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亚

坦率地说，任白的两首长诗《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是不易解读的“困难”之诗。它们那种陌生、迅疾的想象转换，那种随性、私密的情绪喷涌，那种间接、隐晦的意象寄托，将作者意欲表达的主旨之“核”隐藏得很深。如果对之以一目十行的方式阅读，恐怕难得要领。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读它们就好似吃橄榄，只有反复咀嚼，才能体会到其味道的甘美、隽永和绵长。

复调情感之上的诗意闪烁

我一直以为，不论诗歌的观念如何变幻，“情”始终是多数作品的出发点与生命力所在，因此优秀的诗人大都致力于情绪世界的营造。任白的长诗之所以撼动了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甚至让一些人产生大哭的冲动，首先就缘于它们饱含着一股情绪的冲击能量。但凡真正进入他的诗歌世界的人，都会因其情绪世界的丰富、特殊而着迷，因其情绪个性的灼热、峻急而使心灵无法自控，感同身受，进而心跳和血流速度随之加快。

从文本提供的底层视像看，《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这两首长诗都有一定的情感线索可循。前者呈示出“我”、“你”和“你”死去的前男友浩军之间的情感经历和状态:“你”在浩军死后和其他男人厮混之际，离婚的“我”正与三流女演员纠缠不清，突然的邂逅激发出“我”对“你”的爱，两人去丽江旅行，本想可以净化灵魂，结果一场“派对”中“你”受伤、住院，“我”跪在床前全力向“你”“耳语”，仍渴望实现灵魂的救赎。后者则复现了“我”、“你”和“你”的妻子丹阳三者之间微妙复杂的情感关系及其过程:由于无从知晓的原因，曾经充满力量、智慧和激情的“你”，渐趋厌倦消沉，像家庭暴君一样毁了丹阳的爱情，放弃了一切理想与责任，隐遁人间;作为“你”的朋友、丹阳的爱慕者，“我”在为酒后强吻丹阳、伤及友情而忏悔的同时，更在怀念、寻找、劝勉“你”，希望“你”重新振作，恢复作为“承担”者言说历史与现实的热情。不知是偶然巧合还是诗人有意为之，襟怀、气魄均佳的任白在这两首长诗中，都选择远离宏大叙事的个人情绪抒放路线，并都以两男一女的三人情感关系设置架构诗的情节，完成意蕴传达，并使两诗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彼此互文的结构。

也许是诗人另有寄托，也许是诗中形象有超越作者思想的功能，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虽在字里行间充满夹杂着友爱的两性情感书写，表现两性情感也是它们创作的内驱力之源;但它们所蕴含的却已远远逸出两性情感，所以读者阅读时自然会穿越底层视像，读到两性情感之外的多重复调情思。

