她们的不幸，也指出了这种不幸也是来自于她们自己。

四、爱情与庸俗为敌

同样写于1899年的《带小狗的女人》，被许多人视为契诃夫最卓越的小说。这篇小说也集中了契诃夫小说艺术的几乎所有特色于一身，并蕴含了多重主题。成为了体味契诃夫小说魅力的最好读本之一。

《带小狗的女人》是一篇写爱情的小说。但契诃夫对在古洛夫和安娜之间发生在雅尔塔的“爱情故事”却着笔不多。小说真正的核心是古洛夫和安娜在雅尔塔分手之后各自的精神煎熬上。两人对于他们之间的爱情深度和价值是在分手之后才逐渐认识与体验到的。而两人所受的这份煎熬，也把《带小狗的女人》从仅仅是一篇爱情小说的范畴扩大了。

古洛夫与安娜之间不可遏止的爱情欲望的根源，成为了这篇小说真正的多重主题。小说一开始便通过无名指上的戒指交代了两人都已婚，那么这份对婚外之情的热望，必是因为各自的婚姻都是不幸的。除此之外，安娜对爱情的渴望还来自她对女性挣脱男性附属品命运的枷锁，追寻自己真正心仪之爱的渴望，而古洛夫则是出于对庸俗生活的厌倦。小说中古洛夫在经历了雅尔塔与安娜的奇遇之后，回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十分想找朋友倾诉这段恋情，但他却发现他的朋友们都是那么俗不可耐，才明白原来他自己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庸俗

从此古洛夫便被困扰在了“双重生活”的煎熬之中。此后契诃夫又更进了一步，古洛夫通过对朋友们的观察发现，原来身边的人都有两个身份—— 一个身份是公开的，给别人看的，而另一个身份是私密的，只有在这一身份中，他们才有了些许的自我。公开的身份和生活都是乏味无趣的，而有趣的一切，都只存在于私密生活中。契诃夫在十九世纪末便洞察了现代人受困于“身份”的精神煎熬，这也是《带小狗的女人》之所以会被众多后世名家奉为 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

纳博科夫则给了《带小狗的女人》极高的评价：“小说好像什么都没说清，但却已然把一切都说尽了。在这个只有二十页左右的短篇小说里，一切传统的小说写法都被打破了。小说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没有通常的高潮，也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结尾。然而这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

参考文献：

[1]《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Vladimir Nabokov，Mariner Books，2002。

[2]《契诃夫研究》，徐祖武、冉国选编译，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3]《契诃夫：从故事体到象征》，席亚斌，《外国文学》（季刊），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