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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说起来已过去十来年了。这年圣诞节之前我来到了马来西亚怡保——霹雳州的首府。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陈旧颓败的城市，街路两边的建筑大部分是那种过去福建厦门常见的骑楼，都是些有年头的老屋了。怡保一百多年前因为开采锡矿而变得异常繁荣，有很多的华人飘洋过海到了这里采矿，后来就落户生根在这里。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怡保在锡矿资源枯竭之后开始衰落。这世界上听过怡保这个城市名字的人并不多，然而，要是说起好莱坞的打女明星杨紫琼很多人就会眼睛发亮。杨紫琼就是土生的怡保人，听说出道前还在街上的食摊端过盘子。

不过人们要是以为我是杨紫琼的粉丝而来到这里那就错了，我可是为了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才来这里的。瞧，我在怡保的时间里并不是在城市的宾馆酒店待着，而是一直在围绕着城市的山丘和丛林里钻来钻去，身上被蚊子咬得都是红疙瘩。我想不到怡保这个地方会那么热，树叶是那么大，整个山脉被浓密的热带植物紧紧包裹住。这里的地质结构是那种特殊的石灰岩地貌，样子很像广西桂林，连绵的群山里面有很多的溶洞，霹雳河的水源支流交叉遍布其中。由于这样的特殊地理条件，在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马来亚之后，怡保一带的丛林山地便成为了抗日游击队的营地和打击敌人的主要战场。

现在我已经说出我来怡保的目地了，不是单纯地来旅游，而是来查证日军占领怡保时期的本地抵抗运动历史。我不是一个专业研究历史的人，充其量是个业余的抗战历史爱好者，所以并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一不小心就会跟着人家的历史观点走。自从我移居国外之后，接触到了一些国内看不到的史料。我开始关注境外的抗战历史，比如马来亚、新加坡的抗日活动。

不久之后，我找到一段有关316部队的历史，那里面的传奇性比眼下的任何一部电视连续剧精彩得多。这个316部队是抗战时期重庆政府和英国军队联手搞的。重庆政府挑选了一部分从马来亚、新加坡逃离出来的年轻华侨，送他们到印度加尔各答接受英国军队的间谍训练。1943年的春天，他们分批乘坐荷兰海军的潜水艇穿过马六甲海峡，登陆到马来亚海岸的邦咯岛上，然后潜入了半岛陆地。由于他们带有大量军火装备和现金，获得了当地游击队的支持。他们在怡保以南的米罗山上建立了大本营，在红土坎和怡保一带的城镇以开设商店工厂做掩护建立的间谍网。但是日本人很快就破获了他们的网络，除了几个成员逃到了山里之外，山下的成员都被日本人捉去关在监狱里，领头的那个梁谋深还被折磨致死。我一直以为自己找到的线索是马来亚抗日的主线，直到有一天在互联网上一个东南亚抗战历史论坛遇见了刘锡康。刘锡康是怡保的居民，他主持着一个怡保华人文化历史的网站。当我在他的网页上高谈阔论316部队在怡保一带的抵抗活动时，刘锡康对我的论调嗤之以鼻。他说316部队的活动基本是花拳绣腿，没有起过什么作用。真正在怡保的丛林里抗日的是那些本地的游击队，他们是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武装。他的这个观点让我吃惊，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接受的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主力军的教育。我在网络上和他讨论了一阵，他失去了耐心，说我最好应该到怡保来一下，这里可是保存了很多东西呢。

于是在这一天，我坐飞机到了吉隆坡，次日坐巴士前往怡保。想不到怡保这个地方华人会这么多，车上大部分人都说国语的，连一个皮肤黝黑的印度姑娘打手机时也是用中国语和人嘻嘻哈哈：“你这坏蛋，我到了以后打死你！”

