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苏

男小林和女小林

张小苏

1

有两个叫小林的，年轻时是我的好朋友，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他们与我关系密切，但他俩并不熟悉，只是彼此知道。可见我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完全是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十多年间，他们在我身边，但我们从没有共同吃过一顿饭。在一起吃的，仅仅是我和男小林或我和女小林。这两个小林却是从不搭界。我与他们都是合作关系，伙伴关系，也算紧密，但不知为何，却从来没三人一起办过任何事。我和男小林在一起的时候，接到女小林的电话，男小林会说，这女的怎么这么能说，没完没了？我和女小林在一起的时候，也接到男小林的电话，女小林会讥讽：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计划？

这两人隔着我，好像总是冷冷的。有一回女小林遇了个什么难办的事，我觉得男小林能帮她，便建议女小林打电话给男小林，女小林打电话前还专门说了一句：那我可就打了你的旗号啦！

岂料不久女小林告我，男小林根本没帮她，把怨气全发到我头上：还说有如你的亲兄弟呢？哼！

我才明白，朋友的朋友并不一定是朋友。

倒是男小林后来有件什么麻烦事，我让他找女小林，女小林不计前嫌，上蹿下跳，费了好大力气，最终竟也没办成。

男小林对我说，女小林办事的热情是有的，但办法不对。意思是换了他在她的位置，这事就办成了。然而女小林却说，有男小林那样的吗？最关键的时候来了个撤火。

我很奇怪，这两个在我这儿都很顺溜，很好处，许多事都能想到一块儿的朋友，怎么就这么合不来？

有一天我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休息，一不小心，把车钥匙锁在车里了。绝望中给两个小林都打了电话，问他们该怎么办？他俩都在距离我200公里之外的地方，男小林说，把右边的玻璃砸了。

女小林则问，备份钥匙在哪儿？我说在家里。她说，我取了给你送去。

当时已经是下午4点，女小林不仅不认识路，对里程也缺乏概念，但我一昏头，就同意了。甚至觉得女小林究竟够意思，而且细心。于是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联系好取钥匙的事。

等到我坐在服务区苦等，才意识到男小林是对的，晚饭时分一分钱都没有，看着旁边餐厅开着饭也没钱买。又过了一阵，冷上来了，山沟里太阳一落，温度就大降，眼看我的毛衣、外套，都好好地扔在车里，却不得不穿着单衣哆嗦着。服务区有家车行，他们来看了几次，试着用了各种办法开门，最后夸着车锁走了。我问他们能不能帮我砸玻璃，他们说但有别的办法最好不砸，我想女小林反正已经上了路，如果砸了玻璃走掉，她岂不白来一趟？而且我简直就成了没事找事，制造事端了。三小时以后，我进了服务区的旅店，人家要看身份证。可我把“所有的鸡蛋全装在一个筐子里了”。只好出来。接到好几个男小林的电话，问我女小林来了没有？告诉我，城里今天大堵车，女小林从你家里取了钥匙，开到高速口就得两个小时。路上还得走两小时，事已至此，你就等着吧。

我恨恨地坐在台阶上，没话可说，从给女小林打过电话，就再也没接到她的电话，给她打，总没人接，发短信也不回，估计是心如星火地办事。幸亏我的手机没锁进车里，但也只剩半格电了，关机不是，开着也不是，本以为等两三个小时就很够了，但已经四小时了，仍然没有任何音讯。这地方靠近内蒙古，少见的满天星斗，让我想起北海牧羊的苏武，恨恨然又让我想起杨延辉，真是好一似虎离山，困在了金沙滩。星斗下停车场只有我那辆闷声不响的车停在当间，身上闪着星光，孤零零嘲笑着我。

直到凌晨一点，女小林的车才慢慢开进服务区，我站在广场灯下挥了挥手，她才加速开到我旁边。一停车就讲这一路有多么不易，她在高速开了不止200公里，早在一小时前她就到了我所在的服务区，但却在公路的对面，由于不知道服务区地下或空中有通道，所以又往前开了好久，到了一个什么县城的出口出了高速，在县里又迷了方向，深更半夜好容易找到返回的路，光在那个不知地名的县城，就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进了餐厅，才看到她穿着拖鞋，外套里是睡衣，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她还在休息，显然是立刻行动，什么也没顾上。

