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

通州位于北京东南，距城区仅十多公里，是京城东部交通的枢纽和重要门户。

最早在通州开展反清活动的革命志士王治增（1853-1912），字如川，回族，通州张家湾人。他幼年受教于伯父，以字写得好，做了某州县巡检司的誊录，并升任巡检，后还乡教授生徒。他研读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痛恨清廷专制统治，曾开设讲习所，办理阅报社，宣传民主进步思想。

1907，王治增与同盟会员丁东第相呼应，加入振武会，后发展为铁血会，担任副部长，逐步成为共和会、同盟会的骨干分子。在他的影响下，杨兆林、王斌、朱永、纪成海，及其三个儿子王丕显、王丕谟、王丕承都加入了共和会。当时，通州共和会支部的领导机关就设在王治增家中。

另一名通州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人蔡德辰（1893 -1912），又名振民，湖北蕲春人，幼随父读，稍长去武昌，曾从美国传教士习英文。以后到北京求学，入鼓楼西豫文中学，开始参与反清活动。

1910年，蔡德辰与革命党人钱铁如、罗明典等人在北京建立共和会北京分会，加紧与各地革命党人的联系。1911年春，他转至通州华北协和书院学习，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秘密组建了共和会通州支部，担任支部长。

据书院四川籍学生杨学羔回忆当时的蔡德辰：“……辛亥年春，升入书院深造。他就向书院师生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因为他的介绍，书院一部分师生就与北京国风报社社员田桐、白逾桓、杨时杰取得联系，有文字的交往。该社每日赠送书院报一份，最为书院师生所欢迎。书院师生既受到如上所说的诸般影响，对清廷极端的不满，而蔡德辰的为人，一向又为书院师生所敬爱。因此，武昌起义后，他就无形地被拥戴为领导书院师生革命的领袖。”（杨学羔：《华北协和书院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43-444页）

一、策反毅军

在蔡德辰等人领导下，通州日益成为北京近郊革命活动的基地。武昌起义后，北方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曾接连受挫，书院进步师生认为失败原因在于起义部队驻扎滦州、石家庄，距北京较远，不能朝发夕至，乘虚入京，坐失良机。如果能策反驻通州的毅军起义，当可迅速攻入京城，威逼清廷。在通州举事，“因得地利之宜，坐言立行，顷刻可至，胜利果实，可以杯酒犹温而得。”于是，大家决定加紧策反驻扎通州的毅军起义。

当时驻守通州的是毅军7个旧式营，由北洋陆军元老、古北口提督兼武卫左军总统姜桂题所管辖。毅军营房位于通州城内南仓，距书院仅4里，由于华北协和书院院长高厚德与姜桂题相识，因而驻通州毅军官兵也与书院学生时有交往。于是，蔡德辰等人利用这种联系，暗中在毅军官兵中进行革命宣传，引导不少官兵转向革命，其中富有正义感、思想进步的教习张雅堂、军药局医官雷竹村等先后加入共和会，使革命党人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杨学羔回忆：“书院师生利用驻通毅军与书院有友谊这个良好条件，就积极地活动起来，举蔡德辰为总代表，向当地毅军进行工作。不久，就將七个营中实力最强、为姜最亲信的统领陈某等的四个营运动成功，连姜的一个亲侄儿和一个外甥也都在内。他们都赞成起义，推倒清廷……”（同前，第444-445页）

1911年12月2日，通州革命党人代表蔡德辰、王丕承、张雅堂到天津参加共和会代表会议。会议确定在北京、天津、保定、滦州、通州、石家庄等地联合发动起义的部署，并组建各地起义军司令部。其中通州司令部的总司令为蔡德辰，王丕承等5人担任指挥。