这两首诗给人最直观的感觉是都充满着对逝去的青春、时光与美好事物的追挽。当两人沉浸于旅游胜地的温柔之乡，“我拉开窗帘/你说别看我//然后踉跄着跑去卫生间/你需要半小时/变成一个香喷喷的熟女”(《耳语》);面对心事冷漠的朋友，诗人坦承醉酒后“跳舞的时候我吻了她/她的头发，脸颊，还有嘴唇/可我吻的不是你老婆，兄弟/而是我风干的爱人/是留在岁月深处的一串结晶的泪水”(《未完成的安魂曲》)。岁月残酷，它带走了人的美丽、希望、爱情和一切值得记取的细节、情境，在它面前任何修饰和抗拒都是徒劳无力的，这种青春的记忆越是美妙，日后的触摸就越痛苦;当然时间也是公正的，它带走人最珍爱的事物时，也带走了虚荣、繁忙和焦虑，使人走向平和、闲适与从容。诗中对时光的敏感、对爱的追挽，乃人类最普范的精神特质，因此也最容易引发读者共鸣。其次，对社会、教育、文化问题的洞察批判，对知识分子出于道德自律的自我审视省思，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什么时候开始/文字失去魔力”，“统统变成了华丽的印刷品和版税/变成签售仪式/变成新的出版合同/变成礼堂里漂亮的演讲”(《耳语》)，“我们华丽而又仓皇/手提电脑里存满钞票一样红光满面的文稿/在各种学术会议间优美地飞行/有一次你说得真好:我们意淫了神圣的母语/没有爱情，没有/那些残骸中一点精血也找不到”(《未完成的安魂曲》)。诗意在表明很多成功者的写作或演讲等庄严崇高的工作，已被利益、金钱绑架，成为只具形式而无生命的表演。其连续的诘问和质疑里，否定性指向昭然若揭。而诗人回眸和异性交往之事也不掩饰、回避，而是大胆袒露灵魂深处正常乃至猥琐的隐私，“少年时我追逐你的眼神/并不总是那么纯洁/羞怯和牺牲的热望/压制住爱情初潮时肉欲的部分”(《耳语》)。想到丹阳的悲剧，他痛恨“自己的怯懦和犹疑”，更为“在她们早上的浅笑里掩埋惶惑”、“在你的酒杯里沉溺而死”(《未完成的安魂曲》)那段沉湎酒色的放浪生活而羞愧、自责，自我矛盾甚或“下作”性心理的揭示，可视为知识分子坦诚磊落人格的外化。再次，两首诗都流露着抒情主人公感伤、孤独、绝望的情绪。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难免会滋生负面情绪，诗中的抒情角色也凭直觉和经验悟出了人生底色，所以不愿在社会秩序、黑暗面前闭上良知眼睛的他们，感到了“反抗”无力的悲剧性。“站在黑暗里/智慧只照见了身旁的一小块地方/站在风中/我们只守住了几十年的执迷”，“死亡一直和我们同在”;友人以为爱情、苦难与死亡等都是“陈旧”的，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都是匿名者/是蒲公英被吹散的梦想/是被时间留在旷野上的牺牲/连祭坛都没有”(《未完成的安魂曲》)。普通平淡，默默无闻，所有的言说只能是哽咽的啜泣和遥远的尖叫。在俗世的悲剧性氛围中，“幻灭太多了”，力量和爱情“它们刚刚照亮我们/刚刚从暮色中找到我们的脸/转眼就身陷黑洞/……我们这么快就衰老了/这么快就失去生命的光彩/这么快就被历史终结”，就是入夜的狂欢，也“总有一种沉沦时的垂死味道”(《耳语》)。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即将毁灭，一切努力都“来不及了”，未来不过是多余的“垃圾时间”，其绝望的滋味和深度不言自明。第四，最主要的感觉是一种上下求索的明亮、进取精神压着阵脚，保证了诗的主旨没走向倾斜。理想非轻易即可实现，悲剧或许不可避免，但诗人劝勉朋友:使命完成前不能闭眼，即便死也要“死于比自己更大的爱”，尽管歌唱“像石头”一样沉重，“时间的衰竭”也让人感到来日无多，但“我们还是梦想成为一个光荣的物种”，面对困难之山，“一点点靠近神和更高处的自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未完成的安魂曲》)，其渴望超越平凡、渴望创造神奇的企图，足以震醒一切昏睡者。就是悟出必然的悲剧结局，也要让“荷尔德林，卡夫卡，萨特，加缪/这些哀伤的名字/带着我们一起逃亡”(《耳语》)，用亲切温暖的“爱”和深刻智慧的思考作超脱、对抗的努力。这里自然的走笔中，堂吉诃德式的追寻理想的执著与韧性精神已力透纸背，悲怆却更催人奋进。难怪宗仁发说，《未完成的安魂曲》的“诗句中化入的经典性的旁征博引意在凸现人类文明的主旋律，也可以说就是崇高、信仰、神圣这类被污染过的词汇所应恢复的意义”①宗仁发:《风吹草低见牛羊——〈二○一○中国最佳诗歌〉序》，《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啦。

