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赫律

在东亚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中，“同人杂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许多重要的文学运动，正是以“同人杂志”为中心展开的。在中国，一代名刊《新青年》即是名重一时的同人刊物。后来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所办的期刊，也多是以“同人杂志”的模式运转。可以说，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同人杂志”所提供的平台和空间。不过进入“当代”以后，随着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日益组织化，“同人杂志”的合法性逐渐消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组织“探求者”文学社，筹办《探求者》，很快就被划为右派。学者乐黛云，也曾有因办“同人杂志”而被划为右派的经历①见洪子诚《我的阅读史之乐黛云》，《我的阅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由此，“同人杂志”作为一种办刊形式，在中国几近销声匿迹。在韩国，“同人杂志”的传统则一直延续下来，但也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因应不断变化的时局，在新的语境中找准位置，“同人杂志”的创办者，也在不断自我调整，在同人构成、组织制度、经营方式，以及代际交接上，都做了不少尝试。本文试图以对同人文学刊物《文学与知性》三十年发展历程的考察为中心，让国内读者了解到韩国“同人杂志”的变化轨迹，以及使韩国“同人杂志”得以薪火相传的一系列制度，进而增进人们对韩国文学的了解，并有所借鉴。

在正式进入对《文学与知性》的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对韩国“同人杂志”的发展概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韩国，“同人杂志”是指拥有相同的思想、主义或主张、技法、倾向的人共同出资或者共同接受同一资助者而编辑和发行的杂志②韩国词典研究社:《国语国文学资料词典·上卷》，第853页。。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同人杂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在一九二〇年代。这一时期，“同人杂志”之所以兴起，主要是反对将文艺当作启蒙的工具，其实质是对一九一〇年代韩国新文学启蒙主义的一种否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同人杂志”的发展和兴盛看成是纯粹文学和参与文学之间的一次交锋。第二个高潮是在一九六〇年代。这一时期，韩国政局动荡，纯粹文学与参与文学间的论争再次发生，这就需要发表各自主张和观点的平台，在当时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渠道就是志同道合的同人自己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杂志作为阵地。此外，有着独特人生体验的“四·一九世代”①1960年韩国总统选举之际，时任总统的李承晚因利用提前选期、动用警察宣布戒严、伪造假选票等不正当手段遭致了国民强烈的反对。加上其统治后期因美国经济援助的急剧减少，经济也遭受了重创，使其统治陷入了严重危机。当年4月11日，在韩国马山港发现的被警察催泪弹打死的中学生尸体成了点燃国民怒火的导火索，反对示威迅速蔓延到了全国。1960年4月18日，高丽大学的3000多名大学生到韩国国会议事堂门前静坐示威，遭到当局的镇压导致流血事件。于是4月19日，首尔市内各大学学生与市民组成10万游行队伍，高喊着“李承晚下台”的口号直接冲击总统府。因当局调来的军队的强行镇压，最终导致100多人被打死，6000多人受伤的惨案。这导致了更多国民加入到了反对李承晚政权，争取民主的斗争行列，终于使李承晚于4月27日被迫宣布下野。这场运动在韩国现代史上称为“4·19革命”，当时在读的大学生也就称为“4·19世代”。另外，因为当时的大学生在韩国是第一代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全部过程用韩文受教育的一代人，因此，还叫做“韩文世代”。也急需呈现自我的空间，作为开启一九六〇年代的主导者，他们个性张扬，不拘一格，“同人杂志”的创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宣泄自我、表达压抑和痛苦心境的平台。

本文所要考察的《文学与知性》同人文学季刊，紧承一九六〇年代“同人杂志”的发展热潮，于一九七〇年九月创刊，是韩国文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同人期刊之一。下面，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对《文学与知性》三十年发展历程的考察，看一看这个知名的“同人杂志”，是如何既保持了自身的风格，又顺应了时代的变化，在越来越复杂的文学环境下生存下来的。