刘锡康开车来接我。他这人六十来岁，一看就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穿着很宽松朴实，一身棉布旧衣服，光脚板下穿着的是拖鞋，开的车子也是一辆掉了颜色的标志车。他先带我去了他家，其实他的家庭背景是锡矿主，住房很大，里面住着他母亲和两个兄弟，院子里面停了好几辆名车。他自己的教育背景也很厉害，是在澳大利亚的大学读的MASTER。我本来是想请他帮我找一家酒店住下来，可是他说为何不住到他的工作室里去呢？他的工作室就在怡保城外，有两个房间，他自己不住这里，是专门给外地来的客人住的。当然里面的设施很简单，如果我觉得不舒服再换到酒店也不晚。于是，我就住到了他的工作室。那是四层楼公寓上的一个单元，很干净。这个建筑临街的地方有个“胡日皆商行”大招牌，因此我出门回来很好找到家。

安顿下来之后，刘锡康即带我开始寻访抗日游击队的遗迹。他大概已经带很多人来过，对每个看点都非常熟悉。他首先带我到了奥尔加医生的墓地，那是个教堂的墓园，墓盖上落满了枯叶。刘锡康告诉我奥尔加医生是个被人们称为“游击队之母”的英国人，一直为山上的游击队员秘密治病，后来给日本人害死了。我看到刘锡康弓着腰身，一片一片地捡着墓盖上的枯叶，看得出他对于这个医生的情感很深。尔后，他带我去了奥尔加医生当年的诊所，这个名字叫甲板的小镇离怡保十几公里，差不多已被居民遗弃，即将被四处丛生的热带灌木吞没。当年奥尔加医生就是在这里偷偷给游击队员做手术、取子弹的。然后，他带我去了一个叫华都牙也镇上的监狱，奥尔加医生当年就是被日本人关在这里，拷打成残废的。当我想拍照时，刘锡康很紧张，说不要让人发现，因为这里到现在还是监狱，关着霹雳州的重罪犯人。我们整个下午在寻访着日据时期的遗迹，他不时会告诉我某座房子是日军拷问华人的地方，某座屋子是日军的指挥所，某个十字街头是日本人展示被砍的华人人头的地方，某个山丘是日军大屠杀华人的乱葬坑。一整个下午他带着我从城内转到丛林密布的山地，接触到的全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日军罪行。我感到了这个小城内外还弥漫着日本人占据时期的恐怖，好像日本人还依旧深藏在那一排排带骑楼的屋子里面。刘锡康告诉我那环绕着城市的群山当年就是游击队的活跃的地方，城北边那一道绵延不断的山脊就是中央山脉，一直通往泰国。传说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有一支日本军队不愿投降，一直在大山里面坚持着，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听了刘锡康说的这些话，我更加感觉到怡保城里还存在着一种很强烈的历史气场。

经过一个下午的转悠，我已是疲惫不堪，天气炎热，身上也早已被汗水湿透。刘锡康送我回到了住处，让我休息一阵，他自己还得去忙点事务，说好晚上来带我出去吃饭。我喝了点水，洗了个澡，打开了空调，沉沉地睡了一觉。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屋外有声响，是刘锡康过来了。我起来之后发现他还带了个人来。他介绍说这是他的朋友，怡保育才中学的历史老师谢志明。寒暄之后，我发现谢老师的国语说得很好。谢老师听刘锡康说我是来了解怡保的抗战期间历史的，所以也很有兴趣和我聊聊。他想不到一个大陆背景的加拿大华人会对着这段不见史册的历史感兴趣。简单交谈之下，我知道了这个谢老师很有学问，而且我也知道怡保中学很有名，马共游击队很多骨干都是这里出来的。我们交谈了一阵，肚子已饥饿。刘锡康和谢老师说我们该去吃饭了。我听到他们为去哪里吃饭略加讨论，最后他们的意见是去“蒙面人”那里吃。