我说，还不如照男小林的主意，砸了玻璃来得简单。女小林听了气得一句话也不说，连饭也没吃。

我们回到各自的家已经是凌晨五点了。

在我和女小林都因此而感冒发烧的时候，男小林来看我，说他早说过，女小林这人热情有余，方法不对，这回我该信了吧？

我说这事不能怪她，是我不对，应该按照你说的办。同时我托他给女小林送一份校样，顺便表示我的问候。

校样是我和女小林写的一篇批评稿，报社催的正紧。男小林送了校样给我打电话，说可算领教了女小林那张嘴了，就为个砸玻璃和送钥匙，跟他讨论了两个钟头，害得他不得不在她家吃了顿饭。最后说，要不是为了能从她家走掉，他也不会认下那么多条错误。我问：都是哪几条错误，男小林说，多啦，记不得了。反正我全认下了。

后来，我和女小林那篇稿子惹下了祸端，被批评单位的好几个领导因此被免了职，或被调动，我又央求男小林从中调停，经他多方做工作，被批评单位才表示饶了我们，把个梁子解了。男小林出面请了一桌饭，只准我出席，女小林断然不许露面。

男小林劝我以后别再写新闻稿，有这笔头子，不如给他们文学刊物写点小说散文。我说我有些新闻敏感，倒是女小林，很有文学才能。男小林说，我说的是你。

过了几年，我和男、女小林都不与文字打交道了，各自办了些过去我们全然不懂的事，一个赛一个离谱。说不清道不明的，我和男小林一个干卫星，一个干通讯，再离谱也是在公司，女小林却当了单干户，说起来属于“外包”。偶然打电话也解释不清“包”了个什么。我们也一样，干卫星的也不知卫星是什么，干通讯的不明白钱是怎么来的，好歹有份较好的薪水也就是了。隔行如隔山，两个小林都不怎么和我见面了。

我比男小林早两年退了休，虽然很有余热，也没地方可用，照样新闻敏感性很强，成了老“愤青”，天天铁青着脸。男小林多干了几年，目前也退了，但还有不小余权，有时就想干点什么。偶然跟我提起了女小林，说这女小林如今可是玩大了，成了我们直接认识的人里最阔的大款。我上网查了一下，果然她已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过年的时候，我便给她发了条短信，祝她过年好！第二天，收到她的回复，四个字：您是哪位？我回了三个字，是我的名字。很快她打来电话，说非常麻烦，现在必须到哪个地方吃饭，让我以后与她保持联系。

当下我打电话告诉男小林，他说，刚好有家公司需要投资，女小林既是那么大的大款，肯定能帮一把。我于是又把男小林的话告诉女小林，于是女小林约我出来吃饭。她拣没开饭的当口儿，找了家干净的小馆，也没跟我商量，要了两份疙瘩汤，由于烫，就先说事，她说，我不和你们做生意，男小林那边的项目如果愿意可以直接找她。“你们都不懂。”她说。我喝疙瘩汤的后期，她说，碗大，喝不了就剩下。出了饭馆，她说，钱现在好像成了一把量什么都行的尺子，但我不行，该用钱量的用钱量，不该用的就坚决不用。千万给男小林解释清楚，不要让他以为我驳谁的面子。一笔写不出两个小林，其实我也挺了解他。

我很快就把女小林的意思告诉男小林，他说，人老了，性子就反了，女小林现在肯定是热情不高，但方法正确了。

2

我和男小林有种默契，容易共同策划。我们有种现实而固执的眼光，有点儿像农民，图得不多，谁也蒙不了。无论你是中国人、外国人，北京人、上海人，我们只信地里长庄稼。

但并非不活套，我们也制造概念，机关算尽，做局，不同在于，我们策划个事，常常无以名之，二人心知肚明，于是就做。许多就做成了。

我们感兴趣的是过程，真到点票子的时候，反不如做的时候。共同做事起源于他们编辑部的创收任务，明摆着是公家叫人不干正事。我们摸到了这点儿真髓，就知道该抱着什么态度了。世上卖什么就有人买什么，即使卖空，也有人买。一本文学刊物，行情不好了，还能卖的也就是空气。问题是他们领导和好多同行还挺认真，说“为文学事业甘当乞儿”，拯救文学。就是不说个卖字，显着高尚。

我俩每次行动，都当旅行，凭编辑部的招牌，先把住酒店的费用办了。其实也不易，所以最初得手，也关起门翻跟头竖蜻蜓，以示庆祝。把正形先都卸掉。直到外人来了才端起作家编辑的样子。