1．同人文学季刊《文学与知性》创刊与出版社“文学与知性社”的创建(一九七〇－一九八〇):第一个十年

上文所述一九六〇年代的“同人杂志”发展热潮为后来“同人杂志”的创办准备了人才和经验。可以说，“同人杂志”之所以能在七十、八十年代开花结果，正是六十年代埋下的种子。《文学与知性》的创刊也是如此。它的主要创办人早在六十年代就通过办刊活动得以相识。金铉②原名金光南，1990年病故。其韩文笔名“(金铉)”，第一字‘金’为本姓，第二字‘’无人知晓相应汉字。这里沿用韩国文学翻译院中文刊物LIST中“《文学与知性社》:主导韩国文学史”一文中使用的“金铉”。是《文学与知性》的核心人物，他与金炳翼、金柱演、金治洙四人被韩国文坛合称为“文知四K”。早在《文学与知性》创刊之前，他们就有过共同办刊的经历，在文学上的追求和趣味也非常相近。具体地说，一九六二年，当金铉还在首尔大学读法语系，牵头创办“同人杂志”《散文时代》之际，金治洙就曾是同人成员之一;大学毕业后，在创办“同人杂志”《四季》的过程中，金铉与金柱演又成为同人成员;而一九六八年步入文坛后，在创办“同人杂志”《68文学》时，又与金炳翼结成了文学同人。因此，无论从《文学与知性》同人构成的角度看，还是从达成文学共识的时间角度看，《文学与知性》的创办，都可以看成是一九六〇年代“同人杂志”发展的一个延伸。

与其他由评论家和作者共同构成同人的杂志不同，《文学与知性》的同人全部由评论家组成，这与过去的惯例十分不同，从而使《文学与知性》在韩国文坛显示出了自己特有的个性。这些评论家分工各异，有的负责组稿，有的负责编辑。核心人物金铉主要负责诗歌、神学以及与知识分子相关的领域;金炳翼负责政治史、知性史以及小说领域;金治洙除了负责历史和哲学外还兼顾小说;金柱演则负责批判哲学与诗歌领域。

根据“文知四K”之一金炳翼的回忆，金铉与自己商讨创办文学“同人杂志”的时候，考虑到了当时纯粹文学与参与文学论争的文坛局势，认为参与文学派有自己的刊物《创作与批评》③《创作与批评》是1967年创办的综合文学季刊，但由于一人出资，从而采用了由出资人做杂志的编辑方向、稿件采用等决策的制度，并非“同人杂志”。，而倾向于纯粹文学的文人则苦于没有属于自己的刊物而处于相当不利的处境。金炳翼完全赞同金铉的观点，因为自己虽然也同意参与文学派通过文学途径来参与社会进程的主张，但是，对他们当时显现出来的过于机械的思考和幼稚的行动主义，以及过于自负的具体实践持有怀疑的态度。于是，两人不谋而合，并与其他两位同人达成了共识。《文学与知性》首先围绕“自由”和“知性”主题，在杂志上着重介绍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萨特之后的法国思想，同时刊载了国内学者关于西洋史和韩国史的论文。这些编辑实践从客观上反映了“文知四K”“拒绝僵硬的思维，主张反省的思维和开放的知性”①见洪廷善《“文学与知性”30年，其中的若干要事》，《文学与知性社30年(1975－2005)》，第16－17页，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5。的态度。另外，因为《文学与知性》的同人均为文学评论家，文学理论上的修养自然不言而喻。他们凭借同人成员谙熟法语、德语、英语的特长②被韩国文坛称为“文知4K”的金铉、金治洙、金柱演后来分别被聘为国立首尔大学法语系、梨花女子大学法语系、淑明女子大学德语系的教授，国立首尔大学政治系毕业的金炳翼英文水平也达到了能够翻译英文原文书籍的程度。前三人又均曾赴相关语种国家留学。和深厚的文学理论造诣，广泛介绍了当时风靡世界的外国文学理论、大众社会理论以及民族文学理论等。这一时期，在《文学与知性》上发表论文的作者几乎涵盖了当时“韩国的整个学界和知识界”③金炳翼:《文章背后的故事》，第224、247页，首尔，文学村，2004。。到一九七五年“文学与知性社”创办之前，《文学与知性》除了形成前面提到的同人各自分担组稿、编辑的制度之外，还建立了其他三个成功的制度，即新老兼顾的“文人培养制度”、优秀作品“再收录制度”和“星期四例会制度”。作为文学季刊，《文学与知性》不仅大量刊载众多成名作家的作品，还充分调动评论家的力量甄别文学爱好者的优秀作品予以刊载，从而培养出了大批主导一九八〇年代的作家。同时，《文学与知性》借助评论家同人的力量，实行了优秀作品“再收录制度”，即由四位同人从每三个月已刊载过的作品当中选出优秀作品，再附上经过作家同意、委托知名评论家撰写的作品评论，予以重刊。这个在充分尊重作家的基础上实行的评论家与作家之间的互动制度，得到了文坛作家的广泛好评，也令那些得到知名评论家肯定的作家信心倍增，从而使《文学与知性》得到了很多当代作家的拥戴。为了使这些取得良好效果的制度得以更有效地实施，季刊《文学与知性》的同人又设立了“星期四例会制度”。每个星期四他们就聚到一起，专门讨论商榷编辑方向、稿件采用等问题，使《文学与知性》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同人杂志”特有的民主风格。

