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朗

五读《艳阳天》

黄明朗

我看小说大抵为了消遣，反复阅读的不多，潜心研究的更少，不过《艳阳天》是个例外。几十年中，我阅读《艳阳天》超过五遍，随手翻阅的次数就更多了。

知道浩然的大名缘于一次“误会”。初中二年级我曾写过一篇作文，讲述生产队长爱护集体耕牛的故事，语文老师居然给了90分，还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下课后老师问我：“你读过《喜鹊登枝》吗？”似乎指这篇作文有模仿的“嫌疑”。这有点冤枉。一年后语文课本才有了《一匹瘦红马》，选自浩然的《喜鹊登枝》，自此才“认识”了浩然。

高三时，我在校图书室突然发现了浩然的《艳阳天》，这部书当年迅速引起轰动，可校图书室只买了三套，学校师生却多达千余人，为此图书室规定必须一周内归还，因此读第一遍不过一目十行、囫囵吞枣。想再借读一遍，预约者早已排起长队了。我想买一套，可厚厚三部书价四元二角，这对我是一笔“巨款”，那时父母在生产队劳动一年也就分得六七十元。可是，《艳阳天》对我实在有诱惑力，我暗自盘算一定得拥有它！

终于有了办法，父亲每月给我三角零花钱，让我饥饿难忍时买点心解馋，为买书，麻花、烧饼省了。后来，又找到生财之道，到河边捡废旧物品，那时牙膏皮两分一只，废报纸三分一斤。经过开源节流，两个月积攒起七角钱，离四元钱仍遥遥无期，不得已求其次，买下《艳阳天》农村版 （缩写本），可惜这本书后来竟不翼而飞了。1972年，我成为铁道兵的排级干部，终于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买下原版《艳阳天》，因此第二三遍算是细嚼慢咽了。它随后伴我走过了林海雪原、长城内外、戈壁大漠、江南水乡。

读第四遍带点研究性质。1994年，浩然四部《金光大道》出齐后引起激烈争论，贬之者对他全盘否定，褒之者则认为，他虽然带着极“左”路线和错误思潮的种种色彩与符号，但其作品是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图画”，具有史料性和艺术性的价值。而我认为，《艳阳天》虽是浩然32岁时写就的著作，但出版于“文革”前，并无“奉命创作”的嫌疑，至于存在或明或暗的“图解政治”的痕迹则不应苛求，一个作家不可能全然不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局限。但《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则难以卒读，不因“路线觉悟高”，而是觉得“不好看”。由于浩然社会角色的变化，他试探着以散文诗手法写出的《西沙儿女》毫无诗意可言，而《金光大道》的人物大多“不食人间烟火”，呈现出一张张刻板的“格式化”的面孔。直到晚年，他才从政治漩涡中艰难地挣扎出来，重新回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写出了《苍生》等作品。

第五次阅读带有“功利性”。受《艳阳天》的影响，我梦想当个作家，试着搞点小说创作，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艳阳天》当作创作的启蒙书籍，经过五年努力写出了一部小说初稿，拿给亲戚朋友过目。大家提出一大堆意见，最重要的一条是说我“太老实”。我再次细品《艳阳天》，思考如何克服“太老实”的毛病，渐有所悟。浩然熟悉农村生活，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活生生一群邻里乡亲，可以感觉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艳阳天》写的是一个村庄三天的事，三天三大部，洋洋130万言，引人入胜，体现出观察生活、理解生活、再现生活的天赋。我觉得“源于生活”非“老实”不可，没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就只能胡编乱造。自己阅历较广，对剧烈社会变革中各地、各阶级、各阶层的生存环境、经济状况、风土人情、俚语俗话以及复杂的社会矛盾较为熟悉，因此文章中一些人物可以给人留下印象。而在“高于生活”方面功力不足，情节设计和故事演绎太“老实”，存在着“复印”现象，没有一个一气贯通、反映主人公命运、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故事，这是文学创作的大忌。思路逐渐清晰，我打算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将初稿修改完毕，不管能不能出版，权当给自己一个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