生意的过程是采访。采访不到一天，就和被采访人混得烂熟，原因很简单，无非率真，农民作风。实在而又狡猾，与被采访人具有的真诚和假招合上了铆窍，盘几个道，窗户纸就破了。小编辑们说我俩到底是下过乡插过队，是大有社会经验的老油条。被采访人有的居然跟我们同流合污，说自己出不起太多钱，却可以帮我们找比他有钱的与他一起挣。我们反正又不为采访人，只要给钱，当然同意，并说成交后把编辑部给我们的20%提成全都给他。如此一分销，成交率提高了。局面还不错。再往后，索性找到了“枪手”，由他采访和写作，署他的名。我们只图完成任务。领年终奖金。我们就只当总批。

然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某日，一个由被采访者早就转化成资深中介的人，给我们介绍了一桩生意，说有个含冤的官员，第一想洗刷冤情，第二则在冤情洗刷之后提拔半格。他出比被采访高一倍的钱。

这样的主顾有了一还有二，我们交到了不少朋友，日子也过得不错。

结果在一家酒店里遇上了女小林的丈夫。这个丈夫豪气干云，在饭桌上只吃菜不喝酒，还属他脸红嗓门大。只知道女小林的丈夫是名人，怎么出的名不大知道，反正行行业业许多人都知道他。他说他早听女小林说起过我们，说以我们的本领干目前的营生真是亏了人才，顶多混个肚儿圆，批我们坚守“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的传统思想。我俩喝得挺醉，觉得他说了许多，而且深刻得厉害。像一把利剑，把我们的农民意识戳穿了。酒醒以后还疑疑惑惑，从思想深处找寻不到哪里出了错。“安贫乐道不也混个肚儿圆么？”除此还要混什么？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女小林，当时我俩坐在火车上。那时，普通单位坐飞机还不准报销。一上火车女小林就把我俩的铺位和别人换了，把一下一中。换成两个挨着的上铺。上得铺来，她就把铺位上的单子抽出来，折腾来折腾去做成一个帘子，挂在我们脚下，说，这不成单间了吗？两天两夜，省得人打搅。之后躺下看书。偶尔也聊天。女小林是她丈夫的崇拜者，一听我说完，就放下书转过身来，从车窗顶部看着外边对我说，他这人就喜欢做大事，现在他在深圳、广州、上海，更别说北京了，都有山头。你们也确实是，一天到晚在小老板身上扎钱，大头还交公家，一身本领也不过养家糊口。我也早看着你们有毛病。

我很老土地问女小林，先生在哪个单位工作？女小林说，什么单位能放下他呀？他根本就不是个能用单位框住的人。

我索性更加直率并且冒昧了：是民营企业老板？

女小林说：也就是个体户罢了。连街道老太太都能管他。

“这怎么说话？”

女小林想坐起来正告我，但没还坐直，就撞上了火车顶板。只好趴着正告：所有企业目前在中国享有相同的国民待遇。

我的农民目光全是狐疑，表情上露出来了，女小林说：这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上说的，是国法呀。

我觉得更加好笑了，当然没笑。

女小林拉拉杂杂告诉我，她和她丈夫是插队时认识的，他是个天生的企业家，是个勇于冒险，勇于担当的男子汉，还引用她听说的某女孩的话说，嫁人就嫁那样的人。

我很少和女小林谈这方面的事，没别的好话，祝贺她嫁了个好汉。

到了广州，成了女小林的天下，她丈夫的秘书，进站台接，出去后，是一辆足有卡车长的卧车，直接到了她丈夫的公司（女小林说是花果山），她丈夫怨我们为什么不坐飞机，接着就表示理解，公家制度嘛！从来这样，能分带鱼却不能分钱。

女小林丈夫的公司很排场，凡我想象中大公司该有的，这儿全有。为了给我们省事，在广州期间我和女小林的活动，一直用她丈夫公司的专车，当然，不是那辆来接我们的豪车了。我和女小林是为一部电视片来采访几个人，天天跑来跑去，几乎见不着女小林的丈夫。晚上收工才到她丈夫的公司，有时被安排到大酒店吃喝，有时干脆拉我们到番禺买电器。她丈夫给我的感觉是能呼风唤雨，要什么来什么。

