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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中国古代思想分水岭

2011-11-21夏立君

散文百家 2011年4期
关键词:始皇赵高韩非

●夏立君

李斯:中国古代思想分水岭

●夏立君

1

短命的秦王朝是中国古代史一道最根本的分水岭。它把一切都分开了,它甚至能区分开古人的表情。孔子、孟子、庄子、老子、荀子等先秦人物,在我们的想象里,他们的形象总是或敦厚或幽默或黠慧,他们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他们的作品就证明他们是棱角分明生动可爱的;而董仲舒、朱熹、二程、张载等秦后人物,你是不是很难从中想象出一张生动可爱的脸来?他们一代一代只干一件事:把别人嚼过的馍再嚼一遍。

这两列人物中间,站着一个难以忽视的人物:李斯。李斯是何表情?想象中应该是这样的:算计的、紧张的、洞察的、不苟言笑的,总之,是一个刀笔吏的、阴谋家的表情。

李斯,一个把自己卖了大价钱的人,一个敢下赌注的人,一个最终输得净光的人,一个反文化的文人,一个反对一切思想的思想者,他一个人就形成了一道中国古代思想的分水岭。李斯之前,思想者顶着自己的脑袋生动地奔波于途;李斯之后,思想者的脑袋里就安装上了固定程序,有了嘟哝一下就管用的紧箍咒。

擅长以深情史笔作无情批判的司马迁,面对李斯这个独特文人时,其深情与无情似都达于极致。《史记·李斯列传》开篇就让李斯认真严肃地面对处境不同的老鼠: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老鼠真可称为李斯的“励志鼠”啊!——老鼠,老鼠,李斯的身上从此就散发出强烈的老鼠味道。处境不同的老鼠促使李斯对人生命运作了极为现实功利的思考,从此走上了一条为谋求高位不择手段的道路——他羡慕那官仓鼠,梦想成为光荣的官仓鼠。

李斯的处世哲学可称之为“老鼠哲学”。

2

李斯是幸运的,他遇到了那个时代真正的大师——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思想家荀卿。荀卿以孔子思想继承者自居,但反对孟子性善说,提出性恶说,即承认人性在本质是恶的。因此,他在孔孟仁义之外,对“礼”这一范畴作出重新阐释,主张经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及强制,化恶为善。李斯就是在性恶论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政治明星,只是他显然弄丢了老师荀卿最宝贵的某种东西。

李斯向荀卿学习帝王之术——即牧民之术、统驭天下之术,然后离别故乡楚国西入强秦。入秦后又谄事炙手可热的权臣吕不韦。他辞别老师荀卿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什么耻辱比贫贱的耻辱更大,身处贫贱却不思摆脱如同禽兽。”李斯走了,荀卿数日寝食难安,他感到这个弟子的野心太活跃了,他对李斯有一种前途未卜的忧虑。他的忧虑是有深刻原因的。荀卿的思想路径是承认恶而导向善,而汲汲于利的弟子似乎太容易承认恶而导向恶了。