我们三个人从四层楼上下来，坐上了刘锡康的车子，往大街上开去。我腹中饥肠辘辘，胃口大开，对接下来要吃的东西十分期待。刚才听他们说的是什么“蒙面人”这样的店号，心想大概会是去一家很新潮的饭店了。然而车子开了一阵，转入一条更小的马路，在一个骑楼的角楼头停下来。他们带我走进了街角的这间小饭店。我注意到了这间简陋的饭店招牌上并没有写“蒙面人”的名称，倒是写着“怡保家乡牛肉汤”几个字。我走进了店铺，这里只有一面墙，三面是拉起的铁卷门，一阵阵牛肉的香气直入肺腑。我和他们坐了下来，等了一阵子，才见一个老得已经走不动路的老太太慢慢走过来。刘锡康和谢老师对老太太说了些什么话，大概是当地的马来语。那老太太一点表情也没有就慢慢转头走开。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喝着茶，等着上菜。说真的，要是在中国大陆，在这样的地方请人吃饭实在是过于简陋，桌椅都是简单的原木的，餐具只是几个瓦罐。而令我觉得十分奇怪的是店里经营生意的人，除了刚才来点菜的那个老太太，前面厨房里是一个更加老的老头，慢慢腾腾在锅台上摸索着。还有个伙计年纪略小些，是个很厉害的驼背，脸上有很不祥的表情，让我想起了《伤心咖啡馆之歌》里的那个罗锅。

不久后饭菜上来了，每人一小罐牛肉汤，一碗米饭，还有两个公菜是芽菜鸡、木瓜蒸扁豆。吃了饭之后，刘锡康要了啤酒。我们边喝着啤酒边聊天。谢老师喝了点酒之后话头多了些。我听出他有点怀才不遇。他想编一本马来亚游击队抵抗运动历史的书籍，而且已经花费了很多年的心思收集了大量资料，却没有书局愿意出版，主要问题是游击队的红色背景在马来西亚政治上还是个禁忌。这个时候又来了一对年轻夫妇，是刘锡康侄子辈的朋友，他们是在中国广西藤县做石灰和石料的生意，于是我们的话题又多了些。这个时候下起了雨，我们坐在店里喝着啤酒聊天，等着雨停了才好回去。我发现那个年纪大得走不动路的老太太坐在里面一张桌子前看着我们，那个比她还要老的男人也这样看着我们。还有那个罗锅，一脸邪气地在擦着桌子。

雨停了，这顿晚饭终于吃好了。离开了这个老年人打理的饭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吃饭的时候我不知为何总有点紧张感。我有点为刘锡康和谢老师没有带我去“蒙面人”饭店而去了这个迟暮老者的牛肉汤店隐隐不满，因此在回家的路上，我问了谢老师：我听到你们之前说的是要去“蒙面人”那里吃饭的，为什么又变成了这里呢？

“这里就是蒙面人饭馆。”谢老师说。

“怎么会？我看到的招牌明明是‘怡保家乡牛肉汤’嘛。”

“哦，是这样的，这背后有一个故事。我就是想要让你知道这个故事，才带你到这里来。”谢老师说。

“是吗？什么样的故事呢？你能说来听听吗？”我说。

“还是让你看一份资料吧。明天我把我保存的一件档案拿来给你看看，你就知道‘蒙面人’的故事了。”

“为什么要明天？今天晚上不行吗？”我忍不住心里的好奇，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很可能是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

谢老师沉思片刻，说：“也许你是对的，这个故事还是在夜里的时候来看更加印象深刻。好吧，我们现在就去一下我的学校办公室，去把那件档案拿来给你。”

于是我们在雨夜里又在怡保城里转了一个弯，到达了育才中学的门口。这个学校的门口我看起来有点熟悉，因为在刘锡康的网站上的历史资料图片上看见过。谢老师让车停在门口，独自跑进了校门。我能看到他穿过了操场，消失在夜色里。过了一会，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回到了车子里。

他们送我回到住处后，又抽了一阵烟，喝了几杯茶，才告辞回去。

因此几乎是在午夜的时分，我才开始有机会把那个牛皮纸袋打开来，抽出里面的卷宗，看看里面究竟是说些什么东西。那上面的编号是D—JJ—689H号。上面用小楷工整抄写着摘要：怡保大肃清时期。我想这一定是谢老师准备编著的书籍的部分资料。

