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星 郑红艳

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PUMC）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前身。“她是一所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按美国医学模式、由美国人主办的医学院和高级护士学校。”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最早为创办于1906年的“由美国公理会、长老会、伦敦布道会、美以美会、圣公会、伦敦医学会所合办”的北京协和医学校，民国四年（1915年）由上述各团体与罗氏驻华医社订立合同，改归罗氏驻华医社接办，即于是年七月一日实行全部转移，改称协和医科大学。民国十八年（1929年）遵照教育部新章，更名为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民国六年（1917年）曾设立医学预科，是为协和之始。1951年，协和为新中国新政府接管，由此协和过渡到新时期。“老协和”指的就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上述近代时期（1917－1951）。

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老协和，以其独特的精神品质和发展理念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科学发展的时代坐标，也成为近代医学留学教育发展的中心舞台。“老协和的留学生”是一个以老协和为中心的留学生群体，一部分是毕业于协和而后有留学生涯；另一部分虽非毕业于协和，但通过在协和工作学习而走上留学道路；再一部分是留学归国后在协和工作生活，施展其医学才华。

近代中国，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在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抗日战争中，老协和的留学生不甘人后，勇担历史责任，他们以中国红十字会为载体，通过其特有的心力与才华在战争中救伤葬亡，扶危纾难，在近代战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一、抗战初期的战地救护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以协和医学院为主体的一批留学生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自动地组织起来，进行各项必要的战争救护的准备和训练，准备随时投入到抗日的医疗救护工作中去。

1932年春，林可胜教授在协和医学院组建了军医官救护训练队（Medical Officer Training Corps，简称MOTC）。协和医学院全院本科一、二、三年级全体男生共40多人（四年级同学在医院和门诊部有临床实习任务）皆踊跃参加。“当时大家情绪极为高昂，训练中一丝不苟，充满着高度爱国主义精神”。救护队中的留学生包括：队长卢致德（老协和1929届），排长邓家栋（老协和1933届），其他还有1933级男生陈国桢、瞿承方、方先之、黄家驷、黄克维、李洪迥、汪绍训、吴瑞萍；1934级男生赵以成、周金黄、许英魁、黄祯祥、童村、汪凯熙、王季午、范日新等；1935级男生有宋杰、曹松年等；1936级男生有冯应琨、熊汝成、许天禄等。

救护队成立以后，全体队员开始了正规的军事训练生活。从战士的基本教练开始，进行了严格的制式教练、夜间教育、急行军、野营演习以及紧急集合、担架运送、战地伤员抢救、包扎、止血等技术训练。“实践证明，这是以后红会救护总队的一次小型预演”。

林可胜组建的这支军医官救护训练队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时期，“曾在古北口、喜峰口、多伦等地的战地医疗救护工作中，担负了艰巨任务”，后来“以这支林、卢为首的救护队，作为技术核心力量，成功地组成了我国八年抗战中的‘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总队及散布在包括解放区在内全国各地的十来个大队和几十个中队和小队”。在这个过程中，林可胜功勋卓著。

二、林可胜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在抗战救护中，林可胜是老协和留学生中的重要代表与灵魂人物。林可胜（Robert Khoseng Lim，1897－1969），祖籍福建海澄（今属福建龙海市），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林可胜的父亲为早期留英医学生，由于家学渊源，林可胜先后留学英美学习医学，后任老协和生理学教授，成为中国现代生理科学的奠基人。林可胜不但在生理学科的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更重要的是，虽然生长于异国，却难改赤子之心，始终关注着近代中国的荣辱安危。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危难关头，他“投身于抗日前线战地救护的组织、领导工作，舍生忘死、忍辱负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无私的贡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林可胜受命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从而引导积极投身于战争救护的留美医学生融入到以“博爱恤兵、扶危济困”为宗旨的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当中。从此留美医学生的抗战救护活动以红十字会为依托，更具规模性和行动效力。

在林可胜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史书及今人著述，经常称“救护总队”，多数情况指救护总队部而言，已约定俗成）于1938年春在汉口正式成立，林可胜是理所当然的总队长。救护总队是中国红十字会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它的成立翻开了抗战救护的新的一页。

