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曙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自唐代文选学兴起，一千多年来，历代文选学研究者都力图勾勒、描绘出一部连续、完整的文选学史。随着新的文选学文献不断出现，特别是到近现代，一些珍贵的写本（如敦煌本《文选》）、抄本（如《唐钞文选集注》）、刻本（北宋天圣监本、奎章阁本、陈八郎本《文选》）等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时，这种努力益发迫切，似乎也更有实现的可能。事实上，昭明太子萧统编定的《文选》最早的版本在唐代已荡然无存，它是在众人的传抄中得以延续的。目前所存的文选学文献，也只是曾经出现过的此类文献中的一部分，甚至仅仅是冰山之一角。

文献之不足征，注定只能书写出断裂的历史。由于有偏向的价值确认，在目前的文选学史中，与葛兆光所言一般思想史相类似的一般文选学史基本上没有一席之地。传统的文选学史主要关注《文选》的版本、注释、校勘、评论等内容，其流布范围也多局限于相对广大《文选》阅读者人数少得多的研究者，即使其部分成果可能体现在刊刻的《文选》中，大多数读者恐怕也难以领会到其中的苦心孤诣。一般文选学史则在意各个时代最普遍的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文选》的情形，审视《文选》是以何种方式在一般知识人中传播、他们学习《文选》的目的何在、他们见到的是什么样的《文选》以及他们对《文选》的认知程度。在知识考古的语境中，“考古学是一项比较分析，它不是用来缩减话语的多样性和勾画那个将话语总体化的一致性，它的目的是将它们的多样性分配在不同的形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