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良

一

研究一个地域作家群体的兴衰与流变，应该既有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意义。因为地域作家群体的生成，体现“人文因素”的文化背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域文化又牵连着整体文化，因此通过一个“点”的深入解剖，往往能够透视出于整个中国文学具有观照意义的东西。所以严家炎主张: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既要关注“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又“可注意抓取典型的具有区域特征的重要文学现象作为切入口”。他认为五四以后崛起的浙江作家群曾呈现“群星灿烂”的局面，便是一个“典型区域”文学现象，“很值得研究者去思考和探讨”①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这里，严先生说的是“现代期”浙江作家群的“典型意义”，这具有无可争辩的正确性。那么，进入“当代期”以后的“浙军”又会如何呢?它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又会昭示出怎样的意义呢?

问题的有意味性恰恰是在这里:当代“浙军”不但已无复有以往的优势，而且还呈现出严重下滑的趋势，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连处于全国“中游”的地位都保不住。两相对照，产生在同一地域文学现象的“典型性”便凸显无遗。看来，就文化对地域文学的制约而言，“浙军”的兴衰与流变，依然成为一种典型的区域文学现象，同样值得研究者深入思索。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视野中观照地域文学，历史的严峻性未有如浙江地域那样表现得如此充分的。我在研究二十世纪浙江文学时，曾颇为自信地写下过一个题目:《辉煌“浙军”的历史聚合》。这一判断，我至今仍认为是合理的。回望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前半程，曾崛起一支声势壮观、阵容整齐的新文学“浙军”，他们或扎根故土，或撒向全国，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是何等令人神往!只要扳起指头数一数，随便就可以举出数十名闻名全国的现代浙籍作家。据《浙江现代文学百家》一书，收集的五四以后至建国以前的浙江籍现代知名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就多至一百二十九位。其中属于一、二流作家的，也不下数十人。而且，“浙军”不独以队伍壮观取胜，尤以文学精粹迭出见长，他们在相当长时间内引领着中国文学的新潮流，占据着中国新文学的各路要津，或成为新文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或成为一种文体、一个流派的开拓者或代表人物。在蔡元培、王国维、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艾青、冯雪峰、夏衍、戴望舒、施蛰存等一长串闪光的名字中，就刻印着他们辉煌的创作业绩，记载着他们作出的重大理论建树，他们的名字总是同中国的启蒙主义文学大师，中国新文学理论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开创者与引领者联系在一起。在浙江人身上打着“中国牌”印记，这是浙江的光荣。如此盛况，其他地域无出其右。有人以为，“浙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优势地位，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并非过誉，尤其是从文学精粹在全国的“位置”来说，此说更应属确定无疑。

然而，当中国新文学由“现代”迈入“当代”以后，情况却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支曾经扬威于中国文坛的“浙军”，仿佛一夜之间就消遁了。建国初，进入当代的老“浙军”不在少数，然而他们无论是在外地立业，抑或是在本土效命，似乎都难有作为;浙江本土文学新人的培养是一个有效路径，但新人的成长有一个过程，许多青年作家虽已做了努力，但要冲上全国地位尚需假以时日。还有以往“浙军”创作传统的“失传”，建国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浙江作家似乎特别“水土不服”，冒出顶尖作家总是难乎其难。因此在二十世纪后半程(特别是“十七年”文学时期)，当许多地域作家群体如“陕军”、“晋军”、“湘军”、“川军”、“鲁军”等四处崛起时，“浙军”长时间处于沉寂无闻的状态之中，甚至人们早已忘记中国文学中还有一个“浙军”存在。辉煌背后的沉寂，是一件十分令人沮丧的事情，所以浙江作家与文学评论家曾多次提出“重振浙军雄风”的口号:“重振”意味着对重续辉煌的期盼，“重振”当然也显露出对眼下沉寂的焦虑。但“重振”的话题一再被提及，却长时间收效甚微，特别是要重续当年的辉煌几乎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这便是当代“浙军”面临的尴尬与困境。