战国末期,国家和个人全都呈现出一副汲汲于利的焦虑姿态。荀卿的两个天才弟子李斯和韩非,后来都死于非命。他们不愧为同窗,思维轨迹甚至性格都有一致性,都是性恶论的过于聪明的信徒。从韩非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平安度过一生压根儿就不太指望,李斯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荀、李、韩师徒三人文章的共同点,可以说是论题鲜明,说理透辟,富于激情。只是两个弟子的文章少了些浑厚,更趋于峻急峭薄,干脆犀利,也更加实用功利。荀卿是略带法家色彩的儒家,其弟子则是完全实用主义的法家了。韩非是韩国公子,大约是见识了太多的上流社会的丑恶,相信人只有逐利之念,人与人之间只有“算计之心”。韩非对那个时代人性的判断可能基本是对的,但照他的学说去实践却只能是灾难性的。韩非学说呈现强烈的阴谋色彩,有两点尤其备受后世指责:一是君主要有阴险刻酷的御下之术;二是君主有权无限纵欲。李斯在末日将临,于困境中痛苦挣扎之时,就用韩非的这一学说讨好二世胡亥。李斯思想的系统性不如韩非,他对韩非学说口服心服,不唯经常引用,还身体力行。狐疑、尖锐、刻薄,可以说是韩李性格的共同点。“故明主之君,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五蠹》)。你听这声气口吻,与后来李斯劝始皇焚书的口气何其相似。悖谬效果出来了:李斯越是认真地实践韩非学说,就越不能容下韩非这个人。韩非也到了秦国,昔日的同学成了同事,两人很快势同水火。韩非最终被迫喝下李斯派人送来的毒药自尽。这是司马迁的“李斯妒杀韩非说”。对此历来多有争议。我宁愿相信,在秦统一前夕,意气风发的李斯不至于因妒忌就杀他所佩服的同学,李斯并非韩非命运的第一决定人,即便是,当时尚有“国际社会”,他完全可以放老同学一条生路,让韩非离开秦国,李斯的心灵里并不是一开始就没有阳光的。但不管韩非死因为何,可以肯定,他们是很难长久和平共处的。孔孟游说四方,心系天下,超越一己私利,有艰难,却无凶险。韩、李特别是李斯,思想行动带有强烈的个人功利意识,人生便时时如履薄冰了。提倡性善,性未必能善;认可性恶,若无制恶的相应路径,则性必定恶,且恶必定膨胀。荀卿是设计了路径的,却被一心逐利的学生弄丢了。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不只现代如此,古代也如此啊。荀卿因这两个刻薄又能折腾的学生而饱受后世诟病。

3

李斯不是庸才,在波诡云谲的战国时期,在危机四伏的秦王朝,他用其智术,骋其雄辩,奋斗二十余年,辅佐赢政完成统一大业,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青年时代的梦想化为现实,他所恐惧的卑贱之位被摆脱,他终于成了一只“官仓鼠”。他的儿子们都有官做,且皆娶公主,他的女儿们则都嫁给了秦诸公子,真可谓极人臣之尊。应当说,李斯面对权势者虽有奶就是娘,但谋取高位的途径仍是有尊严的,他毕竟是出色的政治家,他毕竟为秦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此后,他为保住尊严高位却用尽了极不尊严的手段。

李斯一反统一前上《谏逐客书》时为自己也为其他士人张目的伟岸姿态,在《上始皇书》中说道:“今陛下并有天下……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不去,黥为城旦。”他唯恐始皇“焚书坑儒”不够彻底,再一次上书道:“……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不举者与同罪。”靠士人身份敲开宝贵大门的李斯率先向士人向知识向文化开刀,比暴君自己想得更周到也更刻酷。正是知识分子李斯直接促成了始皇“焚书”之举。至此,官仓鼠李斯已完成了精神自宫,成为一“精神太监”,一个货真价实的刀笔吏。他曾有的建设性丧失殆尽,作为暴政自觉的帮凶,只知去斫杀良知。

焚书第二年始有“坑儒”,坑儒实为坑术士,四百六十多位术士被集体活埋。《史记·儒林列传》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儒没有被集体坑杀,但以其他方式杀儒应当并不罕见。“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仅从刀笔吏这一句杀气腾腾的话就可判断,那时杀儒应是平常事,“焚书坑儒”成为定论,实为后世对秦朝、秦始皇、李斯的道德批判。

昔日需要李斯仰视的一切,除了皇帝,其他都变成可以俯视的了。都是荀卿曾告诫他“物禁太盛”,在尽情享受宝贵尊荣之时,想起这句话来,不免也有些心惊。但在平坦大道上狂奔的车马,是不容易意识到前方有悬崖的。始皇巡幸梁山宫,恰巧从山上看见李斯在众多车马的簇拥下从山脚经过,心中不悦。宫中有人打小报告给李斯,李斯立即减少了车马的数量,自然又有人向始皇打小报告,始皇追查泄密者,查来查去无结果,便杀掉了当时所有在场的近侍。李斯得知这一事件后想必会吓出一身冷汗,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大约更强烈了。

