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报纸对“二·二八”事件的报道与时评——以厦门大学图书馆馆藏报纸为例

2011-11-19刘凌斌

闽台文化研究 2011年3期

刘凌斌

刘凌斌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媒体高度关注，大陆的各大报纸均密集报道，刊发事件见闻和评论，剖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提出因应之策，留下了大量有关“二·二八”事件的重要资料，近来也日益为学术界所重视，不但海峡两岸的学者纷纷利用当时国内重要报刊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作为分析“二·二八”事件的重要资料，有的学者还搜集当时的报刊资料汇编成书，以供后人研究。［1］不过，以往学者们所运用的报刊资料多来自于上海、天津和武汉等大城市的重要报纸，如《文汇报》、《侨声报》、《益世报》、《大公报》、《大刚报》等，对于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报刊则较少注意。这与民国时期福建报纸保存的不完整有关系。

民国时期福建的报纸数量相当多［2］，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未能保存至今；而有幸保存下来的，大多并不完整。厦门大学图书馆馆藏1945—1949年间的部分福建报纸，主要有《中央日报》福建版，福州的《福建时报》，泉州的《福建日报》和《泉州日报》，厦门的《江声报》和《星光日报》等，保存相对完整。上述各报既有福建省政府和国民党地方党部创办的官方报纸，又有民间社团和个人创办的民营报纸，他们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的偏重与取舍不尽相同，因而，具有一定代表性。本人由于学力有限，未能最大限度地搜集福建省相关的报纸资料，尤其是与官方立场相异的报纸，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故目前只能暂时以厦门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相关报纸为基础资料，搜集其中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报道，进行分类并作简要分析。

一、福建报纸对“二·二八”事件的相关报道和分析

由于闽台特殊的历史、地理渊源，光复初期福建人赴台经商、任教和当公务员的甚多。“二·二八”事件消息传来，福建各界尤为关注他们的安危，加之有大批外省人逃回福建，因此，各报刊出了不少从台湾返闽人士的有关“二·二八”事件的见闻。［3］各报刊由于政治立场不一，报道也不尽相同。不过综观这些报道，尤其是作为国民党官方喉舌的报纸，如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机关报《中央日报》福建版和厦门分版、福建省政府机关报《福建时报》、国民党泉州党部机关报《泉州日报》等，大多将“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奸党煽动”（共产党策划）的、不少流氓浪人参与的暴乱，着重描述外省人在台湾被殴打、被杀害、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形，而对于当局的血腥镇压以及台胞的伤亡提及较少。民营报纸虽不时会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评论文章，但大多站在官方和反共的立场，因而实际上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二·二八”事件的真实情形。尽管如此，其中仍不乏较客观的报道，为当时民众提供了了解台湾“二·二八”的重要窗口。

（一）对“二·二八”事件原因的探讨

“二·二八”事件虽是由一起偶然事件引发，但最终却酿成了全台性的大规模动乱和流血冲突，各报也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民国时期厦门历史最长的民营报纸《江声报》尽管总体上支持国民党，但敢于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当局的腐败。在“二·二八”事件爆发后不久的3月8日和12日就刊发了两篇社评，详细分析了“二·二八”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光复以来，陈仪在台湾实行的“严格而不合理”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民争利导致物价高涨、失业增多，“将人民生机剥尽，至人民铤而走险”，该报引用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李伟光的话说：“二·二八事件实为台省民众对当局不满之总爆发”。另一方面，事变发生后，行政长官公署应变不力，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扩大。因此《江声报》认为，陈仪为首的行政长官公署要为事变负主要责任，既不应该单单把责任推给开枪伤人的军警，也不应把责任统统推给日本人或者中国共产党。［4］

3月11日，福建省政府机关报《福建时报》的一篇社论，则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历史的、心理的原因，认为台胞在日本殖民统治的五十年中处在严密的警察监视之下，“绝对没有言论和行动自由，其所积蓄压结的怨毒愤怒，从无发泄的机会”，光复以后，“骤脱重重的束缚，对于自己的前途，自不免怀过大的希望。不幸胜利后的祖国，因受内乱的影响，物价无法安定，政治也不能按理想的计划进展，传统的积习与战时因物价激增所酿成的恶风，却都从内地流入台湾，这与日人现代化的统治技术相形之下，反而难免见拙”，因此台胞“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久受压制的‘情意综’［5］失望的情绪交织而成的精神状态，一旦受环境的刺激，集合而成群众，其蕴积已久的怨愤的潜意识遂激发而成暴行。”［6］3月17日，《江声报》刊登的另一篇评论也分析了光复后台湾人的心理变化，指出：“日本投降以后，台湾人的希望极大，祖国成为四强之一，台湾应该是自主、进步、康乐的一省。然而，一切是一个梦，祖国因内战糜烂得不成样子，台湾接收之初，贪污的广泛，真是惊人，台湾人就是这么由热望中坠入深渊。”［7］显然，两篇评论都认为光复以来一年多的社会现实让原先对祖国抱有很大希望的台胞感到无比失望，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这是“二·二八”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