如果读者阅读时捕捉到上述滑动的文本信息，体味出几种意向相互依存、对话的复调倾向，应该说就没有违逆《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的旨趣。并且，两首诗中那种心灵情绪的真挚丰富性、少见的火山喷发式的激情喷发、坚守理想的高迈精神本身，就蛰伏着强大的召唤力。但要是仅仅把握住这些情感内涵，恐怕又只能说窄化、偏离了这两首诗歌文本所包孕的深意，或者说没有完全读懂它们。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整个世界都陷于贫困的危机时，只有真正的诗人还在思考生存的本质和意义。进入新世纪后，技术主义、物质欲望等因素的驱赶，使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精神基本上消失殆尽;可人到中年的任白却觉得人在拥有此生之外，还应拥有诗意的生活，所以置身于日常繁杂，仍不时地眺望灵魂中一些形而上的精神存在。这种不乏“浪漫”的精神冲动与五十余年酸甜苦辣的人生历练因素聚合，使《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在一定程度上晋升为了高层的情思建筑，其情思核心最终归结为对生命本质、人生究竟等精神命题的深度叩问，对“怎样活着，如何死亡”这人类永恒困惑的形象诠释。于是，它们一面激荡着多色调的情绪，一面又敞开了一片思想的家园，读者从中不时可以感受到高层的哲理闪光和情绪流淌中的智慧节奏律动。如诗人想到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为理想殚精竭虑却“半途而废”，不由得从心底爆发出一连串悖谬式的疑惑:“为什么发明越来越多/创造越来越少/为什么书籍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少……为什么世界越来越大/天地越来越小/为什么爱人总是新的/爱情越来越老”?(《未完成的安魂曲》)这一声强似一声的询问里，有对荒谬现实环境的指陈批判，更有理性思索的隐性积淀，他的疑惑正是世界本质的非常态所在，可以说没有深刻的体验和生活的锤炼，这种思考是难以发现、表现出来的。“人类多少个惨烈的一生叠加在一起/只是为了完成一次迷失”，不是吗?人类探索的道路曲折，正是由于一次次的错误、矫正，才走向了今天的理性和深邃。“我的一生/我们的许多个一生/尽头没有故园和锦标/只有脚步/只有优美的(踉跄的?)奔跑/才会为我们定义时间的仁慈/定义我们忍耐的理由”，有时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结果，而只寄寓于行走的过程之中，并且在寻找的旅途上，不论每一步是否通往成功都值得珍惜，“每找到一条路/都会丢失更多的路”(《未完成的安魂曲》)，有时选择同时就意味着放弃，这就注定人生的悲剧性，所以失败并不可怕，关键是不能输掉一种向前、向上的精神。再如“有时候模仿就是谋杀/就是阉割渴望/就是咀嚼时间吐出的爱情残渣/直到它成为生命之殇/成为我们痛苦中最为坚硬的部分”，“生活在别处，青春也是/所有我们热爱的东西都是”(《耳语》)，这段诗句也堪称独到精警的生命哲学阐释，是坎坷的青春心理戏剧生发的痛苦觉悟:一个人的追求可能失败，但必须活出自己的个性，不能和更多的人苟同;有时一切美好的事物和希望都可望而不可及，它们永远生长在你难以抵达的地方，越是难以获得越显可贵，这恐怕也是很多人觉得理想的真正的“生活在别处”的普泛心理症结所在。

也就是说，复调情绪之上理性诗意的开掘和追索，增加了诗的生命重量，更使《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心物对话的情绪哲学，一种经验、智慧的感性回味和阐发，兼具感人肺腑和启人心智的双重功能，它们以对诗歌本质内涵的改写、拓展，对许多读者心中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一种拷问:诗歌真的是像以往人们说的那样，仅仅是生活的表现，或仅仅是感情的抒发吗?

化解异质对立因素的平衡追求

文本价值必须经读者的阅读才能最终完成，而作品要唤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只能在艺术性上下功夫。《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的成功在于，它们没有自动地再现诗人的情绪流动，或放映主体的理性思考过程，而是选择了一条非逻辑的、具体的诗之道路。这种选择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能覆盖作品艺术个性的关键词当数“平衡”两字，即这两首诗注意调整、化解异质对立艺术因子之间的矛盾，使之达成一种充满张力的新的平衡、和谐状态。