女小林为办公事很少回家，也在我住的酒店开着一间房子，采访之余写个不停。

公事完了，是她丈夫给我们买的机票，说看我们太累了。替我们单位省点钱吧，还特意说，机票是从他工资里出的，他公司的每分钱都不是国家给的，更不能随便给外人报销。

在飞机上我问女小林，为什么不去做老板娘呢？女小林说，他们家是一家两制，丈夫姓资，她姓社，承担着两头风险，也共享两边的利益。当然一切要合法。看着飞机下边的浮云，我感觉到一种农民的惭愧。

男小林听我讲了这番故事，说像女小林丈夫这样的他见得多了，和咱们不是一路人，玩儿的大，都是虚的。太玄。咱们还是脚踏实地混肚子吧。

没几年我们就超额完成任务，全成了将军肚，而且松松闲闲，下边想被写红的人少了，洗雪冤情的也少了，但那时认识的朋友，科长成了处长，处长成了局长，熟人多了好办事。何况我们不过为肚儿圆，及至圆过了头，还得设法扁下去，索性连下去跑都懒得动了。

女小林说她丈夫频频陪部长出国，不是考察项目，就是联系海外上市，我说好啊！我们连部长的毛都没见过呢！。她说，好什么呀！事实上他也老得用旧面孔了。要不哪个部长理他！

十多年过去了，我才知道女小林的丈夫原是个著名的话剧演员，演过《茶馆》，上过电视，只是后来没人知道了。我退休那年，他得了脑血栓，后来恢复得不错，为训练说话，天天在家念台词，我曾去他在成都郊区买的农家小屋探望，老远就听见里边拖长的话剧腔：

“拆啦——！逆产——！”

女小林对我说：没事，练着玩儿呢！你听他口齿还利落吧。

我进去之后，女小林的丈夫很高兴，说这段他已经练到出神入化了，让我听着，接着他从桌上拿起一管笔来，念道：

“这枝笔上刻着我的名字呢，它知道，我用它签过多少张支票，写过多少计划书。我把它们交给你。”

说着把笔交给了女小林，女小林又放回到桌子上，她丈夫还没从戏里出来，又道：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喝茶的人们当个笑话谈谈，你说呀：当初有那么一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

末了，他从戏里出来，半晌不说话，我临走时才正常了，说：“秦二爷的词儿得改改。”

接着又用秦二爷的口吻念道：

“有了儿女，千万别让他们去创业做生意，让他们考公务员，当干部，占编制，占着就别松开，谁劝也别下海，千万别自己想辙平地抠土找饭吃！”说完这段他真感动，转过身没看我。

女小林送我出来，说：“我还不信了，我还是坚持一家两制不动摇，他干不成了，我干。”之后托我办件事，把她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女儿，介绍到男小林的公司干活。

此前，半退休的男小林刚好注册了一家文化创意小公司，还没有一个职工。

3

其实我认识的人不少，但让我常常感到“纠结”的是男小林和女小林。

女小林老早就对我说，她特别想当法官。纵然当不上，当个警察也算。为的是能管事。

男小林和我一样，最怕警察。民间有谚：黄鼠狼专咬病鸭子。我俩自幼就因骑自行车带人被警察严斥过。奇怪的是，那地方我们很熟，分明没警察岗，前边几个同学都安全地带着人过去了，偏偏我们经过，突然就出来个警察。那警察性子很慢，勾勾手指让我们到他身边去。我们颤抖地过去，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把我们的车锁住，把钥匙收了去。我俩当时也就十二三岁，哪有这心理承受力，赶紧认错，警察只轻轻说了两个字：罚款。很坚定，没有通融余地。也因为年少，认为这就是法律。但通身一分钱都没有。男儿有泪不轻弹，此刻到了伤心处，一来伤心绝望，二来也是手段，我们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警察斜看了我们一眼，说，赶紧把尿水子收回去！我们费了足有一刻钟才稀稀溜溜把泪收了。这期间，警察又抓住好几个骑车带人的，或罚或训，都放了，就是死活不放我俩。最后问：哪个学校的？我们低声说了，警察高声喝道：叫你们老师来！

这是仅次于罚款的处罚。我俩狼狈不堪地到了老师家，老师正敞着怀给她的小宝宝喂奶，系住衣扣就跟我们走，也不知她怎么交涉的，警察赔着笑把车钥匙给了她，我俩偷看到他们还说笑了几句。老师给了我们钥匙，绕过警察，男小林一骗腿上了车，拐进一个胡同，喊了声：上来，我立刻跳上后座。像刚做了大案，逃之夭夭，飞奔而去。