著名华侨胡文虎创办的星系报纸之一《星光日报》经常发表支持民主运动、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文章，政治立场比较进步。其3月8日的一篇短评《台北暴动前因后果》认为，“二·二八”事件“断非单纯一种专卖走私所引起而系久经酝酿之政治与人民之隔阂，藉此专卖事件而导火耳”，“光复后人民希望清廉光明之治，当然极殷，而接收之官员中之行动失检，使政府与人民脱节”，文章指出台民对外省公务员的官僚习气和贪污横行的不满是引发此次事变的主要原因。［8］3月11日社论《台湾民变正论》更是直言：“台湾此次民变，无疑义地完全是陈仪的黑暗专制的统治所造成”，并综合分析了“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9］《江声报》的社论《台湾善后处理中》则在客观评价日据时期实行的各项殖民政策，并在将其与陈仪治台政策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分析了陈仪治台“虽政治专制并不如日人之甚，经济统制亦不至更严于日本”的情况下，却酿成“二·二八”事件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10］

既有的研究表明，“二·二八”事件爆发的背景极其复杂，学者们大多认为事件的发生与台湾当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面临的深刻危机大有关系，主要原因是陈仪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不当的各项政策所致。［11］综合福建报刊对“二·二八”事件爆发原因的分析，虽然各有所侧重，但涉及到陈仪的治台政策、经济统制、贪污问题、省籍矛盾、当局的应变措施以及社会心理等诸多层面，应该说，福建报刊的这些分析文章是比较全面、客观和深刻的，触及事情的本质，切中了要害，为当时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和理性思考“二·二八”事件的方向。

（二）对陈仪个人及其治台政策的评价

由于陈仪主持闽政有得有失，毁誉参半，［12］福建各界对其相当熟悉，因此相较全国其他地方也就更为关注陈仪在台湾的所作所为。“二·二八”事件爆发以后，福建报刊纷纷刊载文章，对陈仪治台的功过得失进行评价，这些评论文章在对陈仪的治台政策，如经济统制、政治上的专制予以猛烈批判，并认为陈仪应该为“二·二八”事件负责；同时又大都肯定陈仪的政治抱负、个人能力，赞赏其正直、廉洁的作风。

《江声报》的社评对陈仪的评价较为客观，文中赞赏陈仪“无疑是中国少见有能力的地方政治家”，指出他主政福建七年，“政治方面成功，经济方面则失败”。但陈仪却将主闽时的经济政策又搬到台湾，醉心统制经济，终于酿成“二·二八”事件。［13］该报的另一篇文章则分析道：“陈仪在台湾的作风就他个人来说是进步的，但效果却是失败的，原因当然很多，主要的是他自己也还没有通盘的计划，确定的方针，不折不扣的实行。”［14］

《福建时报》则刊发专文《陈仪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对陈仪作了全面的评价，认为陈仪不像上海许多报纸宣传的那样暴虐，肯定他是一位“正直而严肃的长者”、“廉洁无私刚直不阿的不可多得的人物”，还分析了陈仪治台失败的症结所在：“无论陈氏如何的律己已严，然而他所用的人却大不行。无论陈氏如何正直无私，然而他倔强固执的个性却毁坏了一切。”作者认为陈仪用人失当，过于倔强、固执的个性和过于自信的政治作风造成了他的失败。对于陈仪继主政福建之后在台湾又迎来了“一个失败的悲剧”，作者感叹：“这是一个很冤枉的老人”，“这又是一个很值得惋惜的老人。他的刚直的个性里仅仅只缺少了些德谟克拉西（即英文“民主”一词的音译）的成份，但由于这个不治之症，他不能与一个作为新中国的建设者有缘了。”［15］