传统与现代、直抒胸臆同具象表现交错的情思言说方式并用，有种隐显适度的朦胧美。任白清楚理想的诗美状态介于晦涩和直白之间，所以应和《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的情感内质，他没完全倾向于西方传统史诗强调客体之实的路数，也没彻底臣服于东方抒情短诗传统崇尚主体之真的方法，而是努力谐调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的关系，运用了以直抒为主兼容其他、融会事物与心灵的表达策略。如当诗人想到使命未竟、友人却已倦怠，禁不住心潮澎湃，感慨万端，一股情绪热流喷涌而出:“我们可以死去/但最好不要死于未被清洗的背叛/死于污秽未消的爱情/死于昏睡的灵魂/我们可以死于劳累……死于委身苦难/死于荣誉的荆棘/死于始料不及的牺牲/死于比自己更大的爱”(《未完成的安魂曲》)。直接率真得灼人的心理激荡和情思扩张，使昏睡的灵魂、疼痛、绿洲、星空、荆棘等一切事物均染上了诗人的主观化痕迹，洋溢着低抑而悲壮的精神气韵，真可谓做到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种对朋友的劝勉方式，自有不可拒绝的力量，这种诚挚的“真”状态，令虚伪造作者无地自容;反复的重叠，连续的排比，好似咆哮的波涛锐不可当，其冲击力直逼读者胸怀。《耳语》第十节以第一人称方式直接介入，关于“来不及了”的充满恐惧、紧张感的内心袒露，同样带着一股强烈的情绪感染力。但是如果一味地直抒胸臆，有时将伤及诗的筋骨，因为过于强烈的情感易使内容流于粗疏，信马由缰的传达也会导致情感的迷失与泛滥;作为人类情志精神的物化形态，诗必须通过感性走向成功，即便对那些知性思考而言，诗也“不能容忍无形体的、光秃秃的抽象概念，抽象——必须体现在生动而美妙的形象中”①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50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因此，深知此中三昧的任白在酣畅地抒情同时，又合理吸收了意象、象征等技术手段，将情思诉诸质感的意象，以意象的流动、叠加收敛、凝定情感，使情感的表达趋于隐曲、含蓄、幽婉，达成了意象、理性和情感三位一体的平衡。《耳语》开端意欲表达繁复的内心世界，但没沦为赤裸的生命流喷射，而是拥托出一片“物化”情境:“仲夏，满腹心事地从山脊后面现身/城里的三角梅依然在白日梦中沉默//沉默像山里的铁矿石/内心坚硬，脸色阴沉”。它把象征性意象“三角梅”、“铁矿石”作为情思对应物，以其色调的艳丽黯淡、质地的柔软坚硬等悖反品性的对比，和“沉默”内质的联通，曲折地表现、暗示诗人矛盾深沉的忧患意识，既不全隐也不全露，有言外之旨又可体会。为表现朋友经历“精神劫难”后的冷漠孤独，自己因失恋的“精神炼狱”留下的疼痛和伤痕，《未完成的安魂曲》写道:“我站在那条峡谷的边上/时间掩埋了大地被撕裂时的吼叫/可是它的危险被永远留下来了/嶙峋的石壁和尖利的石笋/那些灌木无法掩饰的狰狞/围困美人松和云杉/兄弟，你在哪儿/在沉溺还是挣扎的宿命中?”峡谷、大地被撕裂时的吼叫、嶙峋的石壁、狰狞等意象的选择、跳动与转换，已外化出朋友和诗人自身的情绪历程，或者说构成了他们萧索的灵魂画像。看来，直抒胸臆和意象表现这两种传情方式是能够相生互补的，正像前者能以自身的清晰脉络，让后者获得相对稳定的方向感和完整性，避免堆砌一样;后者也可通过自身丰富肌理的展开，让前者拥有质感坚实的依托与内敛蕴藉的美感，不至于蹈空。它们恰似诗歌之车的两个轮子，其中任何一维的薄弱皆会延缓乃至中断诗歌前行的进程。