官仓鼠再肥再大也是鼠,而暴君是猫。暴君有权把你养在官仓,也有权把你扔进厕所乃至扔进屠宰场。世上本来就不会有永远高枕无忧的官仓鼠。

4

公元前209年(始皇37年),始皇死于巡游途中。时长子扶苏随大将蒙恬督军在外。始皇死前遗令扶苏回咸阳参与主持葬仪,也即确定扶苏为继承人。赵高却另有打算:杀扶苏,立胡亥。赵高将这一戳破天的大阴谋向李斯和盘托出,逼李斯表态。作为新兴大帝国的丞相,李斯太清楚这种选择对帝国对天下对他个人有多么凶险了。他有过挣扎抗议,但贪恋禄位的李斯已无力摆脱赵高的控制,赵高总是能够捏紧他的软肋。赵高对李斯说:扶苏更依赖倚重你,还是更依赖倚重大将蒙恬?赵高又说:借此千载难逢良机,我能开创“君听臣之计”的新局面!一再堕落的李斯彻底屈服了。

李斯、赵高、胡亥三人以恶相济,致有“沙丘之阴谋”,矫诏杀扶苏,立胡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王朝立即陷入大阴谋所造成的腥风血雨里。始皇是一个不乏伟大韬略的暴君。二世胡亥则只有流氓的跋扈与禽兽般的贪欲。他对赵高说:“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好,穷心志之所乐,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于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赵高献计道:“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致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贪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亲信者近之。……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于是杀大臣于朝廷内外,灭十二公子于咸阳,肢解十公主于杜,血光冲天,惨绝人寰。专制依赖阴谋,阴谋强化专制。二世的政权是靠暴力加阴谋取得,其无人性必然更加登峰造极。

李斯明白自己的处境更加险恶了。但他从无退却的准备,他实际上已断绝了自己的退路,他只有继续滑入无人格的深渊,大火烧起来了,他就是点火者之一,他只好火上浇油。这个不乏智慧的人,这个为秦王朝创制一系列法令制度并予以推行的纵横捭阖的政治家,现在不得不把自己降低到宦官赵高的水平,同赵高展开了面向胡亥的卖身求荣的比赛。李斯上书胡亥:“……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死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是故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灭仁义之涂(途),掩驰说之口,因烈士之行……”这是韩非常说的翻版。最后三句的意思是:这样之后才能堵塞仁义之人的道路,封住游说之士的口,限制节烈之士的影响。文人李斯自己纵人性之恶已达此极端,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君主要纵恶何劳你劝说呢?杀掉你都像捻死一只蚂蚁。当此处境,李斯黔驴技穷。李斯为了保全自己,可耻地将他人当作诱饵抛给嗜血的毒蛇。他已经比赵高更是小人,更卑鄙,他的生存陷入了彻底的黑暗的深渊,灵魂里一丝光亮也不存在了。

赵高、李斯、胡亥结成暂时的同盟,共同实施将社会上仅有的良知斩尽杀绝的策略。可是李斯与赵高的生死搏斗同时也在进行。他们一同供养着暴君,又不失时机地向暴君进对方的谗言,必欲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体制不但不能抑恶扬善,反而极力扬恶抑善了。李斯、赵高、胡亥三人竞赛般焕发倾泻出人性之恶。人人以阴毒险诈为能,生存之所已化为地狱。现代哲人有“他人即地狱”之说,李斯们则可称为“人人皆地狱”。