然而，正当《文学与知性》获得初步成就的时候，一九七五年，编辑同人金炳翼被《东亚日报》解聘④金炳翼作为《东亚日报》的文化部记者于1974年10月18日当选韩国记者协会第12届会长。《东亚日报》社以未经报社同意从事对外活动之由，宣布对其“无限期停职”的决定。1975年4月下旬，韩国记者协会准备发送到国际记者联盟汇报韩国言论界遭当局压制现实的报告，在邮局被检举。于是，包括金炳翼会长在内的韩国记者协会会长团被当时中央情报部拘留五夜六天，最终以自愿辞退记者协会之职为条件，得以释放。1975年4月末，金炳翼被迫辞去韩国记者协会会长职务，同时因报社的“无限期停职”决定失去了工作。。这一事件促使编辑同人考虑成立自己的出版社。金炳翼对当时的情况有过如下较为详细的描述:

……金铉似乎期待很久了一般，向在座的编辑同人提出了出资成立出版社的建议。他强调了两个必要性。因为政治等原因，难保同人中不再出现像我一样的失业者，只有成立出版社做依靠，才能度过有可能出现的困难局面，这是他主张的第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是，目前《文学与知性》由一潮阁负责出版，但是，早晚需要由我们自己去发行，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杂志，为此我们也需要成立属于自己的出版社。⑤金炳翼:《文章背后的故事》，第224、247页，首尔，文学村，2004。

于是，经过申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文学与知性社”获准成立。成立初期出版的赵海一的小说《冬季女郎》迅速成为畅销书，接着小说家黄顺元的作品集《假面及其他》、编辑同人共编的理论著作《文学是什么》、历史学家李基白等共编的《历史是什么》、郑文吉教授的《异化论研究》等也超出了预期的销售量，为出版社的进一步扩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一九七七年二月，“文学与知性社”正式从一潮阁收回了《文学与知性》的出版发行权，结束了“同人杂志”委托其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尴尬局面。同时，为了季刊的持续发展，增收了在国立首尔大学攻读法语专业的吴生根和英语专业的金宗哲为《文学与知性》的编辑同人。另外，为了“文学与知性社”的健康发展，就像当初《文学与知性》设立适合自身特性的制度一样，出版社也制定了一些内部制度:“不出版随笔集、儿童图书、参考书、教材”，“谢绝自费出版申请”，“外国书籍的出版限定在文学和人文学科的理论书籍以及经典诗集的范围内，不出版小说”等等。与此同时，还进行了稿费制度改革，对“韩国人的著作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税”，翻译著作“除了支付稿费之外，另外支付百分之五的编者版税或者全部版税的百分之十”等。关于为何设立这样的制度和原则，《文学与知性》的现任发行人、“文学与知性社”社长洪廷善做了这样的解释:

制定这样的原则，是因为虽然随笔集的销售量会很大，但是大部分只会停留在身边杂谈的水准;而不出版儿童类图书，是因为‘文学与知性社’是以成名作家和已有读者为对象的;不出版参考书和教材则是出于应该避免为某个特定的框架而出版的考虑;不出版翻译小说是因为不愿意合流到当时毫无版权约束的情况下，胡乱翻译的出版现状之中;谢绝自费出版的原则是出于有可能丧失出版社独立性的忧虑。①洪廷善:《“文学与知性”30年，其中的若干要事》，《文学与知性社30年(1975－2005》，第22页，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5。