诗外手段与诗内品质的平衡。《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均动用了非诗的艺术技巧，有相当显豁的小说、戏剧化痕迹。假如说《耳语》下半部中“我”、“你”与那个“阴沉的青年”演绎了一个地点、时间、人物、事件、环境等叙事文学要素一应俱全的故事，而且情节曲折惊险，气氛神秘紧张;《未完成的安魂曲》即是一出典型的心理话剧，“你”、“我”和丹阳之间的矛盾冲突激烈，特别是“我”对朋友隐秘的心理运行，“我”在战胜自己过程中残酷的心理折磨，把人性的复杂、丰富性凸显到了最高限度。这是“叙事”倾向的整体辐射与介入，至于“叙事”倾向在诗中的具体渗透更比比皆是。如那个“阴沉的青年”用刀捅伤人后，“你在医院里/在ICU病房/世界变得遥远……(那家伙被抓起来的时候还在大喊:‘我是销魂蚀骨的卡萨诺瓦，是罪孽深重的拉斯柯尔尼克夫，是一击致命的哈姆莱特’)/是啊是啊/总是这样/我们历尽艰辛/可是爱情功败垂成/我们的新生活功败垂成”。这里有玫瑰花、输液管等病房场景的铺设，有女友深度昏睡状态的呈现，有精神问题严重的“凶手”的辩白，有对爱情和生活“功败垂成”的评价，更有对病床上女友的深情呼唤，氛围、画面、个性兼具，动作、语言、心理并出。而《未完成的安魂曲》处理的男女三角情感关系，恐怕连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都感到棘手，但它却从容地以寥寥数笔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和人物状态勾勒得清清楚楚，“你眼神中那种暗淡的厌恶/让我感觉某种我们一直纠结与依恋的东西永远地消失了”，“婚姻是不是成了一座幽暗的居所/你囚禁她……在我们最年轻的时候/我们合谋了这个悲剧”。它真切地写出了爱情、友情的样貌和流逝原因，以及复杂的感受。它们在逼仄的有限空间里竟综合了众多凌乱纷繁的因素，表现出诗人把握、描述生活与感情的能力之深邃之细密，它们在此在经验的占有、处理问题的利落方面，都超出了一般的诗歌作品。对任白的诗外手段借鉴，读者无须担心，它不会伤害诗歌肌体，因为任白始终坚守着诗之为诗的内在品质。具体说来，一是在叙述过程中，注意情绪、情趣对事件、细节等因子的渗透，因此构成的是一种诗性叙事、情绪化叙事，对理想的追寻、对人性的拷问、对美好事物的追挽等情愫，依然是两首诗的生命支柱。二是心理时空的建构和大幅度的想象跳跃，诗性浓郁。两首诗不约而同采用的追忆视角，既利于人、事的转换，熔历史、当下和未来于一炉，又在运笔上灵活自由，平添了诗歌浪漫、惆怅的情调;而且它们那种以第一人称“内聚焦”自述为主的话语方式，因思绪的瞬息闪现与纷至沓来，使诗人不自觉间冲破了脉络井然的线状物理时空，形成了随意识游走的心理时空和叙述结构。这在《未完成的安魂曲》的很多段落里都有表现。希望朋友“重生”的诗人，从历史中寻找启示:“历史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次迁徙/从奔突的热望到惶惑之爱/从自新的诳语到沉溺的鼾声/从登顶的呼号到宿营的眼睑/从先哲的训诫到狂徒的酒歌/从领袖的手臂到群众的脚踝/从喋血的争斗到和解的眼神/从牙齿的辩难到唇舌的抚慰/从朝阳的蛊惑到夜幕的仁慈/从生命到生命/从死亡到死亡”，这段理性沉思完全是诗人精神的“逍遥游”，跃动的视角上天入地，溯古瞻今，在打开历史、心灵的宽阔视野的同时，也灵性四溢，增添了诗之妩媚。三是大量排比句的运用，为随意、散漫的自由诗行赋予了情绪的节奏和旋律，浓化了情思氛围。这里撇开《未完成的安魂曲》的“死于……”段落不谈，单是《耳语》最后一节的铺排就令人惊叹。诗人跪在受伤的女友床前，全力“向你耳语/向你因失血而变得透明的耳朵/向你死一般的沉睡/向无声的世界/向命运的黑洞/向你的委屈和渴望/向你仍旧饱含汁液的肉体/向我们亲爱的迷途/向半途之爱……”一连四十六个“向”字结构句式，把对女友依恋、热爱的缠绵情思传达得无以复加，别致而有力，它们所造成的那种行云流水般的、一气呵成的情绪动势，酣畅淋漓，极具感染力。

