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义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一、问题的提出

明代正统七年（1442）三月，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上疏请禁《剪灯新话》之类小说：

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五事……一、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为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之徒争相咏习，至于经生儒生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异，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律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诏下礼部议，尚书胡濙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上是其议。〔1〕（p1811-1813）

李时勉请求禁毁“如《剪灯新话》之类”，至少还包括《剪灯新话》的“效颦”仿作《剪灯余话》。因为李昌祺《剪灯余话》自序云：“后七年，又役房山，客有以钱塘瞿氏《剪灯新话》贻余者，复爱之，锐欲效颦。”〔2〕（p121）确实，两者的题材、体例、卷帙甚至某些篇目的谋篇布局多有雷同，且现存最早刊本为张光启刊本，此本原与《剪灯新话》合刻。因此，当《新话》被“即令焚毁”，在物质形态上皮毛共存的《余话》不可能幸免于难。因此，《余话》与《新话》同为第一批禁毁小说。关于中国小说史上首次禁毁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李昌祺在《剪灯余话》中“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以小说炫耀才学”〔3〕（p261）；或认为是程朱理学的影响，与封建卫道士鄙视、仇视小说的社会舆论有关〔4〕（p152-155）；或从类似的观点出发，进而认为“明代的小说，动辄强调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宣扬礼教，有益于世道人心，不能不说与这次禁令所发出的危险警报有关”〔5〕（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