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树宏

政治抒情诗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最具时代色彩和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她曾经有过辉煌和沉寂，而改革开放则为政治抒情诗创作和发展再次提供了良好土壤。因工作以及喜好的原因，本人在这一领域作了一些探索，近年来创作的《以生命的名义》、《珠海，珠海》、《30年：变革大交响》和《共和国之恋》等，都收到了较好反响，也有了一些心得。

我习惯将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当作生命体。而政治抒情诗则是最典型的生命体，它完全拥有骨骼、血肉，拥有体温、灵魂，尤其它是有思想的文学生命体，这是政治抒情诗与其他诗歌最大的区别。在我看来，政治抒情诗就是用诗歌的形象化语言来表达重大政治现实、社会思潮评说的强烈情感反应，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要素：首先要具备诗歌的基本元素和特征，这也是体裁和载体；其次是要有抒情。即便是叙事和评说，也要有融进心灵的情绪表达，这是写作方式和表现形式；其三是政治。它所反映的通常不是一般的社会镜像，而是关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活与命运的重大政治现实。

一直以来，许多人对于政治抒情存在不少误解。比如说诗歌是自我的，是纯心灵的，是纯艺术的，甚至是批判性的，政治抒情诗不应该存在，等等。这是个伪命题。其实这个问题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早就已经解决了，《诗经》的“风雅颂”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实例。只是因为近几十年来历史和社会的一些非正常的变迁，连同政治抒情诗本身出现的许多问题，使得人们产生了这些“逆反性”心理和“逆反性”社会现状。我们不反对并且主张诗歌体裁、风格与内容的多元化，但也希望人们不要反对政治抒情诗的存在。尤其是在政治社会文化大变革的时代，政治抒情诗非但不可或缺，甚至有着其他类别的诗歌以至文学体裁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目前的现实恰恰是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不是多了，而是严重的少了。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的诗歌包括文学，是有愧于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的。

还有不少人总认为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创作与行政工作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是个伪命题。其实，我国本身的行政传统和文化传统就是官文一体的，“文官制”更是我们国家优秀的文明结晶和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以我个人的经历和创作实践来看，从政对于政治抒情诗创作有着独特而巨大的优势。二十多年来，随着工作角色的变换，我除了继续坚持多种风格多种题材写作外，开始有意识地将个人的诗歌创作重点切入到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探索中来。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个人成长的本身，与所在的政治社会文化变迁的联系确实太紧密了；另外，我所从事的岗位和职务，促成了写作体裁和题材逐渐呈现多样化，让我的创作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内容更为丰富；再者，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又让我在工作中能坚守自我、约束内心、注入激情、保持清醒，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我认为，对于以国家编年史和国家形象为对象的政治抒情诗写作，不仅要关注实际、介入社会、走进现实，要跳出“小我”写“大我”，更要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以客观、公允的态度，怀着对生命、对人生、对生活的美好情感和真挚热爱，讴歌时代，弘扬主旋律。政治抒情诗主要是“颂”，但也可以“讽”，在歌唱中也可以有鞭笞。当然，这种“讽”的背后，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深切的“爱”。

因为种种原因，当前政治抒情诗的创作还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回归传统弘扬传统的问题；比如企图用诗歌图解政治，把政治抒情诗写成宣传口号或者政治读物的问题；还有就是，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和信息化迅速推进的当下，如何适应挑战、超越传统，巩固政治抒情诗的阵地以及创新发展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索和研究。

在我看来，政治抒情诗是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语言艺术，她应该是可以吟哦、能够朗读、可以传诵的。这是政治抒情诗的“诗体”；它的抒情是真情、是深情、是激情，同时也是真切、善良和美好的，通过抒发的情感反应来吸引人、感染人、振奋人。这是政治抒情诗的“诗心”；政治抒情诗通过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或思想，因而它要发人深思，让人受到教育，得到启发，甚至洗礼。这是政治抒情诗的“诗品”。只有达到这三者的完美统一，才是真正意义的政治抒情诗，才能经得起时空的检验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