救护总队的工作重点是在抗战前线救护战伤病员，因而救护总队的行动口号是“救死扶伤，博爱恤兵”。林可胜总队长为所有工作人员订下八条救护信条：一具丰富情感，二抱牺牲志愿，三本博爱襟怀，四献科学身手，五作精密准备，六求迅速效率，七保伤病安全，八增人类幸福。这些“行动口号”和“救护信条”鞭策、激励救护总队全体工作人员，忘我工作，用实际行动履行红十字会的人道天职。

救护总队成立后，因战事关系，先迁长沙，继迁祁阳，最后迁至贵阳图云关。在武汉时期，曾组建外科手术队多支，其中老协和的留学生“汪凯熙率领的第一外科手术队，负责陇海线一带医疗工作，曾驻郑州、洛阳、西安等地，后又调至长沙”，还有“张先林率领的第三外科手术队，在长江流域服务”。救护总队到达图云关后，下设1室4股，即总队长办公室、医务股、材料股、运输股和总务股。其中医务股是救护总队的主体，人数也最多，主任为留美医学生荣独山教授（老协和1929届），同时荣独山还兼任医务股下X光队的队长。救护总队“自迁图云关后，在林可胜的苦心经营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并成为全国抗战救护的中心。

救护总队于1938年春成立，于1946年5月撤销，其间“林可胜担任总队长的时间最长，救护总队的‘林可胜时期，实际上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最辉煌的时期”。救护总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杰出的业绩。“从1938年1月至1945年9月，救护概况，据统计，外科方面：手术119856人次，骨折复位35522人次，敷伤8784731人次；内科方面：住院人数2142997人，门诊军人2481685人，门诊平民2002996人，预防接种4632446人；其他：X光照相5631人，X光透视52798人，灭虱人数792148人次，灭虱物数3881176件，检验226593人次，特别营养934833人”。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以林可胜为首的一批留美医学生的努力與奋斗密不可分。

三、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

救护总队在抗战中“对部队的医疗救护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国抗战史上是空前创举，但其作用是暂时的，有其局限性”。为了实现军队救护和军队人才培养的自主化，从长远考虑，“有必要征调在职的原有医护人员，给以短期快速补充训练，以期他们的业务水平有所提高，满足当前的急需”。卫训总所应运而生。

卫训总所的前身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1938年6月由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创办于长沙，该所的任务是“分批予以战时医护防疫训练，并就地编组防疫大队分驻各战区，执行防疫工作，直隶于卫生署”。当时参与赞助设计的留学生有外科主任张先林（老协和1929届），护理科主任周美玉（老协和护校1930届）。

卫训所迁至图云关后，“由于客观需要和为了充分发挥红会各救护大队医护人员的作用，相继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建立了5个卫生训练分所（自有分所之设，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更名为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为了教学的需要，卫训总所和分所都成立了不同学组。学组主任悉由红会指导员兼任。其中卫训总所设学组18个，负责人和主要教官为老协和留学生者有：组织学组汪凯熙；外科学组张先林； X射线学组荣独山；护理学组周美玉；微生物学组教官林飞卿（老协和1932届）。为了配合教学，“林可胜还创办了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实习医院（1944年改称‘贵阳陆军医院，拥有病床200余张）”，作为卫训总所的实习基地。这样，图云关军医教育系统基本完备。

卫训总所虽由“军政部所管辖，但培训费用的大部分则由救护总队筹措，培训计划、教学管理等，均由救护总队统筹安排，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同时兼任卫训总所主任”。所以说，“卫训总所与救护总队名二实一，如把卫训总所视为救护总队的下属单位，虽然比较勉强，但亦无不可”。

卫训总所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医护人员培训基地，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由于“各卫训分所结业人数统计完全缺如，只有根据总所所记做出大致估计：军医、军护结业者大约4－5千人左右；各种技术人员，如检验员、X射线技术员、环境卫生工程技术员和卫生员等约4－5百人”。

老协和孕育和培养了大量关乎近代中国现代医学发展路向的医学留学人才，同时也为一大批医学留学生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平台。老协和的留学生本人道之宗旨，擎“医学救国”之口号，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激流当中为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值得永志铭记。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