《福建日报》系泉州商会办的大型日报，政治上偏向国民党当局，发表的经济方面的社论或评论较多，但也注意维护商人利益，经常刊登一些反映商人情绪的报道和文章，也曾发表过一些抨击时弊的评论。5月15日发表社论，认为陈仪该为“二·二八”事件负责，也该受处分，但也指出“台湾治得不好是真的，但一般情形总比其他省份好也是真的”，因此“让陈仪单独负责是不公的。”文中还肯定了陈仪的抱负和努力，对他“敢作敢为固执从事的精神和风度”甚感钦佩，为他的结局而叹息：“这样一位有政治抱负的人物，也难免失败，溺毙在中国政治的陷阱中，着实很惨。”“他主台政，不但有他一贯的抱负，也确实费了力，想做事的。听说，这位老人家连午饭都是在办公处吃，没有回家休息的，而今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这岂是陈仪的不幸？倒真是中国的不幸。在陈仪能够卸此任劳任怨的重职，一声‘谢谢’而去，有何不幸，真正不幸的，恐怕是中国，是台胞。”“中国官场的秘诀是‘多做多骂、少做少骂、不做不骂’，陈氏应是属于‘多做多骂’的人物，所以他到处挨骂。但是这种人到底比少做，不做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家更值得佩服，更伟大。也许他离开台湾以后，台湾人会像福建人一样蛮恋他哩！”［16］

由此可见，福建媒体通过对陈仪治闽和治台政策的对比分析，并结合陈仪主闽的政策得失和带给福建各界的观感来评价陈仪在治台期间的功过，既指出了陈仪治台政策的若干严重缺失，又肯定了陈仪的抱负、能力和品德，而不似当时大陆的某些政客和媒体那样，把陈仪批评得一无是处，必欲除之而后快。［17］因此，福建媒体对陈仪的个人及其治台政策的评价是较为客观和公正的。

（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教训和反思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教训和反思，这也成为当时福建媒体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各报纷纷发表评论，呼吁国民党政府和全国人民从“二·二八”事件中吸取教训，要好好反省，避免类似悲剧重新上演，希望内地人民能给予台胞同情和理解，化解误会，冰释前嫌，融洽相处。

《江声报》的评论指出，“二·二八”事件不只是台湾政治的失败，也是整个中国的失败，每个中国人在台湾同胞之前都应加以自省。［18］

泉州《福建日报》的社论详细分析了台湾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论证了台湾与祖国的关系，文中写道：“台湾不能离开中国，正如孤儿依赖慈母，中国不能离开台湾，也正如母爱子乃出乎人之本性”；认为要从“二·二八”事件中吸取教训，“要纠正台胞的心理，必须从教育方面入手，不但徒教他们懂得国语就够，还要以宽大仁爱的教育精神，向台胞积极的启示，让他们都能兴奋奔向祖国的怀抱，而政治的弊病也要及时改正，准备与民更始，使民乐于就范。”［19］该报刊登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则认为：我们对于“二·二八”事件采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警惕、反省，从中获得一个教训，而不是仇恨”；这次事件的严重性，“并不在于事件的发生，亦不在于这事件的如何解决、结束。而是在于今后台人与国人之间的如何相处，因为解决、结束不过是表面的、消极的，如何使台人与国人之间的前嫌冰释、相然无间，那不是靠一纸命令，一个诺言所能收效，而是要看我们今后用何种态度以相处来决定的。”文章最后指出，“台湾虽然是我们的同胞，但是他们沦亡异族之手五十一年，一切生活、文化与思想，实在有许多与我们不同，与生活文化不同的人相处，极易发生误会，滋生隔膜。唯了解与同情，可以化解误会与拆开隔膜。”因此，“我们应该用理智克服感情，用了解培养容忍”，来逐渐促进台人与国人之间的融洽相处。［20］

（四）对“二·二八”事件的善后处理及日后治台方针的建议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善后处理，福建各报纷纷建议中央当局尽快追究责任，将陈仪撤职查办，但同时要应本着宽大的原则处理此次事件。

对于日后的治台方针，福建各报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建议。《江声报》的《台变我观》一文提出七点治台方针：一是保持宽大的态度，彻底处置流氓及其武力；二是将公有土地分配给贫农以合作方式经营；三是由政府收置地主私有土地，实行彻底的平均地权；四是早日实行县、市长民选；五是保持和发展日据时代的公营经济事业；六是征选国内优良教师以教育台胞；七是健全省级行政。［21］

《福建时报》在《今后怎样治理台湾》的社论中则提出今后治理台湾应特别注意的有以下四点：第一，重视培养台民的内向心力，取消一切特殊化制度，提前完成台民自治；第二，消除台民与内地人民的歧视；第三，推行中国本位的教育和公民训练，彻底肃清日本教育的遗毒；第四，加强台湾与整个国家经济的联系。［22］