打开卷宗，是好多张粘贴在纸页上的老照片。有一张是日本人凝神运气准备砍一个中国人的头颅，有一张是怡保车站前的日军游行，还有几张是日军大屠杀的场面。近来这一类照片看得很多，让我十分受折磨，所以我略过了照片，翻到了文字部分。

我看到的第一段文字是一封用毛笔写的信，看得出是一个长辈写给谢老师本人的——

志民贤侄大鉴：

先后来函敬悉，承查询日军占领星马时，在怡保引导日军屠杀无辜青年之蒙面人一案，因历时二十多载，案卷早已归档，且老夫早已退休多年，无权再查阅公务卷宗。所幸找到一份当时简略记载，系事后报纸上的刊登消息剪报，兹特随函附上请查收。原稿上贴有四帧照片，因历时过久模糊不清，亦重新印洗附上。现在趁我的记忆还没有混乱，特把蒙面人案件的前后经过叙述如下，以警示后人不得如此作恶多端。

从这封信来看，这是一个叫刘戈青的老人写的有关怡保“蒙面人”案件的回忆资料。刘戈青的身份是台湾警备司令部一名退职官员。附件部分包括一张报纸剪报和几幅照片和一封字体非常工整的长信。这封信就是他上面提到的对“蒙面人”案件的追忆。我开始读这封长信。信里面夹着一些文言文句子，我还是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一下这封让我印象深刻的信件，相信读者也会认为这封信的内容很有点意思。

刘戈青在信件的开头部分先是描绘了日军占领了怡保之后的大肃清运动。日本人没有遇到当时的殖民者英国军队很大的抵抗就横扫了马来亚半岛。但是他们知道在这个地方让他们不得安宁的还是当地占到三分之一人口比例的华人，日本人在中国内地的战场上已经和中国人打了四年的仗，双方已经结下了血海深仇。日本人占领马来亚之后，当地的大量中国人早就组成了游击队，隐藏在山地和丛林里面，伺机和占领者作战。日本人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对马来亚的华人连续进行了一连串的掠杀。但是日本人无法在这里进行种族大屠杀，像欧洲的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样。因为日本人侵占马来亚半岛主要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资源，包括橡胶、锡矿、粮食、铁矿等等，而这些资源大部分都掌握在华人的手里。没有华人的合作，这些资源就无法生产。因此，日本人占领马来亚半岛之后，进行了一场极其残酷的大肃清举证运动。他们让华人离开住家住到马路上，逐个审讯，搞清身份。如果发现有一点点抗日倾向或者有可能成为抗日分子的就马上把他们挑选出来。一部分人马上带去集体屠杀，还有一部分人则被送到丛林里去为日本人修路，大部分两个月时间之内就会被折磨致死。

刘戈青的信件详细描述了怡保城在那可怖的大肃清之中，一周之内有上千个人失踪，被日本人挑选出来人间蒸发了。好不容易过了这么一个关，怡保人战战兢兢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家，以为接下去总会过上几天安静的日子了。可是没有过两天，在1942年4月5日12点钟深夜里，全城突然警报长鸣实行戒严，在黑暗和极端恐怖的气氛下，几百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把全城的男女老少全部赶到户外列队站立。这个夜里怡保城里的市民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怪物”，那是一个穿着特制白色蒙面服装，由头部套至足底之长袍，面部只露出两只眼洞的“蒙面人”。这个“蒙面人”带领着怡保日本驻军宪兵队士兵，步行从甘光鬲汝巫金MK大街出发，向市区行进。一路上，该神秘的“蒙面人”带着日军宪兵在街上的市民队列前经过，用手里一根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强光逐个照着每个人的脸。当“蒙面人”的手电筒强光束在某个人脸上停留两秒钟，日本宪兵就立即上去将这个人拖上了卡车。这些被拖出来的人一部分是地下抵抗运动的重要人员，也有一大批华裔青年人，前些日子参加过地下集会，准备到山里去参加游击队的。被指认出的人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被日本人拉到郊外处决了。“蒙面人”从深夜开始一直带着日本宪兵在人群中指认着杀戮的对象，到天亮时，已有300多人被指认出来屠杀掉，其中育才中学就有十来个学生也在里面。“蒙面人”因全身从头到脚严严实实遮掩着，无人能识其真正面目。