不过，辉煌“浙军”的历史经验不会彻底中断，当代“浙军”也不会总是一无可为。因为一个地域作家群体创造的经验，既然已被历史证明曾显出过无限生机，就不可能总是湮没无闻，其历史形成的创作传统也不可能被彻底割断。重要的是要为一种富有生气的创作提供一个有利于生存、滋养的土壤，要为作家队伍提供一个有利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幸运的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转型，又一次为“浙军”提供了这样的机缘和可能。随着文化环境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转换与调整，新时期“浙军”获得创作新机，创作面貌较“十七年”有重大改观，且日渐显露中兴迹象，从九十年代至新世纪，继续呈现持续发展态势，不时涌现出产生全国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涌现出像余华这样赢得世界声誉的大家，其在全国的地位稳步提升。这时候，人们才逐渐看到了“重振浙军雄风”的希望。

一个作家群体经历这样一种起起伏伏的衍变历程，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透过对上述“浙军”在二十世纪文化语境中起伏、递进态势的匆匆扫描，当然可以引出诸如对浙江地域的历史文化背景、浙江作家的文化传统继承及其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学创作取向等等有待深入探索的话题，然而，就典型地域文学现象的解剖而言，它实有更重要的超越于地域的意义值得探究。我以为，通过对两个时期文学现象转换的比较，应该集中探讨的当是文化转型与创作流变的关系问题。“浙军”在现、当代期完全不同的走向，当然有多种内在、外在原因，但从深层次考量，主要是取决于文化(或曰“人文环境”)的作用力。文化制约人类，文化也制约文学。从文化转型视角切入探究，或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受文化环境、文化观念影响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总结和探寻，包括如何有效继承中国新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作家的创作如何适应文化/文学发展新趋势，等等，这对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应该不失其意义。

二

当代“浙军”的衰落，以建国初“十七年”尤为甚。这时期显现的是这支往日气势夺人的作家队伍的逐渐散落和日显疲态，其在全国文学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从现象上看，“浙军”成就和地位的整体下滑，是由于作家队伍结构的变化。“浙军”在“现代期”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顶峰，就在于其有一批支撑着新文学“半壁江山”的顶尖作家，以其勇为人先的理论和创作足以领衔现代中国文坛，“当代期”的“浙军”就在逐渐失去此种优势。中国新文学的伟大开创者鲁迅以及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等一批重量级作家此时已相继谢世，未能进入当代;部分作家因各种政治原因或职业的变换离开了作家队伍，已与文学无缘;进入当代仍坚持写作的作家如茅盾、夏衍、艾青、冯雪峰等，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掣肘，或难以下笔，或下笔不能切合“时尚”，或干脆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他们虽仍有创作，但已不可能产出像“现代期”那样的扛鼎之作。而新中国培养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还需假以时日。因此可以说，文学精锐力量的消失或难有作为，作家队伍的青黄不接，是此时期浙江文学地位下滑的重要因素。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因为作家队伍的散落，并不是文学成就低下的主导原因。尽管就两个时期考量，浙江作家队伍有所变化，但建国初已离世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作家由“现代期”跨入了“当代期”，其时他们大都正当盛年，创作锐减似乎并无充足理由;新进作家的培养当然需要有个过程，其他地域亦然，而且与“陕军”、“晋军”等在建国后即冒出一批文学新锐相比较，“浙军”的成长滞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看来，对于当代“浙军”地位的整体下滑，还需作更深层、更内在原因的探究。

探寻当代“浙军”地位整体下滑的原因，从更深入、开阔的背景上看，我以为最重要的应从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人文因素)的变迁进行探析。地域作家群的形成和变化，受制于多重因素，其中重要的是“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建国前后的文化转型，社会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对于作家们来说，有一个文学观念、创作心态的调适过程;而一个地域经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人文传统、文学经验，也有与变化了的整体文化环境相适应的问题，否则就会显得“水土不服”。而另一个更深层的因素是:建国初文化观念的调整，一方面表现出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文化意识形态的调整未能有效把握历史进程的浮躁与偏颇，常常使文学偏离出正常的行进轨道，这使得已有深厚艺术积淀的作家们特别难于适应，更难于迅速完成角色的转换与调整。当代“浙军”在社会文化转型期角色转换的艰难与文学创作的流变，主要是根源于此。探究“浙军”在“当代期”的种种变化，可以在诸多层面上看出其对社会文化转型的不适应性，这里就有许多令人深思的经验与教训。