泉州《福建日报》专门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两篇社论。4月24日的社论《今后的台湾》，对今后的治台方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社论认为文人出身的魏道明应该以“宽猛互济”的方法来治台，才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盖因“非猛不足以压服一般暴乱成性的浪民，非宽不足以抚慰大多都善良而热心祖国的台胞”，建议地方当局今后应重视“安定民生”和“努力教育”两方面的工作。［23］5月15日的社论《送魏主席往台》则认为，“台湾要治好，不是换了陈仪就会好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摆脱一切因袭的官场风气”，“要征集一大批好的教育人才、公务员、技术人员，甚至军队到台湾去，配合台胞来干一番。才有希望。”同时，更寄望于新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首先，“对此次事变善后，应本宽大为怀，赏罚分明之本旨，慎重处理，其已处分，而经人民控诉确系冤枉好人者，应予宽免。”其次，“应该更多注重教育”，作者觉得治台的失败在教育，“全省没有几位中学校长是足以为人师表的，难怪无校不潮，小学生看见‘阿山’都鄙视”；“我们缺乏工农业的一流人才无可怪，倘然，连一些优秀的教育人才也罗致不到，那才真是中国的耻辱，丢尽全民族的‘面子’。只好请日本再来了。”社论最后指出：“对魏氏我们未敢为贺，我们只希望他是司法家，能善于处理事变。他又是文人，能注意教育文化，则台湾即使不会好，也可望不再变坏。”［24］

综合上述福建各报对日后治台方针的建议，主要包括几个方面：政治上，改革不合理的省政，尽快实行县市长民选，重用本省人；经济上，废除经济统制政策，实行土地改革，重视安定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台湾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文化教育上，加强对台胞的教育，着重培养其祖国意识，消除台湾人与内地人的隔阂等。这些建议，是针对陈仪治台的弊病所提出的良药，是极富远见卓识的，体现了福建同胞对台湾人民的殷切关怀和对台湾局势发展的美好期许，但在当时全国内战的形势下，除了改革台湾省政、废除经济统制之外，上述建议大多未被当时腐朽的国民党当局所采纳。

二、“二·二八”事件之后，福建报纸对台湾时局的评论

在全国各界和强大的民意压力下，1947年4月，陈仪辞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以示对“二·二八”事件负责。5月，魏道明受命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他在台湾实行军政分治，改组成立台湾省政府；发展民营经济，加大土改力度；宽释“二·二八”事件人犯，吸纳台籍精英，缓和省籍矛盾。这一系列省政改革举措，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广大台胞的诉求，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拥护，有助于台湾社会恢复常态，稳定民心，使得台湾的政局暂时稳定下来，重建工作在曲折中缓慢前行。［25］但随着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根本无力支持台湾的发展，大陆的通货膨胀波及到台湾，加速物价飞涨，加上地方官员的贪腐问题依旧严重，台湾的政治经济形势再度陷入了混乱，

福建各报继续刊文揭露当时台湾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报道台湾经济形势恶化、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民生日益维艰的状况。《福建日报》的评论就指出：“生活重压下，环境特殊下，谈效率，谈计划，似乎每个人都心头黯然”，“今日台湾是一片可怕的缄默。”［26］有的报道则重点关注由光复以后的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隔阂，文中指出，外省人来到台湾，一切的贪污、腐败、无效率、糊涂、不遵守法纪和公共秩序等传统的恶劣作法，都搬过海峡而来，引发了台湾人强烈的不满，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人”三个字已经成为“贪婪无能”的代名词。作者为此忧心忡忡：“‘中国人’与‘台湾人’，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裂痕，是需要迅速弥补起来啊。”［27］

1948年11、12月间，《江声报》刊登了系列报道《台湾行》，通过记者赴台参观博览会及在台湾各地参访的所见所闻，深刻揭露了当时台湾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存在着的种种问题。系列报道涉及访台者在台湾的吃住问题、货币兑换的不便，台湾的物价飞涨、经济状况的恶化，台湾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台湾民众对时局的不满，日本统治对台湾的影响，官方的新闻管制，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台湾妇女的地位和娼妓问题等方方面面，客观的反映了当时台湾社会的真实情况和台湾人民生活的困苦。作者担忧台湾的前途，预感台湾将要面临更大的危机：“这里，阴霾处处，笼罩着这个不安的褪了色的岛屿，冷锐的风吹动我的寂寞的楼屋，我念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诗句，知道更大的暴风雨就要来了，忧虑而且战栗！”［28］