那个夜里“蒙面人”从午夜开始一直忙到天亮，但是怡保城里的华人还是比较多，到天亮了还没能走遍所有街区指认出所有的人。“蒙面人”好似黑夜里的妖魔，在太阳出来之后行动明显迟缓了。大概在上午十点钟的时候，“蒙面人”和日本宪兵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甘光鬲汝巫金MK大街附近。当时刘戈青正被日本人赶在路上等候着指认，恐怖万分看见“蒙面人”到达了这里。这个时候太阳已很高，天气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蒙面人”蒙在一件不通风的长袍里，一定是热昏了头。“蒙面人”像失去法力的巫师，不知道还有人等着指认，以为任务已结束，竟然把蒙面的服装脱了下来。刘戈青当时正站在“蒙面人”正对面，当“蒙面人”除下服装，一看这人竟然是个女人，是市立霹雳州医院医生巫廷谦之妻许玉叶！刘戈青当时的身份是宝兴百货商店的老板，许玉叶是认得他的。就在刘戈青以为这下蒙面人许玉叶一定不会放过他的时候，他发现了许玉叶在脱下厚厚的蒙面衣服之后眼睛被强光刺激得张不开，而且人已极度疲乏，双手掩着脸就钻进一辆日军的汽车离开了。刘戈青松了一口气。要是许玉叶知道她脱衣服的时候被华人看见过，那么这些人一定会被处死的。

这是一个让他无法相信的事实。他认识许玉叶。一个端庄而文静的女人，经常会带着人们做善事。她去孤儿院里给孤儿捐过物，还帮助无家可归的老人。

刘戈青后来一直潜伏在怡保，一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为止。他是在日军入侵之前由重庆方面派到马来亚做地下工作的，当时有200多个人，到日军投降时只剩下八九个人，其中在“蒙面人”带着宪兵指认的恐怖之夜中就有十几个人被杀害了。刘戈青后来一直在暗中注意着许玉叶和她老公巫廷谦的动向，不久之后，他看到了巫廷谦被升职为霹雳州立医院院长一职，这才明白她是因为帮助日军屠杀有功而得到的奖赏。

日本人投降之后，刘戈青第一件事就是想把许玉叶和巫廷谦捉拿归案。他已恢复了身份，任英军方面审判战犯顾问。但是许玉叶、巫廷谦却已乘乱逃逸，人间蒸发了。刘戈青找遍整个星马地区的日伪名单，不见其名字。最后查找了日本军队眷属集中营的大量照片，才发现了许玉叶和巫廷谦化名混在日本人中间，被遣返到日本去了。

当我看到了这里，突然明白了过来，今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怡保家乡牛肉汤”店里的那两个老人一定和“蒙面人”案件有联系的。莫非那个来点菜的老得走不动的老太太就是蒙面人许玉叶？那个在灶台上的老人是她的老公巫廷谦？我在卷宗里翻了一下，果然，看到了有两张标准的照片。一张是许玉叶的，照片的时间还是1943年，应该是在蒙面事件发生之后，照片上她大概三十来岁，齐耳的短发，尖领的格子衬衣从西装里翻出来，除了两眼眉梢往下垂的样子不大好之外，基本上还是个不错的职业女子形象。而她老公的那张则气度不凡，额门开阔，脸膛浑圆，穿着一条讲究的西装，颈项上还有一条挺粗的金项链。我努力盯着照片细看，想找出这个女子和牛肉汤店里那一个老妇人的相似之处，可是实在是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但是我很快看到了另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是一个憔悴而愁苦的女人站在房间中间，一个头发梳得发亮的男人侧面背影在写着笔记。照片边有说明：台湾警务处处长刘戈青审问怡保蒙面人许玉叶之影。这张照片让我心里一亮，一是因为我知道了刘戈青最后还是抓到了蒙面人许玉叶，还有一点就是，我已经从这张许玉叶受到打击时的苦脸照片上看到了“怡保家乡牛肉汤”店那个老太太的影子了。是的，卖牛肉汤的老太太就是许玉叶，那个在厨房摸索的老人就是巫廷谦。