主旨构思的宏大开阔与细部环节的精雕细琢统一。对两首长诗的构思作者颇费心思。追求自由的理想，也许对当下年轻人来说并不奢侈，但对于作者及其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同代人来说，却曾经是日思夜想的梦。在《未完成的安魂曲》中，它虽然于诗中人物属于未然态范畴，“未完成”凝结成了他们“在路上”的一个逗号和永远的遗憾;但他们并未就此投降，“我”以承担姿态冲破重重障碍寻找“你”就是明证。寻找“你”即可理解为寻找理想的振作过程，而且结尾处“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也的确给读者昭示了一点“光亮”，那是青春不死的象征，那是希望不死的隐喻。诗笔写“你”、“我”，却指代着一代人的精神走向，是一代人希望，失望，再希望的心灵历史的浓缩和雕塑。《耳语》好似诗人对女友而言，但他们的情感关系历程、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揭示，又何尝不是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精神情结观照，特别是诗与语言极具张力的题记对接、碰撞后，更扩大了诗的形象、主旨的指代边界。应该说，为一代人的心灵立传，书写一代人精神追求的酸甜苦辣，对主情的诗歌文体是一种考验，《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都作出了很好的应对，它们没有硬碰硬地正面强攻，而是以小见大，从个人化视点求得非个人化效应，这正是它们的精巧之处。同时它们又剔除了小家子气的拘谨和狭隘，诗里那种高迈悠远的精神旨趣，那种强悍深沉的情感震颤，那种语句反复的气势渲染，那种接通古今中外灵动思维大起大落的纵横开阖，那种囊括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的视野的博大缤纷，那种大量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言论和圣经故事共生的书卷气的浓郁弥漫，以及那种规模宏大、有相当叙事长度的结构体式，无不宣显着浩瀚、阔达、浑厚的气象。而一般人以为长诗作者基本上都抓大处，对小节不怎么在意，或者说他们一心致力于诗的整体构思、主旨与气势创造，可能会疏于细部的打磨。其实不然。《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不但对结构与视野有良好的宏观把握，在一些微小环节上也有自觉打磨的精品意识，且不说意象化抒情对精炼传统的坚守、排比渲染对情绪节奏的强化，调弄得娴熟自如，哪怕细微到一个字、一个词、一个标点的运用，一句诗行的排列、一种语汇的色彩搭配、一段节奏的抑扬设置，诗人也都十分讲究。像《未完成的安魂曲》那种贯穿始终的“我”对“你”的情感，内涵是时而友善时而嫉恨，时而惋惜时而抱怨，时而诅咒时而劝勉，调式也时而高亢激越时而婉转低回，时而爆烈急促时而轻柔舒缓，时而大江东去时而晓风残月，多元缤纷、极富变化的节奏起伏，把诗人对“你”的复杂感情传递得贴切恰适，煞是到位，也表现了诗人上好的情感、节奏控制力。再如《耳语》第十节写到面对世界的沉沦，诗人觉得一切都“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天色已晚大师云集

精美思想无奈粗粝问题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同样的句子“来不及了”连续反复三次的形式排列，在一些人看来或有叠床架屋之嫌，但它实有为内容增值的作用，或者说它的排列本身即是内容的体现，它一声紧似一声的感叹，以对一种心理内涵的不断深化，把“时不我待”的无奈、悲凉情绪渲染得独特而浓郁。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谈到:作为泱泱诗国，中国的抒情短诗已臻出神入化之境，但史诗与抒情长诗传统却相当稀薄。因为史诗与抒情长诗既需历史提供机遇，又要诗人具备兼容大度的艺术修养;东方式的沉静与个人经验、承受力、客观理性的牵制，也绝不允许中国诗人过分涉及艾略特《荒原》似的领域。而任何一个诗人或诗歌运动成熟的标志就是史诗与抒情长诗的诞生，否则都难以企及辉煌①见罗振亚《在构想与实现之间:评海子的“大诗”》，《文学评论丛刊》2003年第1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这一情形有所改观。杨炼的《诺日朗》、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和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诗群的部分作品，在对历史遗迹、远古神话、周易老庄等的寻根中，把握住了东方智慧和民族精神的某些内蕴。而后，马合省、于坚、梁平、王久辛、李松涛、雷平阳、朵渔等中坚戮力拼搏，长诗渐成当代诗歌史上一股不可小觑的创作潮流。正是依托这种宏阔的诗潮背景，任白携着他的《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一在长诗领地出手就留下了鲜明的定格。它们探寻真理与生存究竟的精神质地及其高度，平衡矛盾相克因素的艺术风范与功力，在当下信仰模糊的年代，对那些能入乎其内却不能超乎其外的文化史诗、走轻软文化路数的“大诗”，也许会包含着一种抗衡、补充与启迪的质素。

不是按规矩行文至此必须挑些毛病才能“鸣金收兵”，《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的确不无缺憾。任白坚守的理想主义和长诗之间，存在着本质冲突，前者需要激情的热烈，张扬个人化，后者则强调严谨，注重类的意识提升。而这两首长诗中的激情，多的是诗人心象的呈现，这种和长诗背离的取向，自然会引起激情方式和宏大构思间的矛盾，使诗中不少段落的情感偏于虚空，有一定的碎片感。这恐怕是任白和所有中国当代长诗写作者都需要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