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以后，在国际上和极少数台湾人中出现了一股寻求所谓“国际托管台湾”、“台湾自决”、“台湾独立”的声音，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此举引起了国内各界的强烈不满，以《江声报》为代表的福建媒体也对这些分裂祖国的图谋予以深刻地揭露和严厉地批评。早在1947年4月，《江声报》的社论就指出，要警惕美国一些报章将台湾“移交联合国托管”的言论。［29］同年11月8日，针对美国人经营的菲律宾报纸和国内少数台湾人主张的“以民族自决方式确定台湾的政治地位”，“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台湾自主，或由中国统治”的言论，《江声报》专门刊发社论，剖析了台湾的战略地位，“台湾自决”言论产生的背景，并对此予以驳斥和批判。社论认为，“台湾曾闹过‘二·二八’事件，我们不否认台湾人民之痛苦，”但这是当政者的问题，不是国家不好，“当政者不好可以改革，大家同心改革，正如当家的不好，可以起家庭革命，总不好当家的不好，就不认祖宗，向外面‘卖身投靠’；邻居也不好教唆利诱，叫‘卖到我这里来’。台湾就像卖去赎回的孩子，老家里穷苦混乱，如合众社五日上海电举台湾现在之痛苦，就有人教唆利诱这孩子了”；呼吁台湾同胞应该与全国人民共同警惕某些国家分裂中国的阴谋。［30］1948年8月，该报的另一篇社论则针对在日本的“主张台湾独立”的地下组织提出的五点主张进行批判，也检讨了光复后中国政府在治台方针上的种种失误及其带给台湾人民的苦难，还深刻揭露了美、日等国扶持“台独”运动的险恶用心和巨大阴谋。社论最后希望，政府要好好反省，台湾可以争取自治，但不必自弃，更不应脱离中国，“对此阴谋，既授人以隙了，应速自弭：做哥哥的深自反省，做弟弟的可尽在家里吵，争自治，切莫轻离家门给拐子拐了去！台湾是中国依建国大纲唯一够资格自治的省，可跑在哥哥的前头，做全家有力的一房，很不必自弃。”［31］从上述评论的遣词造句来看，《江声报》用家人关系比喻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用兄弟感情比喻两岸同胞的亲情，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台湾之于祖国的重要性，颇具说服力，可以算是福建媒体的特色之一。福建媒体语重心长地提醒作为家长的国民党当局要好好反省治台政策，呼吁同为中华大家庭一份子的台湾同胞警惕“台独”言论和分裂中国的阴谋，切莫“轻离家门”闹“独立”，字里行间流露出两岸一家的民族情怀以及闽台两地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读来令人无限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福建媒体，不但对台湾之于中国的重要战略地位有着清醒地认识，也热衷于呼吁两省携手推动闽台关系的发展。1947年，《福建时报》的一篇社论就专门探讨了光复台湾对于巩固东南海防和发展闽台关系的重要战略意义，并希望福建“全省人士重视台湾，效法台湾，追随台湾，把福建的交通建设起来，福建的矿产开发起来，福建的海港建筑起来，繁荣福建，足以增加台湾的力量，光复台湾，足以巩固福建的海防”；最后呼吁，“福建的同胞们，你们是台湾的拓荒者，你们应该格外出力保卫台湾，繁荣台湾，台湾的繁荣便是巩固福建的门户，也便是巩固东南的海防。”［32］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之时，再来细细品味当时福建媒体对于发展闽台关系，共同促进闽台繁荣的热诚呼吁，仍不免令人感概万千。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大量见诸福建报端的有关“二·二八”事件及事件后台湾时局的报道和评论，反映了福建各界对台湾时局的密切关注以及闽台人民之间真挚的同胞情谊。且由于闽台两省同根同文，风俗民情颇多相似之处，闽台关系源远流长，加之当时两地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又十分密切，福建报刊对“二·二八”事件和台湾时局的分析与评论多半能鞭辟入里，容易触及问题的症结所在，为后人研究“二·二八”事件提供了丰富和宝贵的资料。

注释：

［1］李祖基编：《“二·二八”事件报刊资料汇编》，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2007年版。

［2］据《福建省志·新闻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记载：根据现有资料统计，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1949年国民党统治在福建垮台为止的30多年间，福建先后创办报纸共824种。参见福建省情资料库——地方志之窗网站，网址：http://www. 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55&index=40&。

