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述务

我们惯于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情绪所左右，或因国家、民族的羸弱心存愤懑，陷入消沉与激进，或为诸种振奋人心的经济数据怂恿，理所当然臆想时代慷慨赠予了新的曙光、颁发了民族复兴的通行证。确实，五千年的荣耀，近百年的屈辱，尽皆凝聚在国族这个巨硕的符号中。仰视这一符号，国民无法做出冷静的思考与抉择。我们既自足狂傲，又卑怯心虚，既中庸宽容，又睚眦必报。这种心态，在面对、接纳一个曾经的侵入者时，更是达到一种近乎痴顽、偏执的地步。提起日本这个国家，我们油然而生的是发自肺腑的拒斥和厌憎，尽管其强大与富庶正是我们现代化孜孜以求的目标。陈希我的小说《大势》要直面的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现实情境：一群来自中国的自我放逐者，竭力抹去所有身份标识，历尽艰辛，希图在日本实现盆满钵满的淘金梦。无所逃遁的是，历史已然在他们身上宿命般地烙下国族印痕，现实亦注定将践踏、毁损他们的躯体与心灵。他们之无助、坚韧，沉沦、抗拒，都留给我们有关国族的无尽思考。

“势”·身体隐喻

小说名之曰《大势》，是别有意味的。“大势”者，潮流也，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在小说中主宰大势？王中国？女娲？还是游戏人间的王国民？似乎都不是。那么，“势”也许就是有关民族国家的历史趋势，它潜入人物内心世界，左右其行为、言语，驱使他们左冲右突、疲于奔命，直至于慨然驱赴死亡。这样理解，固然是切合小说的主题和情节走向的。不过，若要探明《大势》这个迷宫式长篇小说中隐藏的无尽玄机，这种分析明显留下令人遗憾的语义空缺。在此，我更愿意将“势”读解为有关身体的国族隐喻。在辞书中，“势”亦作睾丸的别称。

在《大势》中，女性的身体成为指称与隐喻我们这个曾经的半殖民国家的最好承体。小说特别指明：一个民族最大的耻辱是关于女人被欺凌的耻辱；我们史书上一切对入侵者的控诉，都会特地点出女人被侵犯；在我们的语言文化里，作贱的对象往往是女人。女性身体在道德实践、政治伦理中的这一难以承受之重，成为组构小说人物关系的关键因子。王中国将女儿取名“女娲”，含“补天”之意，亦如男人需“补肾壮阳”。因有残缺，才需要“补”。女人的残缺不止是存在于肉身，更体现于社会文化塑就的空无。无疑，这种空无尴尬地拓殖了被凌辱的暧昧空间。王女娲因其女儿身，注定要卷入现实的男/女性别压抑关系。而其名字的戏仿效果，同时寓示了一种文明形态，即一种阴性、内敛、易被欺凌的农耕文明。整个民族之柔弱，神似一个静态、温雅的女子。这个礼仪之邦，在历史上有过多次被侵略和征服的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视专题片《河殇》曾引起巨大的舆论反响。当黄色文明受到批判，一门心思去拥抱蓝色海洋文明时，人们有关黄河文明的自尊心受到一次残酷的摧损。尽管后来情势反反复复，但类似的思考和反省一直没有止歇过。《大势》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部从文明的角度反思国族的小说。王女娲的身体与国族，以及我们的文明，构成一种语义关联。要揭示其复杂性，无疑要从“势”这一关键词入手。就此，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思路：一者是有“势”，即要使王女娲男性化；一者是顺“势”，如王女娲在日本的举动。

要女人有势，就必须去女性化。王中国妻子一心想望着把女儿培养成歌星、影星之类。王中国对这种做法十足反感。这种女生终究是给人当花瓶和玩物的。不想当花瓶，就得自立，有文化知识。这种武断、蛮横的想法竟得到个人经验的佐证，屡试不爽——在他所教的班级里，那些书读得好的女生就都是没有性征的。起初，他兴致勃勃教女娲背古诗。不过，一个事件改变了一切。在教鲁迅《风波》时，他遭遇一次尴尬。小说中七斤有句骂：“入娘的！”学生不解，他也爱莫能助。羞愧之余终于大彻大悟：学医的，可以理直气壮摸女人；学中文的，也可以理直气壮看色情小说。这实在令他沮丧，若是女孩动了情，因其独特的文化心理与生理结构，最后被宰制、利用的还是女性自己。王中国转而开始教她书法。因为书法家一般都是男人，这门艺术也因之有强烈的男性化色彩。王中国的教授方式用心良苦：写字要入木三分，要有力，就得有势。横竖撇点，一笔一划，当如千里云阵、高峰坠石、劲弩筋节、百钧弩发。总之，形彰而势显，得势则操胜算。遗憾的是，女儿抖抖战战，笔歪墨溅，无法做到。种种修补的努力均告失败。女性气质的日趋彰显与修补努力构成一种无法弥合的裂隙。