洪廷善还指出，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税制度，改变了当时大部分出版社不管是翻译还是著作全都以稿费方式处理的惯例，以及即便是支付版税也只限定在百分之三至五的现状，使“文学与知性社”在建立正常的作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信赖关系上起到了先驱作用。

然而，正当文学同人季刊《文学与知性》和出版社“文学与知性社”迎来一个全面发展的良好时机的时候，一九八〇年七月，当时新军部政权②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部下枪杀后，韩国军队新一代少壮将领全斗焕负责调查“十·二六”事件。全斗焕利用这个机会，通过自己在军队内部苦心经营的“一心会”组织的军官逐渐控制韩国局势。随后，通过“双十二兵变”夺取了军队领导权，并开始控制言论、关押迫害在野党领袖、镇压民众、逼迫总统辞职。最终于1981年以非正当的选举手法“当选”韩国第十二届总统，韩国史上称为第五共和国。全斗焕任总统之前掌控韩国的军队势力称作新军部政权。以“违背发行目的”为由，强制取消了文学同人季刊《文学与知性》的合法登记资格，此时杂志正好发行十年，出刊四十期。面对“同人杂志”《文学与知性》被迫停刊的现实，《文学与知性》编辑同人开始依托“文学与知性社”，通过出版一些当时审查较为宽松的历史类和外国著作类单行本，继续施展当初扩大启蒙和批判意识的战略。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到一九八六年，“文学与知性社”出版了一大批对韩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丛书，如“现代的知性”丛书、‘现代文学理论’丛书、‘问题与视角’丛书、‘社会史研究丛书’等等。这在当时出版和舆论环境恶化的环境下，起到了“曲线救国”的作用，使《文学与知性》的启蒙和批判意识得以隐蔽地伸张。

2．《文学与社会》的创刊及其意义(一九八〇－一九九〇):第二个十年

《文学与知性》被迫停刊之后，编辑同人，即“文知四K”一方面依托“文学与知性社”维持同人体制，践行自己的文学理念;另一方面，开始考虑“同人杂志”的未来命运。由于当时韩国政府相关部门一概不接受新的定期刊物的创办申请，韩国文坛和出版界开始盛行书本式杂志(MOOK)。这和今天中国“以书代刊”的方式非常相似，比如陈平原主编的《现代中国》、汪民安主编的《生产》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书本式杂志。“文知四K”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文学与文化潮流，进而决定抓住时机，物色和支持后辈创办一个书本式杂志。于是，就有了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书本式杂志《我们时代的文学》①金炳翼:《文章背后的故事》，第275页，首尔，文学村，2004。。

《我们时代的文学》的编辑同人，最初全部是金铉在国立首尔大学法语系的学生。到一九八八年出刊最后一期，即第六期的时候，编辑同人固定为权五龙、成民晔(笔名，原名为全炯俊)、郑果里(笔名，原名为郑明教)、秦炯俊、洪廷善等文学评论家。“六·二九宣言”②1987年全斗焕政权迫于国内在野党以及民众的反抗浪潮，同时顾忌国外影响，不敢造次施展镇压手段，而以“6·29宣言”的形式接受了民众的修改宪法、实施总统直选和权力和平交接，承诺废除言论基本法等民主要求。以后，韩国的出版环境变得相对宽松，这些编辑同人及时向“文知四K”提出了出刊新同人季刊的建议。于是，在金炳翼的提议下，刊名定为《文学与社会》的“同人杂志”，于一九八七年二月正式出刊发行，编辑同人则主要以《我们时代的文学》原有的编辑同人为主。《文学与社会》的创刊，其实质是《文学与知性》的魂兮归来，“文知四K”中的金炳翼亲自制定季刊名称并撰写创刊号的序文，就是很好的佐证。在创刊号的序文里，他这样说道:

