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钧

行走在寻根的路上——评曾纪鑫新著《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李钧

曾纪鑫新著《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版）让人感到既熟悉亲切又陌生惊喜。亲切是因为他延续了业已成熟的文化历史散文创作路径，依然持守新启蒙立场和新历史主义精神，还有大气磅礴的跨文体写作试验。让人惊喜的是他没有固步自封自我复制，没有停留在既有的风格上，而是继续拓展，行走得更远，思路更宽广，穿越了更多迷障，在思想与文体两方面给人以深刻启示。

这部散文集正文十二题加一篇“跋”，全都围绕着“历史”与“行走”两个核心理念，或许还可以概括为一个主旨：这是一个人寻根路上的思想录。熟悉曾纪鑫的读者都知道，他身上有着屈原式的求索精神；作为一个作家固然担负着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立命的责任，但无庸置疑的也包含着自我诘问：一个人精神的“根”到底在何处，一个人的灵魂最终要归于何方？——他的“不安分”或许全由于这些求证生命意义的自问，于是他走出小山村，走出公安县，走出湖北，走到了福建，走向了中国的人文山水。但是走得越远，他的心反而离故乡越近，渐渐变成了一个“思乡者”。有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部文集正文十二题中有八题直接或间接书写他的故乡湖北：其中《湖北人》写湖北人的文化性格，虽然不像胡平《千年沉重》写江西人那样上下千年细致周详，却庄谐并出生动有趣，在与中国各地人性格的比较中为湖北人塑像。《鄂西三“神”》、《边缘化的沃土》、《西塞山下龙舟会》都是对湖北人文历史的描摹，就像一幅幅风俗画，一篇篇抒情诗。相比而言，他也写自己行踪所至的西藏风物（《高原壮歌》），也写战时重庆（《在北碚》），还有塞北大漠（《天地过客》），但他在那些地方感到自己是一个“过客”。于是人们在读这部文集时会感到：一个人无论在空间意义上漂流了多远，实际上都走不出故乡；一个人在时间上无论漫游了多久，都难以穿越历史。这成了一种宿命，也成为智者内心的一种恐惧。为了摆脱这种宿命和恐惧，为了找到“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答案，曾纪鑫成为一个行走在路上的精神流浪者，成为一个丰富的痛苦者，同时也是一个执着的进取者。他把寻根过程中的所思所感，把在路上的所见所闻，把对梦里故园的诗意怀想，统统形诸文字并从中获得慰藉。

曾纪鑫在“神游”中“穿越”，并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走入了“事件现场”。这位理性的怀疑论者像一个超时空侦探，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在不为人注意的蛛丝马迹里搜索着被历史本质主义遮蔽的证据。有人说：“文学，只有人名是假的；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这固然有点虚无，却从另一方面道出了文学真善美的本质。曾纪鑫的文化历史散文，是与历史人物的神交意会，是以“文学之灯”照向历史黑洞的探索发现，是对诸多惊人的具有戏剧性的历史细节的揭示与呈现。《英雄的出路与末路》写李自成起义的原因、过程与结局。关于李自成起义的原因，曾纪鑫发现了一些偶然性因素，这就是缘于崇祯元年湖北籍御史毛羽健奏请取消“驿递”制度，此举使十万驿吏失去生路，加入到土匪或起义军队伍里，李自成正是这些失业者中的一员。那么，毛羽健因何做此提案呢？是因为他在京城纳了小妾，却被远在家乡的元配夫人知悉，她假公济私借驿道星火赶来，而驿吏竟然没有提前告知毛御史，“河东狮吼”令他灰头土脸颜面丧尽，窝了一肚子火的毛羽健就把驿站当成了“出气筒”……这些发现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有时比文学更具戏剧性。《从汴京到赵家堡》是对南宋历史的书写。曾纪鑫之所以写这段历史，是因为先后于1995和2002年两次为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而到开封采风，积累了大量资料；后来他被引进到福建厦门工作，又于2008年秋天游览了南宋皇室后裔赵若和及其后人在漳浦太武山建起的赵家堡，从而将南宋历史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他在勘察了历史剧演出的“现场”后，自己也仿佛成了那些历史戏剧的观众兼演员……屈指算来，这篇文章前后经过了15年的酝酿发酵，又因为种种机缘巧合，真让人觉得曾纪鑫仿佛肩负着某种神秘使命而来：是曾纪鑫在寻找历史之根？还是那段历史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或许，在行走了很远、追溯了很久以后，曾纪鑫越来越感受到了“邂逅”的魅力。2006年7月，曾纪鑫从成都转机飞到“世界第三极”西藏采风，山南地区电视台书记嘎多亲自驾车带他观光，他由此“邂逅”了文成公主；2006年10月，台湾旅美华人齐茂椿精心策划组织了“梦怀长安古城，重走唐蕃古道”活动，将文成公主与佛祖十二岁等身像复制件从拉萨迎回西安——这两个机缘碰撞出了《高原壮歌》，从而对文成公主与汉藏友谊进行了长篇书写。因为《历史的刀锋》中那篇《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对赵匡胤的“开国壮举”进行了书写［1］，从此脑子里萦绕着“经济发达但军事积弱，文化繁盛却发展畸形，疲惫不堪而常被后人景仰的‘大宋王朝’。尽管这段历史阴柔衰朽、懦弱凄凉、不堪回首，可一旦涉足其中，就像掉入陷阱般无以自拔，于是，索性任其自陷一陷到底，直面正视‘打捞’一番……”于是他写成了《从汴京到赵家堡》，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对南宋衰亡的原因进行了探究，俨然一部南宋史，其中不乏惊人之论：“岳飞是一个具有个性与锋芒的武将，他倔强任性，根本不懂韬光养晦，总是凭着自己的直感与好恶行事。岳飞能打恶仗硬仗，但他桀骜不驯，常常‘便宜从事’”，这使岳飞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而被神话化的“朱仙镇大捷”纯属虚构，“大宋王朝自始至终，除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大获成功外，在对外作战中，从未取得过一次像样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之先河”。而在那样的背景下“仅凭一支岳家军，无论多么神勇，也不可能神话般地消灭所有金军，灭亡整个金廷，并且还是一支时时受到猜疑与掣肘的军队”；“尤为可悲的是，岳飞之死在朝堂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士大夫们没有一人站出来为岳飞说上一声公道。一群麻木不仁的臣子，又能将一个腐朽不堪的朝廷支撑多久？”［2］——当曾纪鑫发出如许感叹的时候，谁敢说他没有穿越历史变成一个“宋朝人”？！《谁的赤壁》固然由于吴宇森电影《赤壁》引起了曾纪鑫廓清真相的欲望，固然因为他读了“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古代史书记载，以及吕思勉的《三国史话》、黎东方的《细说三国》、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以及易中天先生执讲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品三国》等研究成果”［3］，又何尝不是因为他在参观赤壁时恰好遇到一场山火仿佛“现代版火烧赤壁”呢？——机缘与邂逅、偶然与意外，欲望与个性，这些冥冥中牵引着他写作动机的神秘因素，或许正是引领曾纪鑫走向“新历史主义”的原因吧。