最显在的表征，是文化转型导致“浙军”创作传统的“失传”，产生对于文学传统转换的不适应性。建国后的社会文化转型，表现在文学发展趋向上，是在特定的社会使命要求下，强调了人民大众对文学的参与，工农兵成为文学的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于是便有对以往文学传统作出的重大历史调整，着力于一种新的文学传统的延续与建构。这使“浙军”显得很不适应，也难于完成角色的转换。如果说，以鲁迅、茅盾领衔的“浙军”对于中国新文学的重大贡献是在于开创了两个传统:“五四文学传统”和“三十年代文学传统”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文学时期这两种传统已让位于“工农兵文学传统”，浙江的优势尽失自在情理之中。其突出的表征，是“浙军”最擅长表现的两个创作主题，在此时已经中断，这必使其难有作为。前者是启蒙文学主题的缺失。以周氏兄弟领衔的新文学“浙军”，取得五四文学话语主导权，集中显现的是在现代启蒙主义思潮导向下鼓吹“人的意识”的自觉，确立“人的文学”观念，于是文学实现“人”的思想启蒙就成为五四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但建国以后，误以为反封建思想的任务早已完成，“启蒙”话题已经过时，鼓吹“人学”、“人性”反倒与革命性、阶级性相抗衡，“启蒙”主题自当被彻底舍弃。昔日之长，不能为今日所用，“浙军”的影响力必逐渐式微。后者是社会批判主题的放逐。社会批判、社会剖析，也曾是“浙军”特别是三十年代许多浙江作家之所长，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沿着对黑暗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这一文学主题。但这一现状随着新中国的到来和黑暗社会的消失，似乎也日渐失去了现实表达的针对性。这一时期歌颂新时代、新生活，自然而然成为文学主潮，文学必然是“颂歌”压倒一切。因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中，新社会似乎一片光明，再无重大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用文学进行“社会批判”就成了一种禁忌，偶有触及的社会现象批判性文字反而难逃被批判的厄运，习惯于“社会批判”的浙江作家当然会无所措手足。而与此相对照，同这种文化氛围和政治气候相适应的，恰恰是承续“延安文学传统”的作家，所以“陕军”、“晋军”等创作在此时就如鱼得水，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等作品，就成为一个时期文学成就的标志。建国初“十七年”，文坛最叫响的两种文学创作是农业合作化题材和革命历史斗争题材，最轰动文坛的作品是“三红一创保林青”。这些似乎都非浙江作家之所长，因此轰动之作也都与浙江作家无缘。“现代期”浙江作家以善于创制开拓之作、轰动之作著称于中国文坛，此种现象在建国初文学中已了无踪影。“浙军”中的陈学昭、冀汸等作家建国初都写出过当时在浙江堪称上乘之作的小说，但都无法达到同期全国文学作品的前列水平。从道理上讲，建国初文学观念的调整，本也无可厚非;然而，当文学完全为一种“规范”所制约，建构一种传统形成对另一种传统的彻底排斥的时候，便注定了“浙军”必难有所作为。

