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

苏联广播

离苏联太近，每晚只要在室外就能清晰地听到对岸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俄语广播，每次播音开始，首先播放苏联电台的前置曲，那是钢琴演奏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叮叮咚咚，非常优雅、动听：“啦、哆、咪、叨、睐、哆、唏、咪、睐、啦……”

苏联无线电台的发射功力特强，所以我们就是在屋里，只要有半导体收音机也能常常在无意间收听到苏联电台的播音。

有时，正听着黑龙江电台的新闻广播，不经意间就会突然窜入苏联电台，苏联电台为了增加宣传攻势，除了俄语广播外还专门设有汉语广播，得知大批上海知青到边境后，他们甚至绞尽脑汁启用上海话进行广播。

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汉语播音员的中文语音极好，男声雄浑，女声悦耳，初听难以分辨敌我，只是在念到“毛(主席)”、“林(副主席)”时语气及用词则明显不一样了，他们当然是不会称之为“主席”的了，直接指名道姓，其余的几乎与我们的播音员一个腔调，所以有时得听好一会才能分清敌我。

松树沟大队依在山脚下，离江边有十八里，所以他们大队建有广播站，有一次广播站正在转播黑龙江省台新闻，播音员擅离职守，结果被苏联汉语广播电台窜入长达七八分钟之久而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有关“反华”内容均被直播了出去，造成极大政治影响。这个不经意的失误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严肃追究，何况正处于那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时刻。

苏联电台中最恶毒的是苏联的“红旗广播电台”的广播，全部用汉语播音，但语音语气质量与莫斯科广播电台不能相比，大有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感觉。据说是跑到苏联养病不归的前中共中央领导人王明搞的。其实除了骂街外也没什么可听的内容。

鉴于苏联电台的不断骚扰，我国有关方面专门派了专家来中苏边境进行调查，研究对策，据说来的是国家广播事业部干扰局的专家，但经过一番调查以后认为，要进行有效的对抗性干扰必须具备强大的电力保障，目前黑河地区的电力供应不能满足于建设干扰设施的需求，马上再建一个发电厂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于是便不了了之。

其实真没有什么可怕的。

偷听敌台

在以黑龙江为界的中苏边境，仅一江之隔，即为两个国家、两个世界，夜深人静的时候对方的鸡鸣狗吠、嘈杂人声时有所闻，至于汽车马达声、苏联军队集台的口令声、队伍行进的步伐声则无一不声声入耳。

我们当时知青生活的年代，正是处于与苏联非常敌对的临战状态之中。毛泽东说，与苏联对抗要一万年。后来经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做工作，毛泽东松了口，说看在你的面子上，那么我们与苏联的对抗就减少一千年吧，对抗九千年!

这绝对不是瞎说，是确确实实由上级传达的“最高指示”。

我们知青与苏联最为密切的联系就是偷偷收听苏联的电台。那个时候苏联与我国是势不两立的敌对国，敌对国的电台是绝对不能听的，大家知道，偷听苏联电台就是“偷听敌台”，在当时这个罪名是很大的，因此判个三年五年的也大有人在。

然而插队落户知青生活极为枯燥，知青又没有任何地位约束，加之信息相当闭塞，能够收听自己的官方电台，又全部是空洞的政治口号，作为知青农民，管不了许多了，用各自备有的半导体收音机躲在被窝里偷偷地昕苏联的电台。

1971年11月7日，苏联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莫斯科广播电台进行汉语直播，苏联在红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式。随着苏军元帅格列齐科向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报告，三声绝对是声嘶力竭的“乌拉、乌拉、乌拉”后，阅兵式开始。

苏联播音员用非常标准的汉语普通话介绍行进中的队伍：

“走在最前面的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方队……”

“现在走过来的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的军官方队……”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苏联某某骑兵方队……”

特别是在阅兵式过程中，苏方的记者还采访了一些曾经支援过中国的军事专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他们的俄语由播音员翻译成中文播了出来。现在回忆，这些援助过中国的苏联专家讲的话还是比较客观的，没有特别恶毒的谩骂和嘲讽，甚至说我在中国还有许多朋友。就是表示的一些谴责也是言不由衷、含糊其辞的。

如果说苏联莫斯科廣播电台还有点冠冕堂皇，那么苏联的红旗广播电台就是不顾斯文的泼妇骂街了。

那时我们全国正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高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才知道，这是毛泽东对付林彪暴露出来的一些异常动向而采取的一种措施手段。

哪知该反动电台竟然也播放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音乐曲调一样，但仔细一听，歌词却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篡改成什么：

“毛家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恶习八种坏脾气……”

有一段最后一句我记得是把“人民群众拥护又喜欢”篡改成什么“枪杆刺刀到处血淋淋”，弄得我们那些纯粹因为好玩、正在集体收听该台的知青们哭笑不得，大骂王明“瞎鸡巴扯”。

苏联红旗广播电台的水平实在太孬，王明的反华反共手段实在太糟，知青们根本看不起他，我们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

完全就是斯文扫地、泼妇骂街!