下面的一段是刘戈青怎么抓到许玉叶夫妇的经过。

抗战胜利以后的时间刘戈青整天想着如何把蒙面人许玉叶抓捕归案的事。他通过情报系统查到了许玉叶夫妇到日本后藏身在横滨一带，但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糟糕。战后日本经济极其贫困，很多人都吃不上饭，而巫廷谦的行医执照在日本无法开业，他们几乎沦为乞丐。刘戈青本来想提要求去日本抓人，但是那个时候马来亚很多重要战犯都在等着审判，怡保那边不时有日本战犯和汉奸投敌者被绞杀，英国当局忙得团团转，根本没兴趣再跨国到日本去抓蒙面人。刘戈青后来注意到，在日本的华人因生存困难，开始被遣返回台湾。根据情况分析，许玉叶夫妇很可能也会走上这条路。于是刘戈青辞去了马来亚的高级顾问职务，前往台湾，在警备司令部谋得一个处长差使。他每天都去基隆海港，守候在从日本开往基隆的海轮码头，辨认着每一个从船上下来的人员。他这种大海捞针的方法竟然获得成功。

1947年7月9日，由日本佐世保开来的“海黔”号客货轮抵达基隆港时，刘戈青在鱼贯而下的旅客中发现了疑似许玉叶夫妇的人走下舷梯。刘戈青即命令基隆港务警察所给以扣押。在港警侦讯时，这对夫妇绝口否认，坚称不是许玉叶和巫廷谦。刘戈青于是亲自出马，命令手下将两人解至港口警务处他的办公室。刘戈青当天穿着少校警官的制服，气势非凡，他劈头就问：“你们认识我吗？”

许玉叶抬头一看，完全吓懵了，脱口而出：“你是怡保槟榔律同壹隔壁的百货公司老板刘宝兴。你怎么会在这里？”

“许玉叶你为何要蒙面带着日本人去指认华人正义青年，供日军集体屠杀？”刘戈青问道。

“绝无此事，我乃被迫在日本宪兵队当过短期翻译而已。”许玉叶这个时候反应过来，这个当年的刘老板可不是来和她叙旧，而是来和她算账的。

“休得狡辩。你蒙面认人的当天，我也列队站在路上。当你将面具服装除下时，你左边站着台籍翻译杨阿木和郭中兴，右边有日本宪兵队东川队长等人。你除下面具服装后，坐着日本人的小汽车由吉宁道公小庙转入何敦锦园，难道你忘了吗？杨阿木、郭中兴和东川队长等人已经接受审判被处绞刑，现在我等的就是你的归案了。”

许玉叶不可置信地看着刘戈青，呐呐自语：“你那天真的都看到了？我怎么没看到你呢？要是我看到了你，你就不会在这里了。”

许玉叶乃俯首认罪。

“战后你躲到了哪里呢？我们找得你好苦。”刘戈青审问。

她招认系由四方楼暗牌警长张志云带他们住到槟榔岛躲避，之后化名顶替一对死去的日本夫妇混在日本人集中营被遣送到日本。本来以为是逃脱天谴了，可做梦也想不到会自投罗网。

许玉叶夫妇被抓获之后，很快被移送到马来亚怡保军事法庭接受战犯审讯。刘戈青的叙述到这里就结束了。卷宗的最后一页是一张剪报，上面是用红色大号字刊登了审判的结果。军事法庭宣布判处许玉叶绞刑，判处巫廷谦无期徒刑。那张报纸上有许玉叶夫妇接受审判的法庭照片，还有在法庭外边黑压压的愤怒人群照片。这些人都是那个恐怖的夜晚被蒙面人指认出来被日军屠杀了的华人的亲属。他们举着死去的亲人照片和遗物，情绪激动地守在法庭的门外，那样子是恨不得将许玉叶撕成碎片。