与接受两个文学传统相关联的，还有“浙军”的文化观念、文学思想，同建国后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不一致性，以至于产生一定程度的悖逆，作家队伍因此而遭受重创。“浙军”中的主体部分是在五四和三十年代的文化生态中生成的，其所形成的种种文学理念，诸如对人性、人格的尊重，坚持文学的自主选择，强调个性主义、创作自由等等，总是深深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甚至会表现得根深蒂固。此种思想在延安时期就已很不适应，还受到过严厉批评，当年那些来自上海“亭子间”的作家，就被指为世界观没有得到真正改造，思想上还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而且“他们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浙江作家中的相当部分，就属此类;而且不拘是自由主义作家还是曾有革命经历的作家，仿佛都有此“病”。这就注定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在进入需要特别进行“思想改造”的新社会后，会变得很不合时宜，其“顽强”表现的思想观念就会与现行文化意识形态很不协调，甚至产生一定的抵牾。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建国以后的历次文艺思想批判，浙江作家几乎都是首当其冲，一大批进入当代的“浙军”精华纷纷“落马”。首开先例的是一九五四年全国范围批判《红楼梦》研究，被批判的主角就是浙江作家和学者俞平伯，他甚至被加上胡适“唯心主义”代言人的吓人罪名，开启了后来对知识分子层出不穷的思想批判之风。由文艺思想上升为政治批判的，建国后有两次:一是五十年代初，因萧也牧发表《我们夫妇之间》，随即成为建国初一种反动文艺思想——“小资产阶级文学观”的代表而遭到猛烈批判;另一是五十年代后期，巴人因为发表《论人情》、《沉重的笔》等强调文学作品中的“人性问题”而获罪，发动了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这两位被批判的“代表人物”，无一例外都是浙江作家。这也算得是浙江作家“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顽强表现”:须知，二十年代首倡“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正是被“革命文学家”弹劾的茅盾，而鼓吹人情、人性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周氏兄弟——他们显然是“浙军”的“老祖宗”。进入“当代期”的“浙军”对过去年代理论的“老调重弹”，显然也是“背时”之举。而当代“浙军”最遭重创的，则是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反右”运动。此次运动中，浙江受害之烈，前所未有，全国罕见:冯雪峰、艾青、陈企霞、徐懋庸成为全国文艺界“右派”的旗帜性人物，而浙江本土文坛则从文联主席到几位著名的新老作家陈学昭、黄源等无一幸免，省内文艺界差不多是“一锅端”了。巧合的是，“浙军”中曾进入延安和解放区的有影响的党员作家，恰恰就是上述列举的六位，他们在建国后沦为清一色的“右派”，一个也没有落下，就颇值得深思。他们的经历已充分证明他们都是真心诚意信仰革命、拥护新社会的，他们后来之“获罪”，刨去各自“莫须有”的罪名不论，其实可以归结到一点，即“浙军”的“通病”:带着“旧思想”进入新社会，而且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从当年艾青发出“尊重作家，了解作家”的呼声，从批判冯雪峰的“个人主义万恶之源”中，不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吗?一种尊重作家自主意识的强烈吁求，一种秉持个性的坚定自我人格操守，在一个特定政治环境中，竟然会成为一种“罪名”，这不独是艾青、冯雪峰们的悲哀，也可以说是许多浙江作家沉沦的一个重要基因。

由于同特定的政治环境、政治气候不相适应，同样会使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作家无所措手足，累及于“浙军”创作的不振。进入“当代期”的许多浙江作家很少有新作问世，或者搁笔不再写作，大抵是缘于此。例如在过去年代创作量很大的许杰、许钦文、巴人、施蛰存、王西彦等，此时期或已远离创作岗位，或不再有直面现实之作。即使仍有作家产生强烈创作愿望，但受到各种外在、内在原因的掣肘，也总是难以遂其所愿。茅盾是典型的例证。他于建国后走上文学领导岗位，但身为作家的使命感总使他未忘情于创作。他曾上书周恩来总理，表达自己长时间未能创作，“精神上实在既惭愧又痛苦”的心境，希望辞去领导职务，或者得到创作假的机会①韦韬、陈小曼:《我的父亲茅盾》，第16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这样的心境表白，委实令人钦敬。然而其心理期许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一九五三年他曾写出一个以“镇反”为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一九五五年又写出一部反映工商业改造的长篇小说部分初稿，但这两个作品最后都以流产告终，未曾面世。原由何在?就在于其创作或是“奉命写作”，或是为着“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并非建立在作者自身有积累、有创作冲动的基础上，更是刻意回避了其自身惯于对社会现实作剖析、批判的优长。如此境况下的创作，焉有成功之理?这位擅长于“社会剖析”的高手，以善于创作长篇小说著称的作家，在建国以后的创作中几乎一事无成，最典型地反映了特定政治气候和文化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制约。