这就是我们当时在被窝里“偷听”的情景，然后逐步发展到在宿舍里集体公开收听的一个难以忘怀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实事求是讲，虽然我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们知青的政治立场丝毫没有过动摇，没有被苏联电台“策反”过去，知青们绝对是爱国者，且久经考验!

可以考验一万年!

后门兵

插队落户的下乡大军中有一些军队干部子女。

我们学校里就有许多。因为我们复兴中学是上海市重点学校，附近是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机关(后迁到宁波东钱湖，原址成为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还有几家空军和陆军的机关，以及部队的医院、军事代表处、研究机构等，因此历年来军队干部子弟许多都在我们学校就读。

他们中不少是我的知心好友，我们晚上经常不思回家，在学校里“干革命”。当毛泽东发出了号召，他们和别的学生一样，坚决响应。当时也是出于正义、激情和冲动，热血沸腾，学起了父兄的样子，打起了背包，背井离乡，奔赴边疆。

到了中苏边境农村，有的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志疆”、“卫疆”、“永疆”，赤诚之心令人感叹!

可农村的苦、农活的累，从小已经习惯了有秘书、警卫、保姆生活的干部子弟怎么受得了，写信叫苦连天。这便牵动了他们曾经出生入死、如今有些职权的老革命父母们的心。于是，这些父母们所在部队特招这些远在八千里外的子弟去当后门兵。

特殊年代的特殊事情，谁也奈何不了。可黑龙江黑河当地的武装部不干了：“你目中无人，征兵怎么可以不经过兵员动员机构呢!”

“你们这些下乡没几天的干部子弟，就想走后门当兵?”“不行!没门!户口不准迁!”

那时候部队可真不买你的账，你这地方武装部这点小权，我们还怕你不成!户口不要了，立马走人，人到部队另立户口!

就这样，我们大队的军队干部子弟一个不剩，全都走了，那时他们下乡不满一年。

全国这类情况一多，中央有关领导对此提出了批评，称走后门当兵这股风气不好，要批判。但是，更高领导人说，走后门的不一定是坏人，走前门的也不一定是好人。

嗨!那就延安、西安搞不清了，也就没有了下文。

还真奇怪，那些后门兵有不少最终的结局还没有十足下乡七八年、十来年知青的命好，有的早早退伍，有的早早下岗，有的干脆到国外去混了，太有成就的好像不多见。

就我公社1977年后靠本事考进大学的，或者原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后来“回炉”重修的，现在不少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了，有一个外交部前发言人、驻日大使，最近荣升外交部副部长的就是我们公社的上海的知青。

他们都没有显赫的出身，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极其普通的人，全凭自我努力、奋斗、拼搏。

所以，如今的“富二代”、“官二代”们如果没有吃苦、磨难的经历，靠父母的“奶水”是不可能幸福地支撑一辈子的，不会有大的出息的，甚至成为事业上垮掉的一代!

优越、特权与微卑、普通的对立统一由此可见一斑。

逃避艰苦和现实、投机取巧有时也真害人!

列车溜冰场

火车上有溜冰场，你相信吗?

那可是真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就是我们下乡东北的知青们创造的。

那时每到冬季，是黑龙江下乡知青大部队集中返沪的黄金季节。因为春华秋实、夏忙冬闲。冬季回家既有时间，又可带上丰盛的、上海奇缺的农村土特产。

那时上海这个大城市的物资、食物样样奇缺，什么都得凭票。一户一本工业品购货证，好几年才能买一双牛皮鞋!过年，金针木耳每户限购一小包!鸡、鸭之类甚至每户只能任选一样!

黑龙江盛产黄花菜，野生的，田野里满地都是，晒干了就是金针菜；十八里外的小兴安岭又盛产木耳，是全国木耳中的上品，带上个七斤八斤没有问题。

平时田野里的黄花菜，采下来晒干，一分钱都不花，许多知青带回家的就是自己采的，特别有风味。

但带得最多的是黑龙江的大豆，物美价廉。老乡送的、队里分的、自己买的，个个将旅行袋装得鼓鼓囊囊的，满是大豆的旅行袋可是死沉死沉的。

经过坐马车、挤汽车、爬火车等几番折腾，放在火车行李架上的旅行袋又经挤压，有的便撑裂了，“哗……”竹筒倒豆子的效应出现了。“一泻千里”!

于是弄得车厢里满地上黄灿灿的一片，待人走上去，一步一滑，个个都小心翼翼，活似个溜冰场。

这种场景，只有在这特殊的年代里，特殊的过程中才會出现!

真是千年难遇!千载难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