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崇科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鲁迅先生曾经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提及，“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实际上，他在小说（本文所用鲁迅小说版本出自金隐铭校勘《鲁迅小说全编》插图本，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如下引用，只标页码）实践中的确也向“不幸的人们”倾注了相当复杂的感情，即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粗略梳理相关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论者更多的是从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归属加以处理：比如小知识分子、农民（游民）、妇女等等。这样的操作固然有利于增益我们对上述归纳的了解和认知，但对于“不幸的人们”的判定却似乎仍有“盲人摸象”之嫌，而实际上，“不幸的人们”指涉各异，毕竟，现实人生中，“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语）。

话语分析和贱民（subaltern）理论的巧妙结合其实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痛恨理论或者对以西方文论诠释中国问题的做法过敏者似乎找到了杀戮和挞伐的标的，而在我看来，“贱民话语”之于鲁迅小说却是相当有意味而且颇具针对性的问题意识，如果我们对它重新加以界定的话。

“贱民”这个概念，或许更容易为人所知的是印度社会中的“不可接触的人”阶层。〔1〕而相关研究也是相当著名，那就是由印度拓展而日益国际化的“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比如其代表学者之一的古哈（Ranajit Guha）在《贱民研究》第一卷的序言中说，该学派致力于促进南亚研究中贱民问题的研究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