社会文化转型对“浙军”产生的影响，还应当提及一个重要因素:建国后“体制化”文学格局的建构所设置的桎梏。诚然，建国后文学的“体制化”，在各地都是一样的，不独以浙江为然，然而，它对于一支新“浙军”生成的冲击特别明显，是在于这使其原先的固有优势尽失，历史积淀的创造性经验由此中断，“体制化”的弊端就益发显现。这一点，在前后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现代期”“浙军”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有效发挥地域文化积淀的精神与品性，具备外向拓展意识，在四处流动中加厚自身的积累，获得不竭的创作力。这缘于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地处海隅的流动性特征，赋予这里的人们一种乐于外向拓展、积极进取的文化性格，于是就有鲁迅所说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之举。“走异路，逃异地”——出洋留学，寻求新知，或多向流动，寻求发展，成为那一支新文学“浙军”的共识，几乎所有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过出洋留学的背景或在国外工作、学习的经历，大多数作家都走出浙江，在外地建功立业。这种外向拓展意识，对于走出自我封闭，广纳异质文化，从而加厚加深自身的文化积累，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期”“浙军”对于中国新文学有诸多新鲜创造，实有赖于此。最典型的是需要有开阔艺术视野和多样艺术支撑的重要文学流派构建，大都出自浙江作家。这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诸如:周氏兄弟领衔两大现代散文流派，茅盾开创“社会剖析派”，郁达夫引领浪漫抒情派，徐志摩创建“新月诗派”，戴望舒领衔“现代诗派”，施蛰存、穆时英开创了“新感觉派”，徐讠于是“后期浪漫派”的最重要代表，如此等等。这样的局面，在建国初的文化环境中已不可能重现。这一方面是因为内外因素造成建国初整体上的文化封闭局面，另一方面则是“体制化”格局的形成，将作家纳入固定的体制内动弹不得，加剧了作家队伍的封闭趋势。于是，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走出去”已无可能，难于实现多样的文化接受与交流，也就不再会有更多艺术上的创新;而新作家的培养，固守一地限制了创作视野的拓展，缺少了多样艺术的吸收与借鉴，又因其在知识、学养储备上的后天不足，与他们的前人拉开了很大距离，在艺术创造上自然也难望其项背。这样的封闭格局曾持续很长时间，只有在新时期对外开放的环境中才逐步被打破，“浙军”的发展又获新机。这说明，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通，作家具备外向拓展意识和丰厚艺术储备，对于一个作家群体创造力的生成，有多么重要!

三

“浙军”的面貌发生重大改观，是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在沉寂了“十七年”和令人难耐的十年“文革”之后，这支在以往二十余年里渐趋衰落的作家队伍终于日渐显露中兴迹象。新时期初，它便有不俗的表现，此后继续呈现持续发展态势，不时涌现出产生全国影响的作家，推出一些极具震撼力的作品，使人们仿佛看到了当年辉煌“浙军”的创作风貌和夺人气势在逐渐回归。作家们提出“重振浙军雄风”的口号，旨在实现与他们的文学前贤在文学传统、创作成就上的有效对接，以使这片曾有昔日荣光的文学土壤再续辉煌。因此“重振浙军”话题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在两个不同时期里这支文学队伍前后的变迁与承续，今后大致趋同的发展目标与希望，的确蕴涵着不少耐人寻味的东西。