这次经历让我们念叨了好长时间。着了怕。几年后我俩好端端在一个工厂探望同学，被厂警疑心是“阶级敌人”，半夜三更睡着着的，被警察抓了去。就差五花大绑。警察管我们要工作证、户口本，我们任什么证件都没有。僵了一晚上。毕竟年长了几岁，又有插队青年的脾气。耗到天亮，警察按照我们提供的电话，确认了身份，说，谁让你们吊儿郎当，没个正形，以后注意。这才把我们轰出厂门。

所以，女小林明确告我她想当警察，当真吓了我一跳，当时我俩在广州。因为听不懂话，又遇了几桩可气的事。她恨恨地说，如果真能当个警察，就好好修理这些家伙。好歹有个公道。作为外地人，被本地人小瞧，是她最受不了的事，好像连马路上的汽车也认生，几次差点儿撞了我们。还冲我们叫骂，好像我们是乡下人，不会过马路。她冲着车也喊：记住你车号啦！你逃！这种时候连我也觉得她的话在理。

我告诉她我和男小林的遭遇，说我因此而怕了警察。她说警察有什么好怕，没警察才可怕呢！

谁知刚回北京我就被交警扣了，原因是转弯没打灯。我气得七窍生烟，以我这般怕警察的，怎么可能不开转向灯呢？我恨不得多立几条规矩，能把更多的灯用上。但不知什么时候，转向灯坏了。

我受不了冤枉，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做人清白最为先。我让警察上车亲自开一下转向灯，他拒绝，说不管什么原因，我已经违章，要扣分罚款。我说这到无所谓，但不能影响我的清誉，即使扣分罚款，也得说明我并非故意。警察说，开什么玩笑？

女小林对警察说，我们刚从外地回来，听了三天鸟语，像过了三年，就盼着回到能听懂话，能交流的地方，这灯肯定是在存车场坏的。我证明，这是个遵守所有规则的人，从不犯错，是那种灯还没变红就停的主儿。

警察居然乐了，说以后注意。就走了。

我还以为她认识这警察，女小林说，怎么可能？警察一般好通融，还教育我说，别太跟人家较真儿，你较他更较，僵住就难解了。我说她之所以能劝走警察是她有警察缘，连自己都想当警察。她说这算什么，她丈夫喝酒喝成大红脸，被警察逮住，她不仅把驾照要了回来，还到交警队把扣的分给铲了。不是什么难事。

男小林对女小林这种本事很不认同。说到什么时候也别犯在警察手里。最好的办法是永远别招灾惹事。尤其是女的，更要安守本分。

结果好像现世报应声落，男小林说了这话没两天就遇了祸殃，好端端在馆子里吃饭，被一个醉汉爆了粗口，为防身，还发生了肢体冲突，不仅把馆子里一架漆画屏风挂劈了，胳膊还被那家伙划了个血口子。

男小林竟很沉得住气，干脆拉了张椅子坐下，冲那醉汉笑而不语。这下反到把醉汉吓着了。饭店要报警，男小林只说没事，还替醉汉开脱道：酒闹的，别理他。

果然第二天，醉汉就托人上门赔罪，说医药费和饭馆设施他赔，怪他有眼不识泰山，只求男小林与他“私了”，说下啥也别报官。

我说不妥吧？饭馆说毁了的屏风上万块呢！男小林说能“私了”就“私了”，“公了”也不过是各打五十板，双方被饭店讹一把，外带结个冤家，有什么好？

接着他像说服我一样来了一篇议论：就和城里的路和桥一样，再怎么弯来拐去，都是通的，凡从根儿上识路的，都用不着看牌子打听，人事也一样，凡人就有关系，关系全是通的，靠关系走通，比被人逼着捅通强得多。

后来他和醉汉三七开赔了屏风，醉汉是电管所的，还帮饭馆办了电力增容手续，倒是饭馆最终请男小林和醉汉吃了顿大餐，醉汉又醉了，拜男小林当了哥。

我又佩服地在女小林面前炫耀。她说，像梁山上的事。还奇怪我居然能“穿越”在古今之间。说，别说上万块的争斗，就是再小的冲突，只要起争端，就不能“私了”，因为“私了”等于“不了”。

几年后，女小林的丈夫突发脑梗，着急之中打电话给我，问我男小林的爱人是不是在天坛医院工作？请务必帮忙行个方便，该送红包送红包，只要能立刻弄到床位。

男小林接到我的电话最后说，这可真不是个排队挂号的事。马上办，让他们快过去就是。

责任编辑/白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