我一页一页看完了档案，了解到了这一个恐怖的历史案件。许玉叶这个人间的恶魔终于得到了惩罚。可是，这个审判却推翻了我前面已经推断出来的那个“怡保牛肉汤”店的老年妇人就是许玉叶的结论。如果在1947年的时候许玉叶就被绞死了，那么这个夜里我所想象的故事就不成立了，而且谢老师安排的饭局也失去了我所想象的那种隐秘的意义。许玉叶真的在1947年被送上绞刑架了吗？我在这个档案上已经找不到答案了。我放下了卷宗，打开窗门。怡保的夜色中透着浓烈的山林气息，那中央山脉在月色之下蜿蜒地掩映在云层之中。现在都深夜两点了，我得等到明天，去问谢老师，才能找到这个答案。

然而就在我准备睡觉的时候，我打开手机想看看时间，却发现手机里有一条刚发来的短信。是谢老师发来的。就一行字：陈兄，档案看好了吗？

我一看时间，是刚刚发来不久，想来他还是没有睡觉吧。于是我回了条短信。

“那个牛肉汤店里的老妇人是不是许玉叶？”

“正是她，那个老得走不动路的男人是巫廷谦。”他回了短信。

“许玉叶不是被判处绞刑了吗？她应该在五十多年前就被处死了。”我说。

“是啊。可是她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太有本事了。她在被引渡到了怡保之后，知道自己有几百条人命血案，肯定会被判死刑的，所以她被递解到霹雳州华都牙也监狱之后，勾引了监狱内的一个审问官。最初是用无辜的眼神，后来用了一些身体语言，最后是用脚，隔着审问的桌子来接触审问官的身体。据说审问官在第三次单独审问时就和她发生了肉体关系。当时她是死囚犯，是上了手铐脚镣的。书记官无法在正面分开她的腿，是从后面部分搞进去的。”

“后来这个审问官放她跑了吗？”

“不是。审问官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她从审判官那里得到的好处是被他搞得怀了孕。在被判处死刑上绞架之前，她告诉法官自己怀孕了。法官送她到医院检查，结果证明真的是怀孕了。根据英国的法律，她被免除了死刑，改判无期徒刑。而那个审讯官员则无地自容畏罪自杀了。”

“她真的怀孕了吗？“

“是真的。她后来在监狱医院里生下了孩子，是个先天的驼背智障者。“

“就是店里那个扫地擦桌子的罗锅吗？”我说。

“是的，就是他。这个小罗锅救了许玉叶一命。”

“许玉叶真的厉害，在这个时候还能死里逃身。”

“许玉叶和巫廷谦在监狱里服刑时间很短。1950年，美国和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了对日本的和解政策，在旧金山签订对日和约。马来亚当局在1951年8月份开始将所有日本战犯遣返回日本横滨的鸭山监狱，由他们自行处置，结果那些战犯很快都被释放。马来亚国内的战争罪犯也都从轻发落，提早释放了。”

就这样，许玉叶、巫廷谦以及在监狱里生下的驼背儿子在被释放之后，就留在怡保不走了。最初的时候，他们白天不露面，只有在天黑之后才出来做点小生意。先是在闹市区卖点汽水和水果，后来还卖香烟、槟榔之类。大概是在四十年之前，他们一家买下了现在这间店铺，开始了做牛肉汤的餐饮生意。他们的习惯是天黑之后才开始做生意，一直做到深夜。他们没有雇一个人，只有他们自己两个人加上智障的罗锅儿子。谢老师说：起初怡保人都不去这个店里吃东西，有传说她会在牛肉汤里下慢性的毒药，还有一些对她仇恨的人企图纵火烧了她的店。但是她和巫廷谦、罗锅就这么忍受着。没有生意的时候，他们就一声不响望着怡保的夜色，冥想着。他们从来不和顾客搭话聊天，生意几乎都是在无声中进行的。他们的生意一直都没好过，大概只能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而已，这样冷淡的生意倒是让他们有机会慢慢地一成不变做下去，而不招人注意。就这样慢慢吞吞地，“蒙面人”差不多已过完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