探究“浙军”在新时期面貌的改观，最重要的因素，显然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带来的又一次社会文化转型。新时期文化转型的普遍意义，并不单是当年所说的“拨乱反正”，而是促成人们意识观念的大调整、大转化，与之俱来的，则是营造了一个有益于文化发展、文学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而对于新时期“浙军”的重构而言，社会文化环境的转换，有着更实在、更迫切的意义。其最显著的意义在于:“十七年”时期难以承续当年“浙军”优良传统的条件在日渐修复，对“浙军”的发展造成诸多桎梏的因素已不复存在，这一地域善于滋生文学精粹的文化优势在逐渐显现。有了这一些，“重振浙军雄风”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努力追赶前人、超越前人应该成为今人的一种希望与目标。新时期“浙军”日渐显露的发展态势，当然可以在多个层面上作出解释，但文化转型对于一个地域作家群体生成发展的影响显然是最重要的。只要对两个时期稍作比照，这一点就会立时显现，而文化转型对新时期“浙军”的承续与流变的影响，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对于当代作家队伍建设以至于当代文学发展的许多有价值的经验。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善，昭示着作家队伍新格局建构的意义。新时期初“浙军”很快显出活力，最容易看到的现象是:改革开放环境的形成，旧有封闭格局的打破，为营造一支新“浙军”创造了条件。从建国初到新时期，经三十余年时间折腾，那一支原本富有生气的老“浙军”已溃不成军，老作家中进入新时期的，除艾青饱受创伤后于七十年代末期重返文坛，焕发出新的创作热情，写下了《归来的歌》等一批重要作品，并再次轰动诗坛，显示出一位老诗人不竭的创作生命力，此外已乏善可陈。因此，面对作家队伍的重新洗牌，建构一支富有生气的新“浙军”，便成当务之急，尤其对于浙江本土作家群体的建设来说更是如此。此时，新时期的文化生态环境便开始有惠于浙江。如上所言，作家的流动性和具备外向拓展意识，是“现代期”造就一支声势壮阔的“浙军”的不可或缺的基因，这支队伍不拘是在本土效力，抑或是在外地建功，都是为中国文学作出贡献。这种局面，在“十七年”相对封闭的时期很难做到，只有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环境中才逐渐成为可能。这在新时期初期已见出端倪。八十年代初，在“体制化”格局稍有松动之际，浙江作家固有的“流动性”特点便开始产生效应。一批在外地建功且已在全国文坛产生相当影响的浙江作家返回本土，另有在浙江土生土长的作家流动到外省，遂使本土“浙军”顿现生机，在外地建功的作家也取得卓著成就。其中返乡作家中较著名者有曾在河南效力的、写出《心香》轰动文坛的叶文玲，长期生活于内蒙古以一部《土壤》获得很大声誉的汪浙成、温小钰夫妇等，而游弋于浙江和黑龙江之间的张抗抗，则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影响。加之李杭育、李庆西、张廷竹等一批作家的涌现，使“浙军”一改以往的沉寂无闻，开始显露出走向全国的态势。此种流动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更呈不可阻遏之势。在目下的浙江，作家的进进出出，已不再是件新鲜事，而“流动性”造就作家创作的提升，则应当特别关注。余华是最典型的例证。他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成名，九十年代创作取得重大进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彻底摆脱了“体制化”的束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写作人”，长期驻留北京，又往来于京杭之间，大大拓宽了艺术视野，遂有其更大的创作成就。设若余华没有走出浙江，只是固守海盐，即便是固守杭州，恐怕未必会有此成就。看来，对“浙军”外向拓展传统的继承，对于新时期作家来说还是获益匪浅的。

