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梵

“诗歌史”的浮躁

黄梵

1、诗歌选集与诗歌史

撒谎已被广泛用于治当代史，只要在逻辑上说得过去，哪怕它不真实。因为如果照实直说，就会毁坏和谐的人际关系，一些人就觉得这类著述是行恶。如此深入中国人骨髓的和谐观，几乎指导着一切评论与当代史类著作的写作。这类“操纵”自如的结论，传递到新一代那里，就充满需要厘清的荒谬。就是说，我们饱经世故的评论，不是在激励创造，是在给下一代制造麻烦，供应着障眼法。如果我们能如饥似渴地查找真相，不难发现，不论一个诗人的作品是好是坏，作品总是真实的，但谈论作品的评论，若不公允合度，它就成了魔鬼。魔鬼当然都会以善良的面孔出现。我开头说的“治当代史”，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追得上诗人的想象力，它包括诗人为把自己添进诗歌史，做出的一切诗外努力。无需太多敏感就能发现，与“治当代史”相关的种种努力，正如百花绽放，与过去相比，真是茁壮丰茂。比如，故意找茬骂人，或乐滋滋骂来骂去，给自己颁奖、逐奖或买奖，党同伐异，把写诗变成入史的搏斗，用利益诱使学人做不智之事……历历可见的浮躁，是否由一个源头问题导致？它到底有何法力，竟让这么多人像热锅上的蚂蚁？莫非一个诗人声誉的起落盛衰，与他对“治当代史”的投入密切相关？

我想窦士镛在1906年写《历朝文学史》时，不会意识到他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会为后世注入这么多的浮躁。我们应该留意，窦士镛为中国文学写史前，中国历来没有文学史的概念，中国一向只有作品选集和名士传，这是中国文学传统与西方文学传统的不同，从中可以窥见许多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