荀卿具有思想家的开阔和仁厚。韩非学说虽已流于刻薄,但止于理论,黑厚之事他干不来。李斯以笔为刀,大动干戈,企图以恶制恶,恶却越制越多,他不知道,自己心灵深处的恶正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奴隶主,李斯则成为向奴隶主完全屈服的奴才。秦朝是一个刻薄的王朝,不止虐天下,连皇子皇孙都刻薄光了。《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这个刻薄的商鞅,对秦国崛起于诸侯,起了极大作用。靠刻薄起家的王朝,却难以靠刻薄延续国祚。这个取消一切文化、一切温暖、人性无所依归、源头和去向都不清楚的庞大黑暗帝国,在无任何“软件”支持的情况下,靠刀剑强撑着僵硬的躯体,跌跌撞撞地迅速走向灭亡。在帝国灭亡之前,为缔造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斯,早就没有归宿了。一个做人不必立品,处世不讲温情,一个没有人能将其作为归宿的帝国,其灭亡是必然的。不论个人、团体,还是国家,如想以刻薄立世,可要考虑其风险啊。

李斯和赵高这两只官仓鼠打得不可开交,“猫”看来看去,扑向了李斯——在弱智的暴君眼里,毕竟没有什么知识的宦官比有知识的李斯更加可靠些。这也是历史上所有专制魔王的共同思路——渴望忠诚,仇视智慧。

李斯这个机会主义分子,没有任何机会了。

二世二年(208年)十月,李斯被判犯有“谋反大逆”罪,遍受五刑(黥、刖、笞、斩首、碎尸),夷灭三族。他和他的儿孙亲人们排成一长串向咸阳市的行刑地走去。现在,李斯看到的只能是“地狱之光”。司马迁这样写道:“(斯)顾谓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这就是司马迁史家笔法的无情和文学笔法的有情。

无情的国家机器是他新手参与制造的,无情的对手是他培养的,他死于这架机器,一如后世的“请君入瓮”。他正是自己人生悲剧的导演,不自觉的导演。

李斯死后一个月,赵高就在宫中当着胡亥的面导演了指鹿为马这一著名“游戏”。“游戏”导演得很成功,赵高从中获得了对权力对生存的极端自信,他以为从此一切“游戏规则”都要自我手中出了,他以为他已成为一个进入自觉境界的“导演”了。不久,赵高逼杀胡亥。可是,很快,子婴杀赵高,并夷其三族。历史惊人的相似!又是一个“请君入瓮”。李斯赵高们把体制变成了一个无情的角斗场,却相信自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一架没有温度的机器,绝不会单单对你含情脉脉的。

5

《李斯列传》是《史记》中最惊心动魄的篇章之一,司马迁复杂的悲情丝丝缕缕缠绕其间。司马迁是以一个肉体上被阉割者的身份去塑造一个精神上被阉割者的。司马迁因宫刑而激起耻辱感的狂潮。司马迁握笔时,大约老是能感到裤裆的空空荡荡,正是耻辱感使他实现了精神的崇高。自我阉割者李斯却从未获得过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李斯一生有四叹:面对老鼠严肃一叹,贵为丞相忧患一叹,篡改遗诏无奈一叹,身受五刑绝望一叹。李斯奋斗一生,却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李斯的人生轨迹可作如下勾勒:羡慕官仓鼠——不择手段成为官仓鼠——更加不择手段捍卫官仓鼠——官仓鼠死于官仓。

李斯的“老鼠哲学”可作如下拓展思维:1,做老鼠就要做官仓鼠那样光荣的老鼠;2,要升迁为光荣的官仓鼠,需下死功夫;3,官仓鼠的光荣来之不易,要发挥全部聪明才智为保位而斗争……

李斯被后世评价为秦朝唯一的文学家和唯一的书法家。这是多么高的荣誉啊。一个天才,却让心灵成为“鼠窝”。我在此文中一直在批判李斯,同时我又觉得不应对李斯如此无情。冠冕堂皇的我们,谁敢说自己心灵深处绝无“李斯鼠”的影子?李斯之所以成为李斯,时代与体制应当是决定性的因素。李斯死了,“老鼠”却活着。老鼠有惊人的繁殖力,李斯的“老鼠”早已化身千亿,或潜伏或横行。在专制体制的需求和保护下,“老鼠们”总能找到庇护所或高位。如果不是这样,就难以解释为何自秦汉至清朝,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就再也没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再也没有开宗立派顶天立地的思想者。

李斯以他的“老鼠哲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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