当然，情形也有可能恰恰相反，即弱者在自卑、媚外心里的怂恿下逐渐放弃自身，半推半就地接纳与取悦强者。王女娲与佐佐木的亲密关系一样具有民族寓言的味道。女娲在日本的短暂岁月里，开始厌憎中国，迷恋日本。但佐佐木父母强烈反对，因华人终究低人一等。即便看似谦卑的佐佐木，内心弥漫的也是这种自傲与张狂。显然，爱情一开始就流露出悲情色彩。这展示了“势”的另一种形态。如前所述，我们的黄色文明建基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无法顺利实现其现代转型。如是情形下，可行的方式似乎就是摒弃这种文明形态，拥抱蒸蒸日上的蓝色文明。菅原在王中国面前极力宣扬妥协的合理性与价值：日本在被占领的情境下获得高速发展，无疑对被殖民国（如中国）是个可贵的借鉴。蔡邕《九势》就说：“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是柔软的，它却能写出有“势”的笔划来。用笔之法的关键是要识势、得势、逐势、顺势。我们这个民族是柔性的，正可以包含乃至同化刚强。王女娲无法改变既有的人际格局，但她有足够的魅力使得佐佐木最终离开日本，来到中国。这种离去-归来的图式寓意良深。不过，焦虑亦随之而来，“顺势”定然会与民族情感构成猛烈的冲撞。王中国的内心煎熬与决绝抗争正是其在这一夹缝中生存的形象写照。

“补”·精神自虐

在小说《大势》中，王中国的病羸与偏执形成了一种沉闷、压抑的氛围。这构成了小说前行的基本动力元。王女娲的举止时刻受到王中国的监控与规训，前者几乎是后者个人意志的体现。所有的“补救”行为都可算作王中国抗拒自身虚弱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真正需要“补”的不是女娲，而是王中国。从一开始，他就既不能做到真正地强“势”，亦不能遵循弱者逻辑，“顺势”利导。更因他的神经质，悲剧差不多由自身一手酿造。读者完全可能质疑：有必要如是不满、向死而生吗？毕竟，其敏感、多疑、易怒、狂暴，并非完全导因于峻急的生存困境，抑或尖锐的公共知识难题。这正是陈希我让人惴惴不安之处，他喜好冷不丁地在貌似平静的生活之表拉开一道口子，让人们一窥内里病变之所在。人们孜孜以求的美满、富足，尽皆退隐幕后。思想的沉沦、婚姻的呆滞，以及人性的匮乏，都在这口子中现出了隐蔽、肮脏的原形。于是，这些神经过敏的醒觉者急切地寻求补救。遗憾的是，这些不足早已成为或者本来就是习焉不察的生存常态。这恰似叔本华之悲剧观，人生不过是个预谋已久的陷阱，所谓活着正如猎物走投无路、伤痕累累的挣扎状态。所以，任何反抗（补救），最终只能是以自我作践（自虐）的变态方式来实现。