一九八〇年的夏天，当我们正为出版《文学与知性》创刊十周年纪念辑而忙碌的时候，接到了突如其来的停刊通报……这一时期我们合议的探索方向是……应该培养新的文化世代……引导他们，是为了季刊有重新出刊可能的时候，不走复刊形式而采取创刊的形式，并使他们成为编辑的主体，实现文学领域的新陈代谢。一九八二年出刊第一期后，每年刊行一本的《我们时代的文学》就是其中间阶段。

一九八八年以春季号创刊的季刊《文学与社会》就是这样得以面世的。③成民晔:《〈文学与社会〉的创刊及其接班人的登场》，《文学与知性社30年(1975－2005》，第75、77页，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5。

细观《文学与社会》编辑同人的知识构成，仍以外文专业出身居多，比如法文专业出身的权五龙、郑果里、秦炯俊，德文专业出身的林友基。但与《文学与知性》时期相比，也有一些新变化，新增了两个专业出身的同人，即主攻韩国现代文学的洪廷善和主攻中国现代文学的成民晔。这种改变，使编辑同人的知识结构更加多元，文艺视野也由此变得更加广阔。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创刊词上所提出的“坚持维护文学的自律性，同时，关注文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坚持在纷繁芜杂的文化大环境中更加灵活地运用‘批判的反省’的基本原则，努力深化和扩大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阐释”④成民晔:《〈文学与社会〉的创刊及其接班人的登场》，《文学与知性社30年(1975－2005》，第75、77页，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5。。在这种理念之下，他们除了开办《批评·论文》、《今天的韩国文学》、《专题书评》等栏目以外，还通过制作特辑与做专刊等实践，维护和践行了两代人的文学观念。据此，当时的韩国文坛把《文学与社会》的编辑同人命名为“文知第二世代”。

随着“文学与知性社”出版的季刊和书籍的增多，出版社的业务也变得越来越繁重。为此，“文知第一世代”从一九八六年开始，每年都以“新年恳谈会”的形式让“文知第二世代”参与到季刊和出版社的各种经营活动中来。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出版形势，“文学与知性社”的出版原则也做了一些调整，开始出版一些儿童类书籍，并以散文集的形式出版了随笔集，也出版了部分翻译小说。这是在迎合大众口味的出版社充斥出版市场的形势下，“文学与知性社”作为一个专业出版社作出的新尝试。无疑，正是这种新尝试为即将面临更为复杂环境的“文知第二世代”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

3．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与时俱进(一九九〇－二〇〇〇):第三个十年

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文知四K”当中的金炳翼就曾提议将“文学与知性社”从个人性质的企业转换为株式会社。他亲眼目睹当时韩国不少老字号出版社的命运因创始人的生理变故而急转直下，认为应该提早从制度上定下一个应变之策。然而，因为部分编辑同人的忧虑，这个建议当时没有被正式提上日程。一九九〇年，编辑同人金铉因疾病故。接着，一九九三年，《文学与知性》的主要资助人、人权律师黄仁哲去世。至此，出版社改制的议题，被重新提上日程。当年建议改制的金炳翼也再次向同人们提出了改制的必要性:

第一，相对个人意义上的继承，公共意义上的继承更为有效;第二，相对个人意义上的公司，株式会社的体制更为有利于保证经营上的透明度;第三，考虑到同人体制有面临退化或者瓦解的可能，需要确立民主化的经营体制;第四，股东的组成能够为《文学与知性》的出版与经营提供后援力量①蔡好基:《株式会社文学与知性社的开端》，《文学与知性社30年(1975－2005)》，第88、91页，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5。。

这一次，金炳翼的提议得到了同人们的赞同。于是，在共识之下，经过同人以及相关专业人士的商讨和筹备，“文学与知性社”将一注股金为一万韩元的股权分配给了包括第一代编辑同人及其遗族、《文学与社会》的编辑同人、支持和参与《文学与知性》季刊和“文学与知性社”的文人作家及相关有功人员等四大类人士②蔡好基:《株式会社文学与知性社的开端》，《文学与知性社30年(1975－2005)》，第88、91页，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5。。随着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正式申请的提出和获准，自一九九四年一月起，以金炳翼个人名义登记的“文学与知性社”宣告关闭，株式会社“文学与知性”正式宣布成立。从此，“文学与知性社”走上了一个与时俱进的新历程。