曾纪鑫的《一个人能够走多远》与上一部文化历史散文集《千古大变局》相去不过两年时间，但他的历史观似乎发生了些许改变［4］。此前，“历史”在曾纪鑫眼里大体上是客体，是他的认知、研究与探索的对象，虽然在“《千古大变局》的创作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去魅、去惑、去蛊的过程，为近代人物正视、正听、正名、正身，去掉‘神化’或‘鬼化’的外衣，还原为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5］但他那时候能对历史人物给予“同情的理解”，却很多时候在入乎其内之后难以抽身出来，作细致冷静的打量，故而在《千秋家国梦》、《历史的刀锋》、《永远的驿站》乃至《千古大变局》中，历史的荒诞与悖谬常令他愤激，许多历史之谜让他痛苦，因而也就为时爆出“正义的火气”。也就是说，他那个时期在角色“代入”之后，与“历史”形成了冲突对抗关系，这种“戏剧冲突”多是外部冲突，有些结论也带有“事后之明”的味道。而在《一个人能够走多远》里，作者与历史形成了“主体间性”的关系，他与历史真正达成了谅解与对话：历史不可假设，未来不可预知；但在文学创作中，却能将“历史”的诗性、戏剧性和叙事性进行有机融合。因而，他的历史观更加成熟，其跨文体写作的艺境也更为成熟。由此言之，《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是一部自我启蒙之书，是“为己”之著：如果说曾纪鑫此前怀抱着中国式启蒙主义者的宣教态度，以现代价值观为评判标准拷问历史，将自己的独到发现告诉给别人，那么《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更像是寻根路上的思想录，因而有着从容含玩的韵味。我以为，如果文章能如汪曾祺那样达到“把玩”的艺境，那么情、智、趣三方面也就达到了和谐。在《一个人能够走多远》中，曾纪鑫的精神仍然是粗砺而阳刚的，但他的艺境渐臻通达圆融，他在行走、神游与穿越中获得了一种“以无厚入有间”的裕如之感，故乡、历史、文化和自然等题材都在他的“行走”中达成默契。

行走与神游，是《一个人能够走多远》的精神内核，也是曾纪鑫当下的生命状态。

注释：

［1］曾纪鑫：《历史的刀锋》，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

［2］曾纪鑫：《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43、56、59、49、58页。

［3］曾纪鑫：《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86页。

［4］参看李钧：《三楚精神与现代情怀·曾纪鑫文化历史散文论》，《海南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李钧：《文化散文的诗学追求》，《文艺报》2009年11月19日。

［5］曾纪鑫：《千古大变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5页。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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