王中国在气质上是一个神经过敏、虚弱多疑的知识者，他追索生命的种种征象，拷问生存的空间和自由的限度，固守与培植一些看似愚顽的思想种子。在常人看来，他无端地陷入了个人战争的泥淖，毕竟有千百个退却的理由：他无需为生男生女焦灼不安，无需为女儿的未来操虑过多，无需在性问题上孜孜不倦，至于民族主义更是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情感保健操……如果放过所有这些追问与持守，他完全可以过上舒坦安逸的生活。确实，王中国是一个精神自虐者，通过这种自我的折磨，可以发现生命的壑口，一窥生存的真相和秘密。一个生活的退让者，一个随遇而安的妥协者，永难发现岁月隐秘的真谛，也难探测到平静的生命迹象中隐埋的惊涛骇浪。世俗者倾向于和人生达成了甜蜜的生存契约，以规避、慵懒的方式提交貌似和谐的生命答卷。王中国却以自虐的方式完善一种自我的快感与实现机制。对于伦理、家庭、性，以及政治，他都要毫不停歇地去逼问，以至于一切都超越常态与生存定规。在这种精神性自虐中，王中国找寻到一种自我的解救之道——因有不足，才有精神的自虐，因这自虐，方见证了生活的残缺和虚伪。两者二合一、互为因果。这种自虐近似于虐恋。只有那些对性视若猛虎、缺少情趣的人，才直奔生殖的主题，或者以性满足为最大羞辱。而对于虐恋者，快感弥漫到身体整个表面，他们满怀信心、兴致昂扬地开创着快感机制的全新格局。

王中国在性上面心虚气短，是个慌不择路的溃逃者。这正是他精神自虐的根源。而自虐是修复自尊和维系男人自信的最佳方式。问题是，这种替代性的修补一样是危机四伏、饱含折磨的。王中国喜欢“操”这一恶狠狠的口头禅，借此，他可以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变相满足。这举动成为贯穿他一生的修补行为。小说中，一学生凭借家庭权势，气焰嚣张。王中国教训了他。学生的母亲闻风而来。王中国的口头禅让她无所适从，最后呼天抢地，嚎啕大哭。不过，施虐的快意瞬间荡然无存——当她的丈夫执意要脱掉王中国的裤子一探究竟时，王中国完全成了霜打的茄子，软不拉耷了。同样，性快感的缺失最终需要精神自虐来做弥补。王中国对女儿病态的占有欲，不是生殖器官层面的，而是一种虐恋式的满足。他对女儿表达父爱的方式是奇特的——只有通过恨咬，把女儿咬破，咬得血淋淋，咬碎，连肉带骨头吞下去，才足以表达这种爱意。而令人惊异的是，女娲对这种施虐行为也有着隐秘的快感，并对此依赖成瘾。

问题是，王中国的精神自虐并非完全针对自身。当民族自尊必须由女儿来承担时，它就成为一种外向的投射行为，即精神自虐变成了目的明确的施虐。佐佐木粗壮的躯体与他的疲弱构成鲜明的对比。躯体羞辱强化了民族自卑情结。于是，这一自我修复与对女儿的畸形爱恋形成了一种不可告人的共谋关系。因王女娲的哈日情结，这种共谋逐渐远离享虐。在这里，王女娲成为父亲意志的实现者与阻挠者。王中国要借女儿殉民族之“道”，而女娲又在抗拒中杀死了他。死亡幻化为精神自虐的巅峰形式，也宣告了自我修复的彻底终结。

地狱箴言

当躯体已死，王中国的精神自虐就转化为一种地狱复仇冲动。不过，这种复仇遇到重重阻碍。阎罗殿反倒成为自我拷问的场所。“孽镜台”与“醧忘台”构成了两个反躬自省的修辞体系。谚云：孽镜台前无好人。镜中，王中国看到了自己殴打女儿的狰狞一面。也就是说，他对女儿的残酷消解了阎罗对他悲惨遭际同情的可能性。在醧忘台，孟婆神要给王中国喝忘川水，以抹去所有记忆，忘却过往恩怨。毕竟，并非所有的病都需要治疗，所有道理都需要厘清。即便是藏污纳垢，并不意味着污垢就必须清理——清理反导致污垢的弥漫。孟婆神的劝诫是针对极端民族主义的一剂良药：不忘记恩怨，是无法理性、客观地面对历史的。