然而，作为《文学与知性》后续刊物的《文学与社会》，编辑同人几经增减，至一九九四年出刊春季号时，只剩下了权五龙、成民晔、郑果里和洪廷善四人。为了增加办刊能力并储备后续力量，从一九九六年春季号开始，《文学与社会》将主攻韩国文学的金东植、朴惠泾等选入到同人季刊的编辑工作中来。至一九九九年夏季号，又选了两位主攻韩国文学的禹灿济和李光浩加入。这一举措的实施，其实是“文知第二世代”为将《文学与社会》的编辑权移交下一代所做的铺垫。同时，正如在第一代《文学与知性》编辑同人的帮助下，通过创办书本式杂志《我们时代的文学》来巩固同人意识、提高办刊能力一样，“文知第二世代”也为刚加盟到《文学与社会》编辑阵营的年轻一代提供了类似的平台。一九九六年，在“文知第二世代”的帮助下，文化类书本式“同人杂志”《异多》创立、出版。《异多》之名，意为“异质的混在性与多样性”，组成它的编辑同人，正是前面提到的金东植、金太焕、成耆完等人。他们被认为是“文知第三世代”的主要成员，与前两代相比，他们的专业知识结构更为宽广，涵盖了包括文学、电影、音乐、大众文化、网络空间等诸多领域，这为《文学与社会》更加全面地迎接和阐释多元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〇〇〇年，当《异多》出刊第四号之际，“文知第二世代”将《文学与社会》的编辑权基本移交给了“文知第三世代”，到了二〇〇五年，则将《文学与社会》的编辑权完全移交给了“文知第三世代”。这时的编辑同人，在知识结构上，发生了较大变化。除了金太焕一人是德文专业出身之外，其余成员都是韩国文学专业出身。这种变化，可以看成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结果。因为此时的韩国文学已经今非昔比，逐渐获得了主体地位。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出来，《文学与知性》编辑同人的两次新老交替都采用了同样的模式，这本身就表明从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形成了一个跨世代的同人意识。而且，经过两次交替之后，他们所推崇的文学理念不仅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还在新的环境和形式下有了新的发展，这从“文知第三世代”完全接收编辑权后出刊的第五十期《文学与社会》的序文中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认为《文学与社会》创刊号上表明过的“站在文学的立场上，试图通过文学来争取社会变革前景”的立场依然有效，而且，有可能变得更加迫切。但是，我们目前需要考虑一九八〇年代后期到二〇〇〇年代之间发生的社会、文化条件的变化……我们固然反对孤陋寡闻的文学至上主义，但是，也会为了不致使文学殆尽反省的功能而严格把握美学尺度。在这种努力当中，我们会去探索文学新的存在方式和美学上的创新。①成民晔:《〈文学与社会〉的创刊及其接班人的登场》，《文学与知性社30年(1975－2005》，第85－86页，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5。

综而论之，《文学与知性》无论是作为季刊，还是作为出版社，都一直在引领着韩国现代文学向前发展，正如初期季刊的题名和出版社的名字一样，它以“文学”和“知性”为舟车之两翼，为韩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智慧。韩国文学翻译院的机关刊物LIST，在描述《文学与知性》在韩国文学界的地位时这样写道: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学与知性社”的历史及其出版的图书本身就是一部韩国现代文学史和韩国现代知性史，离开了文学与知性社出版的图书，韩国文学就无从谈起。因此，如果要了解韩国文学的过去和现在，展望韩国文学的未来，首先就必须浏览“文学与知性社”出版的图书目录。②表晶勋:《文学与知性社:主导韩国文学史》，LIST 2009年夏季号。

这无疑是对一份“同人杂志”、一家出版社的最高评价。然而，通过对它三十年发展历程的考察，我们不难知道，这个同人群体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显然不仅仅是依靠趣味的相近，更主要的，是他们能够建立起一套灵活的编辑和经营体制，能够适时地调整同人的知识结构，做好代际传承。这种开放、灵活的办刊理念以及成熟的办刊制度，或许对于今天正处于危机中的中国文学期刊界也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