1911年12月24日，胡鄂公召集通州军队代表在王治增家会商准备起义事宜，参加会议的有蔡德辰、王丕承、张雅堂、徐云谷、黄之萌、万谷生、陈东阁、李肃斋、陈金堂、卢竹村、谢魁武、马鼎轩、刘皋甫、姜乾一、刘学丝、王得胜、潘孝初、沈寿山、沈桂臣、杨寿臣、袁广振、孙寅昶、朱登瀛等20余人。会议决定加紧各部队革命党人的联络，待武昌军政府汇款到津时，立即在北京、天津、保定、滦州、通州同时举义。

滦州起义爆发后，蔡德辰、钱铁如、吴若龙等人认为时机已到，曾计划立即发动通州起义，配合滦州义军进攻北京。据胡鄂公记述大致安排是：“届时，拟以吴若龙、蔡德辰、黄之萌、武子展、王丕承、张雅堂、徐云谷、万谷生、谢练伯等率领通州西仓、南关、东关、北关、大操场等地毅军，与毅军退伍士兵三百余人所组之敢死队，于午夜自通州向北京进攻，以与李尧衢、罗明典、邝摩汉、王振汉、张先之、林伯衡等所督率之南苑毅军，按时到京会合于永定门，直趋东城外交部以包围内阁官署。邱寿林、杨禹昌、周敬孚、刘竹坡等指挥西直门外禁卫军第四标攻入西直门，以进攻西华门。钱铁如、覃秉清、张先培、罗定文、李孔支发动内外城毅军与珠巢寺车夫千人与之会合后以环攻禁城大内，而刘仙洲、许润民、王荣九、刘新茹、赵海涛、程芝田等则联合西关路警东关驻军千人，以遥应于保定，此其布置大略也。”（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载《辛亥革命》，（六），第308页）

但是，北方革命协会领导人胡鄂公南下筹款未果，经费不足，又闻滦州起义已失败，通州起义暂时改期再议。

据杨学羔回忆：……议定由总代表请武昌军政府先发军饷两个月，以资接济，饷到，即行举事。军政府电允于九月底（11月中旬）将饷发到。乃决定由统领陈某和姜侄、姜甥等逼迫姜桂题起义，于十月初一日（11月21日）夜，率兵潜行到北京，威逼清廷逊位。书院全体师生也分别担任临时职务，随军指导或辅助一切。不意正当武汉军事紧急之际，军政府筹饷不易，经派代表张天雨（字耿光，学生，保定人）到府坐催，也未如期发到。改期十月初七日（11月27日），又未发到。再改期十月十五日（12月5日），仍未发到。以致有部分赞成的军官，到这时就不赞成了。他们说：“事不过三，三次改期，饷都未能发，终是不发了，简直是个骗局。”于是就有人向姜告密。（同前，第445页）

二、惨遭镇压

1月14日，北方革命党的重要领导者汪精卫特派亲信余临江赶到通州张家湾王治增家面见蔡德辰，声称奉汪精卫之命调查革命机关工作，再三强调正值南北议和停战时期，切勿轻举妄动。蔡德辰据理力争，驳斥余的观点，致使“两不相协，遂至用武”。随后，余临江败兴离开张家湾。

同日，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得到密报称：北方革命党团，有共和会、铁血会、光复会、急进会……成立北方协会。最近在通州、南苑、齐化门、阜成门一带毅军驻地活动……秘密机关设在张家湾铁血会头目王治增家，今又有余临江来报“明天就要举义”。袁闻讯大惊，当即下令毅军出动镇压。

1月15日凌晨，毅军第十二营管带马松图率领马队两百余骑，突然包围了张家湾花园府胡同王治增的家，鸣枪示警，蔡德辰等奋力反抗。最终，清兵抓捕了蔡德辰、王治增、王丕承、杨兆林、张文炳、雷茂林等6人，并押至毅军提督府。敌人还从王家搜走器械、旗帜多种，家中什物也被劫掠一空。王斌当时也在场，受伤昏倒，未被敌人抓走。

