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谈文风与话风

王蒙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撰文说，我们要讲究文风话风，不是为了形式上的漂亮与红火，而是为了最真诚准确地表达我们的思想观念。话语文字有了个性，才有了最真诚、最动人的共性，才能发挥凝聚人心、推动事业的作用。顺便说一下，一些重要的场合，认真准备文稿，做到一丝不苟、一字一标点无差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我们的责任心的表现。但在另一些联欢活动、学术活动、团聚活动乃至学生活动、少年儿童活动中，也都把讲话稿、把主持词写出来，到处是秘书腔调、公文风格，或不伦不类的媒体腔调、推销腔调、港台腔调……实在不是好办法。让我们提倡一种更亲切、更纯朴、更简练、更活泼也更真实的会风、文风、话风吧。这对于达到构建创新型社会创新型政党也是颇有意义的。

张抗抗认为作家不应满足一般化写作

张抗抗在《中华读书报》上说：作家如何才能在浩如烟海的图书大潮中留下不可替代的位置？30年来当代文学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成就相当巨大，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还有日渐成熟的创作队伍，都已经建立了一个宽大雄厚的底座。底座越大，顶端将会越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理由期待文学金字塔尖的出现。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不应当再满足一般化的写作，而要把创作长篇小说的高端产品，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例如张炜的《你在高原》，就是一部有理想的大作品。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前后写作修改历时十年，不达到作者自己满意的程度绝不轻易抛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不同于工匠式的雕琢。语言是工具，用以承载和表达内容。缺乏真知灼见的语言，过分在意文学技巧的炫耀，把语言和文体作为唯一的标准，而摒弃了作品的思想内涵，缺乏批判的力度，那么，即使是一部看似完美无缺的作品，却仍然不可能是大作品。

贾平凹为辞宴发表“辞宴书”

贾平凹在《中华文学选刊》上发表“辞宴书”曰——今晚粤菜馆的饭局我就不去了。在座的有那么多领导和大款，若去了，他们西装革履我一身休闲，他们坐小车我骑自行车，他们提手机我背个挎包，于我觉得寒酸，于人家又觉得我不合群，这饭就吃得不自在了。要吃饭和熟人吃着香，爱吃的多吃，不爱吃的少吃，可以打嗝儿，可以放屁，可以说趣话骂娘，和生人能这样吗？和领导能这样吗？知道的能原谅我是懒散惯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对人家不恭，为吃一顿饭惹出许多事情来，这样犯不着了。酒席上谁是上座，谁是次座，那是不能乱了秩序的，且常常上座的领导到得最迟，菜端上来得等他到来方能开席，我已经半年未吃海鲜之类，见那龙虾海蟹就急不可耐。即使开席，你知道我向来吃速快，吃相难看，只顾闷头吃下去，若顺我意，让满座难堪，也丢了文人的斯文，若强制自己，为吃一顿饭强制自己，这又是为什么来着？席间敬酒，先敬谁，后敬谁，顺序不能乱，谁也不得漏，我又怎么记得住哪一位是政府人，哪一位是党里人？而且又要说敬酒词，我生来口讷，说得体我不会，说不得体又落个傲慢。敬领导要起立，一人敬全席起立，我腿有疾，几十次起来坐下又起来我难以支持。我又不善笑，那笑就像皮笑肉不笑，就要冷落席上的气氛。更为难的是我自患病后已戒了酒，若领导让我喝，我不喝扫他的兴，喝了又得伤我身子，即使是你事先在我杯中盛白水，一旦发现，那就全没了意义。官场的事我不懂，写文章又常惹领导不满，席间人家若指导起文学上的事，我该不该掏支笔来记录？该不该和他辩论？说是不是，说不是也不是，我这般年纪了，在外随便惯了，在家也充大惯了，让我一副奴相去逢迎，百般殷勤做媚态，一时半会儿难以学会。而你设一局饭，花销几千，忙活数日，图的是皆大欢喜，若让我去尴尬了人家，这饭局就白设了，我怎么对得住朋友？

铁凝说作家要警惕“文学花盆”

铁凝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说，从前我一直以为，卖花的人因了常年和花朵、植物在一起，面容应该是从容而有生气的，性情也多半会诚朴、安静。但是我在很多时候遇到的卖花人并非如此。他们急躁、冷漠、不诚实。面对你感兴趣的一盆花朵或绿叶植物，茉莉花、君子兰或者龟背竹、巴西树，他们不耐烦向你介绍这些花朵树木的脾气秉性，只急于让那些花出售。当你再三追问该如何养护即将买回家去的花朵，比如浇水的间隔时间，还有哪些花喜欢日照，哪些花喜欢阴凉等等，他们的回答则经常含混不清，他们会应付、甚至打发你似的说，怎么养都行，怎么浇水都行。他们忙着往君子兰肥厚的叶片上涂亮光油，又拿起喷壶往名为龙血的树上喷洒叶绿素，接着再给茶花和“仙客来”的盆子里施一点花朵鲜艳剂。经过化学喂养的花朵们果然精神非凡，伸着脖子摇晃着油汪汪的头，呈现出某种突击出来的不自然的亢奋——宛若刚刚吸食过摇头丸之类。如果把文学比做花朵和植物，那么作家是种花人呢，还是像我前边描述过的卖花人？有些作家，每天繁忙地鼓捣着文学“花盆”，却并不爱花，甚至对它急躁、冷漠、不诚实。当作家不断用“文学花盆”打发读者时，文学首先会向作家说再见，接着作家将会被社会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