王中国的地狱复仇冲动最终指向佐佐木。这种民族情绪的激发与煽动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许多偷渡日本的中国人，其生存境况确实堪忧。和王中国住一起的国人还有很多，他们居住条件恶劣，住地被称之为“阵地”——好像他们正在日本开展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过，这场“战争”的每次具体“格斗”常常源自一些卑琐、营私的动机。王国民等人，在面对任何困难时，只要涉及到日本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去搬取民族主义这块挡箭牌。这种情形和北美移民群体民族主义的产生有些近似，因缺失公共的政治原则与敌人，“可能使移民群体把民族主义纳入议程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被通过强制性的隔离或法律上的歧视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①。这种状况在有着殖民历史体验的国民那里，很可能使民族主义进一步蜕变，获具虚矫、利己的浓烈色彩。《大势》借一位留日华人博士之口就说得很透彻：即使是被欺凌，也只是一个弱者被强者欺凌，与民族实际上没有关系。再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民族、国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太多国人干着丢中国人尊严的事，太多叫着爱国却不回国的人。至于中国人斗中国人、中国人拆中国人的台的事，更是司空见惯。在一盘散沙的中国，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光鲜的幌子。所谓民族主义，实乃自我主义。正如盖尔纳所警示的，基于偏袒、利己所传播的民族情绪，诱发的是墨索里尼式的民族主义的神圣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如果民族主义者对本民族的过失与别人对他们所犯的过失同样敏感的话，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效用将大大减少”②。在人物王国民身上，这种自我主义体现得分外突出。他对王女娲一直有着好感。当得知女娲和佐佐木的关系时，他气急败坏地吼叫：“还不就是要嫁日本人吗？中国这么多男人不嫁，偏要嫁给日本人！咱算什么呀？咱这是贱呢！到日本的女人，哪里眼睛里还有中国男人？谁看得上咱们？全看日本人，还不因为日本人有钱吗？哼，有钱？有钱个屁！有钱，怎么还赖着咱们的钱呢！”情感竞争已经戏剧性地偷梁换柱，转换成一种大而无当的民族道义之争。显然，民族主义已成为掩盖私心的一种方式，只是一个漂浮的无根的符号能指。

那么，民族主义因何会无可遏止地向利己主义发生滑移呢？首先，王中国、王国民这类民族主义者，希图捍卫的民族形象源自本质主义的民族想象。这些情绪均无需细细推敲，就好比我们曾经或正生活在这块国土上一样实在、可靠。这种起源神话真的可靠吗？这种情绪来自理性分析还是来自一种卓有成效的意识形态教育？正如安德森所指出的，所谓国族是经由特定的叙述、表演或再现方式（譬如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等），将日常实践通过传媒以强化人们在“水平空洞的时间”中每日共同生活的意象，将彼此的经验凝聚在一起，形成同质化的共同体③。可见，所谓民族国家的观念不过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主流意识形态往往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操纵个体想象民族与历史的方式。至于个体，不仅受到意识形态的侵蚀，更需接受利益、欲望的考验。在尼采看来，所谓的历史，是各种力纠缠、混战的场所。我们给各种力规定属性，哪些是邪恶的，哪些是慈善的，往往是因着利益的需要而进行定性的——属己的是善的，异己的是恶的。说民族是共通的想象并没有错，但一旦经由个体，这一想象就会紧随具体的历史经验发生位移，成为滑动的欲望能指。历史在这里进一步篡改了有关民族的想象。《大势》中每个人物召唤历史的方式各不相同。王中国与女娲，佐佐木与其祖辈，经历迥异，对待历史的态度也相差甚远。在这里，历史就是歧义与误解，就是意义的漂浮和悬置。

据此，我们是不是要完全遗忘和规避历史呢？《大势》显然没有困乏地萎缩到犬儒智慧的木桶中去呼呼大睡。正是在这里，小说展开了对国民性的严厉批判与反思：中国人有着严重的思想惰性。正如小说所指出的，经由意识形态之捆绑，群体即便累加在一起，“产生的只是愚蠢而不是智慧。三个臭皮匠未必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三个诸葛亮都往往顶不上一个诸葛亮。因为他们都把智慧交给了这个群体，个体则在这种群体的信赖中被催眠了，人的脆弱、庸懒让人容易放弃自我，贪婪又让人利令智昏”。值得玩味的是，红极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都是以集体写作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激越的民族情绪的。且不说内容，其叙事与流播方式就总让人们想起千部一腔和那丛林般的手臂，其气势不由分说地代替了客观冷静的分析。相比而言，《大势》更乐意于召唤一种理性的个人民族史。每个心智健全、成熟的国民，都应当凭借自己的大脑理性地回应和思考曾经的历史，借此营构一种健康的民族情感与态度。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微观政治学，也才能真正探测到历史厚实、坚冷的岩层。

注释：

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力——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②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