与文化转型相关联的，是文学创作的嬗变。一个有利于文学生长的文化生态环境，是激活文学创造力元素的必备条件。新时期“浙军”的创作，能够独辟蹊径，在对地域文化的深层开掘中率先取得优势，一改以往的创作总是亦步亦趋跟从潮流，无从实现超越，也就难于避免平庸的尴尬，显示出自己的创造性潜能，就在于在一个有利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实现了对前人创作传统的激活和固有创作优势的发挥。地域作家群体的一种创作优势，是基于作家们对本地域文化基质、精神的熟稔和深刻体验，着力于地域文化丰富内涵的挖掘，表现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意义，从而大大提升了文学的表现力。现代期“浙军”的创作优势，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笔者在研究浙江新文学作家群时，曾梳理出三个产生于浙江本土的作家群体:浙东乡土作家群、“湖畔诗人”群、“白马湖作家”群。这几个带着鲜明地域特色的作家群体及其透出鲜亮地域色彩的创作，曾给现代期“浙军”争得不少荣光。而“十七年”时期文学的规范化、“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不仅消泯了文学的个性，同样也消泯了文学的地域性，这使得擅长于发挥地域优势的作家难有作为，那时期的“浙军”也便再无此收获。新时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但突破既定规范，坚持自主创作，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且拓宽文学的表现疆域，笔触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与掘进，也成为作家们的一种自觉诉求。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大潮中，“浙军”作为一种群体性创作现象的强力凸显，便是一个突出表征。此次“文化寻根”思潮，着力于各地域文化形态、文化传统的深入探究，努力发掘民族文化之根，这无疑使新“浙军”有极大的诱惑力，也使其表现潜力得到极大的释放。因为表现地域文化正是前辈“浙军”的优势所在，承续文学前贤遗风，便使他们得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与才识。“寻根文学”热潮中，浙江作家可谓得风气之先。一九八四年底，全国首次探讨小说创作掘进“文化深层结构”研讨会，便是由浙江作家组织，在杭州召开，正是这此杭州会议，直接催动了翌年的“寻根文学”大潮，而许多作家便在此次大潮中脱颖而出。在整个新时期文学中，“浙军”的创作扩大了影响力，其在全国的地位逐步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一优势的发挥。李杭育便是“寻根文学”大潮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吴越文化的追寻带着强劲的反思力量，折射出作家对传统文化内在结构的深层思考，赢得了文坛的普遍赞誉。而且，“浙军”的“寻根文学”创作还呈现群体推出态势，除李杭育的(杭州)“葛川江系列”小说外，还有林斤澜的(温州)“矮凳桥系列”小说，叶文玲的(玉环)“长塘镇风情”小说，赵锐勇的(诸暨)“浣江系列”小说，沈治平的(江南)“南运河系列”小说，等等。作家们充分发挥表现地域文化的优势，从各种角度展示浙江地域文化的多样形态，使他们在全国文化寻根小说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事实证明，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与特长，是一个作家群体创作活力之所在，也是其取得创造性文学成就之所系。此后，浙江作家一如既往关注自己的这块生存之地，并努力沉入其中，寻求地域文化内涵的深层掘进，以便取得持续不断的创作成果。九十年代末，王旭烽的长篇《茶人三部曲》以对江南“茶文化”的深切表现，受到国内文坛的关注，并获得我国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大奖——茅盾文学奖，赢得了全国声誉。这使“浙军”再次看到了在自己所擅长表现领域里的潜力，这对于提升其创作水准应当是一种强有力的提示。

新时期“浙军”创作的流变，一方面是继承前贤的传统，使历史经验得以恢复与延续;另一方面，继承传统也不会只是前人传统的简单“还原”，而是在融合新机中有所创新，从而使其获得更大发展的可能。这也应当是“浙军”努力适应社会文化转型的结果，由是遂有其创作的持续发展态势，并让人们切实看到了“重振浙军雄风”的希望。浙江作为东南沿海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一直是全国的经济强省、文化大省，且有众多文学前贤的经验可资借鉴，自有其文学发展的富足条件。九十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驱动下，文坛变得浮躁、喧嚣，浙江也有部分作家弃文从商，但更多的仍在文学园地里执著守望，作家队伍也进一步得到了“纯化”。在社会的重大转型中，作家们逐渐完成自我社会角色的重新界定，自觉调整生存心态，努力淡化自身作为社会代言人的身份，以自然公民的身份寻求自己的社会价值，日益显现出与他们的前辈作家以普通“文化人”的身份参与社会、从事写作的趋同性。正由于此，在文学日益走向边缘化，其社会作用和轰动效应日渐淡漠之际，“浙军”依然保持着平静心态，创作势头不减，且不时涌现出走向全国的作家。其适应社会文化转型的突出表征，是呈现出与市场经济秩序下形成的多元化文化格局相呼应的文学创作多元格局的建构。规避喧嚣，沉入现实，向历史和现实的深层掘进，是此时作家们的首要选择，这依然是“浙军”自身的历史承传。鲁迅、茅盾、夏衍、艾青等一大批现代文学巨匠，他们的毕生创作几乎都是站在社会和时代的最前沿，以高度的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实现着自身的艺术理想。这种被文学历史证明具有无限创造力的优良文学传统，新“浙军”当然不会轻易丢弃，于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关注重大的社会历史进程，关注现实主导意识，努力以纵横捭阖的气势来叙写时代主流精神，就形成一种引人瞩目的创作景观。在表现时代主潮过程中，浙江作家成功地规避了以往那种赞歌式的创作理念，现实主义也不是简单的平面还原，而是以一种厚重的笔墨书写历史和现实，用大手笔、大视野来确证自己对某个时期精神主脉的理解，于是就有一批具有较强震撼力的作品问世。程蔚东的《中国神火》、《中国商人》，黄亚洲的《开天辟地》、《新房子老房子》等一批作品，都跃上了全国高位，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同时，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文坛的文学思潮出现了显著分化，形成不同创作方法互为融通的精彩局面。不但做深层“掘进”使现实主义拓开了自己的边界，“形式主义”也日益走向前台，一段时间里，“怎么写”成为压倒一切的文学话题;而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对生活现象与生活本质的深度阐释，改变着传统的、旧有的文学表达方式，于是对于新的话语方式的实验便成为必然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期“浙军”的创作便显出另一层创造意义:多种创作方法共融共存的局面日渐形成，不但现实主义创作别开生面，对文学新潮的探索、实验也取得不俗成绩，由是遂有其创作的夺人气势，涌现出一批受到广泛关注的作家，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便有余华、张廷竹、王彪等一干作家傲视文坛，新世纪初又涌现出麦家、艾伟等极具冲击力的文学新锐，标志着这一支文学队伍日渐走向成熟，不断扩大着其在国内文坛的影响力。这当中，余华在中国新时期文坛的强势凸显，尤显出新“浙军”顺应社会文化转型而努力突破自身获得快速成长的意义。