事后，姜桂题跑到华北书院厉声训斥院长美国人高厚德说：我对你们洋人，一向恭敬，殊不知你们不识抬举，反而教人民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教学生闹革命造反，叛逆皇上，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情。你们书院的师生运动我的部下造反，要推倒朝廷，闹得我的脑袋都要保不住了，真是可恶。老奸巨猾的姜桂题曾提出由高厚德作保，将蔡德辰领回去，自行处理。高厚德不敢保证蔡德辰不再领导学生闹革命。

1月17日，敌人将蔡德辰、王治增、王丕承、杨兆林、张文炳、雷茂林等6人，押赴通州东关外土坝刑场。

临刑前，年仅19岁的蔡德辰对围观的群众说道：“我为同胞自由幸福而死，诸君如以我死得其所，请为我叫一声好！”顿时，群众中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蔡德辰生前曾与同邑某女士相识，她也是通州华北协和书院学生，“二人情好甚笃，遂订婚约。武昌起义，德辰当送女士至其京寓，及抵女家，德辰出悔约书以示绝，女士知德辰许身革命，亦不相强。及闻德辰死，竟矢志不嫁。”（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烈士传》，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3辑，第165-166页）

为纪念蔡德辰，书院师生于1912年4月在校园内建立起蔡德辰烈士墓碑，并在图书馆内挂起蔡德辰的遗像。

56岁的王治增视死如归，从容地对群众说：“清运既终，天命不再，吾事虽败，将必有继吾起而成其功者，则吾死犹生，可无恨也！”人们听了莫不痛惜。王治增的三子王丕承，字叔平，北京艺徒学堂肄业生，聪敏好学，思想新颖，随父革命，奔走京畿各地，担任联络工作，受刑前大义凛然，亢喉高歌。

1992年通州博物馆举行隆重仪式，收藏王治增家属捐赠的烈士遗物。

同时遇难的烈士还有：杨兆林，字敬一，通州普济闸人，王治增内侄，为人富胆魄，深蒙铁血会骨干丁东第赏识。

张文炳，字雅堂，原籍浙江，寄居北京。为人器识深渊，胆略绝伦，在铁血会负责运输枪械工作。他担任毅军教习，“军中有志之士，受雅堂影响者，多加入革命。”张牺牲后，“军中官佐士兵，受雅堂教育者，抚雅堂尸而哭。毅军当局，惧因此激发变乱，乃于通州郊外为雅堂營新塚，树丰碑墓前”。 （同前，第167页）

雷茂林，字竹村，安徽亳州人，身为毅军军医，尚义气，重言行，颇有学问，深受他人尊重。

另一位烈士王斌，字子嘉，通州东关人，为人干练，性豪迈，自费游说通州、三河、香河、蓟县各地，“彼时经其引入之同志约千余人”。当他听说蔡德辰等6人被捕遇害后，于次日毅然身入敌营，愿与战友共赴难，遂于19日在通州东关外土坝刑场英勇就义。（耿宝珍：《通州辛亥革命及七烈士》，载杜宏谋主编：《古韵通州》，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295页）

通州起义失败后，协和书院于1912年1月21日被清廷强令解散，将学生遣送回籍。惟有川籍学生杨学羔和无家可归的学生耿志清、陈保安等三人暂住书院，为蔡德辰烈士守墓。

杨学羔回忆：“……书院图书馆所订阅的一些报刊，现在仅有他们三人来阅读。他们每日将报上所载各省独立、革命胜利的一些好消息，择抄誊写油印出来，邮寄给那些家居的同学，以慰他们对革命事业殷切的关念，并加强他们对革命必将迅速成功的信心。在乡同学也可借此得些资料好在农村做基层的宣传工作。他们又常撰稿投寄北京《国风报》发表，鼓吹革命，或讽刺清廷。如此者一个多月。至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们于京津各报见到头一天清廷所颁的逊位诏书，他们就以为革命真正地成功了，真是兴高采烈，欢喜的连觉都睡不着。于是星夜里将诏书誊写油印出来。次日清晨，即邮寄给在乡村的同学。”（杨学羔：《华北协和书院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48页）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