［3］《中央日报》福建版对“二·二八”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其中大多是转载自中央社的消息，还刊发了记者采写的事件经过与见闻，如《台湾事变目击记》（3与15日、16日）、《台湾事变始末，中央社记者亲历惊险》（3月18日）等。福建其他报刊的报道也不少，如《淡水归客谈骚乱经过》（《福建时报》，1947年3月8日）、《由台来厦难民口中详述台湾事变真相》（《江声报》，1947年3月9日）、《访问台湾归来人》（《福建时报》，1947年3月13日），《台湾暴动的真相》——记二·二八事件》（《泉州日报》，3月26日至29日，3月31日）、《历史的惨剧——台湾骚乱中拾录》（《泉州日报》，4月2日至4日）。

［4］《社评：台湾“二·二八”事件》，厦门《江声报》，1947年3月8日；《社评：台湾事变的发展》，《江声报》，1947年3月12日。

［5］“情意综”，也称为“情意结”（COMPLEX），即对某人某事不可抗拒的情感；在现代心理学中指：一群重要的潜意识组合，或是某种隐藏在个人的神秘的心理状态中、无意识而又强烈的冲动。

［6］《社论：向台胞恳切呼吁》，福州《福建时报》，1947年3月11日。

［7］非英：《台变我观》，厦门《江声报》，1947年3月17日。［8］《台北暴动前因后果》，厦门《星光日报》，1947年3月8日。

［9］《社论：台湾民变正论》，厦门《星光日报》，1947年3月11日。

［10］《社评：台湾善后处理中》，厦门《江声报》，1947年4月12日。

［11］参见杜继东：《台湾“二·二八”事件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韩文琦：《台湾“二·二八”事件研究述评——纪念“二·二八”六十周年》，《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2］1934年2月至1941年9月，陈仪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长达七年半之久，在福建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进步的措施，如铲除军阀割据、土匪祸患，革除官场弊病；兴办教育，重视人才，发展文化事业；积极备战，抗击日伪军等，对福建抗战和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某些积极作用；但他实行经济统制，大搞粮食“公沽”，导致米荒严重，民不聊生。参见陈能南：《陈仪主闽期间功过述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13］《社评：台湾二·二八事件》，厦门《江声报》，1947年3月8日。

［14］非英：《台变我观》，厦门《江声报》，1947年3月17日。

［15］伊人：《陈仪究竟是怎样的人物》，福州《福建时报》，1947年3月10日。

［16］《社论：送魏主席往台》，泉州《福建日报》，1947年5月15日。

［17］国民党CC系（由陈家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领导的）对陈仪的台湾特殊化政策早已不满，几番攻击未见效，“二·二八”事件发生后，CC系政客眼见陈仪在台湾闯下大祸，总算找到发难的耙子，必欲去陈仪而后快。一些国民党CC系控制的报纸如《正言报》、《新中华报》等纷纷发表文章，痛批陈仪在台湾搞特殊化政策，直指长官公署的劣政导致了台变，将“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归咎于陈仪一人，认为陈仪是首恶必办，应承担全面责任，向天下谢罪；并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枪决陈仪，以平台胞之愤。参见褚静涛：《全国媒体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反应》，《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8］非英：《台变我观》，厦门《江声报》，1947年3月17日。

［19］《社论：白部长两句话》，泉州《福建日报》，1947年3月23日。

［20］李于右：《我对于台湾事件的看法》，泉州《福建日报》，1947年3月26日；此文同时刊登于《中央日报》厦门分版，1947年3月27日，3月28日。

［21］非英：《台变我观》，厦门《江声报》，1947年3月17日。

［22］《社论：今后怎样治理台湾》，福州《福建时报》，1947年4月25日。

［23］《社论：今后的台湾》，泉州《福建日报》，1947年4月24日。

［24］《社论：送魏主席往台》，泉州《福建日报》，1947年5月15日。

［25］参见褚静涛：《魏道明与二二八事件善后》，《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5期。

［26］《看今日台湾，到处是可怕的缄默！》，泉州《福建日报》，1947年8月30日、31日。

［27］柯秋：《中国人与台湾人，一个值得重视的裂痕》，泉州《福建日报》，1948年2月23日。

［28］伍郎：《台湾行》，系列报道，厦门《江声报》，1948年11月1日、12日、19日、20日、21日、28日、29日，12月3日、4日。

［29］《社论：台湾善后处理中》，厦门《江声报》，1947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