余华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其凸显于中国文坛的意义是在于:始终挺立于文学前沿，不断以极具创造力的作品冲击文坛，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当代文学潮流。八十年代中后期他是以“先锋作家”鸣世，透过“先锋小说”的充分“实验”，其作品构成对历史、现实、伦理以及小说形式等一切既定秩序或格局的挑战，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全新样式。九十年代以降，随着先锋/精英意识在文化转型期的耗散，他转换笔墨，小说逐渐接近日常生活的写作，表现出某种世俗关怀，显出向现实主义靠近趋向，其以一部部厚重力作再次震惊文坛。如此成就，使其不仅在国内文坛屈指可数，而且在国外也享有广泛盛誉，其小说多次获得国际性文学大奖，而且被译成英、日、德、法、意、韩等十几种文字风行海外。余华的成功，对于浙江的意义是，改写了浙江当代文坛长期以来缺乏重量级作家的尴尬局面，预示了浙江文学重振雄风的希望，让人们欣喜地看到经过多少年沉寂之后的“浙军”，终于重新有了可以望鲁迅、茅盾之项背的顶尖作家。的确，余华的成功应是浙江的骄傲，而在余华的成功中贯通的其与浙江的血脉联系，则清晰地昭示着诞生一个文学大家的地域情缘。当余华作为一名先锋小说家在文坛亮相不久，他独特的风格与深刻主题，使人立刻将他与鲁迅进行类比联想。有论者说:“在新潮小说创作，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学中，余华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精神继承者和发扬者。”①李劼:《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钟山》1988年第4期。这可以看成是他与同一块土地上生长的文学前辈产生血脉联系的印证。还有他与生养他的土地母亲割不断的情缘。余华曾多次谈到浙江、海盐对他创作的滋养:“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②余华:《余华作品集》第3卷，第3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丰饶的文学沃土是造就一茬一茬文学精英的不可或缺的基因，余华作为“浙军”再度崛起的一个鲜亮标记，充分验证了浙江这片文学土壤充沛的生命力。

一支富有生气的作家队伍的形成，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顶级作家的出现，宣示着浙江新时期文学的长足进展，也预示了其在原有成就基础上获得更高层次发展的可能性。尽管眼下的这支“浙军”与往日的丰碑相比照，还有不小的差距，追赶前人成就，同志仍须努力，但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只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文学生长的文化生态环境，加以作家自身持续不断的努力，未来总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