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比

1911年，爆发了对中国影响至大的辛亥革命。人们习惯于把“辛亥革命”的战场说成是野心家的乐园、政客的竞技场、文人的舞台，有时甚至连伶人、妓女和市井之徒都能粉墨登场。

然而，作为一场资本主义革命，资本才是最贴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商界暗潮汹涌，风云迭起。

壹

当历史不再透视未来，人心将是一片黑暗。

时光层层叠叠，距离我们越近的回忆，愈有死生契阔的感觉。

1911年，世界正在连成一片。未雨绸缪的国家飞速扩张，积重难返的中华帝国却不可避免地陷入灾难。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各种声音接踵而至，一场“革命”，在枪声、权力、人性和欲望的交替下，显得壮阔无比。

大多数时候，历史宠爱英雄，偏爱宏大的主题，往往疏忽了个体。

于是，相比于辉煌的革命，一群痕迹模糊的身影，万般寂寥。他们生逢乱世，本是不幸，但破旧立新的革命却有意无意间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开篇。

商人和革命之间的故事，即便有人提及，终究只言片语。一切真实与虚幻，等待我们接近这个镜像般的世界去搜索、追问。

现在，我想走进历史再走出历史，在悲喜交迭的起伏中，感受岁月的万劫不复。

贰

史学家把这场革命定性为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如此之多的正史、野史、正说、戏说中，商人，这个与“资产阶级”最贴切的群体却近乎消失。

在过往繁多的叙事里，那是野心家的游乐同，政客的竞技场，文人的舞台，甚至有时连伶人、妓女和市井之徒都能粉墨登场。因此，我的故审从一时无两的大商人开始，最终落脚于一个传奇商帮的覆灭。因果回环中，形形色色的商人在历史镜面的反射下或悲或喜。

清朝末年，帝同对经济的重视，催生了招商局、电话局等新生事物。和当权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富商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些机构的管理者。伴随着政商结盟、钩心斗角，盛宣怀的崛起，正是基于胡雪岩的没落。其问，既有权力威逼，又不乏商场的挤对。

然而，当1911年春，盛宣怀如目中天之际，他忘记了自己也不过是前台的一个玩偶。

其实，盛、胡本是一类人。他们亲近体制，又游离体制；他们最大的商业成就依托于官权，可始终希望抹去权力对商业的烙印。他们时时处于矛盾中，而政治的波谲云诡又岂是他们可控?当他们搭上清王朝这条大船的那一刻起，就注定玉石俱焚。

商人身份令盛宣怀名传至今。官员的背景则让他一败涂地。巧合的足，盛的结局，在今日中国商圈中依然能够找到很多相似的样本。

细节在尘埃中若隐若现，人物身份界定模棱两可。

火商人忧心国民，小商贩唯利是图。加上道貌岸然的革新者和呼风唤雨的黑帮人，一切人物都在憧憬国运新变。然而沉沉暗夜，谁都无法看清未来。因此，1911年2月，徐润泯然辞世的消息传到同乡兼同僚郑观应耳中时，后者不置可否。

郑观应纵横捭阖官商两界数十年，早看穿个中尔尔。1911年，他旅居澳门，回归单纯。他是买办中少有的清醒者。所以，徐润、唐景星等“不知好歹”背负“买办贬称”挑战世俗和权力时，他同执地与其划清界限。双方的结局可想而知。但或许正是过于清醒，郑的后代无人涉足商业。不禁让人猜测，郑一生经历是否伤透郑氏一族的经商之心?

同年3月，股灾来袭。受累于此，义善源负债1400万两宣告消理。数万中小股民血本无归，轻生寻死者不计其数。大清的子民第一次体验到资本市场的残酷无情，西方人和他们的中国买办则在股灾中坐收渔翁之利。金融围剿战，中国商人不战而败。

庸众在资本领域溃败，精英在实业界赢得暂时的慰藉。一群书生抛弃成见，投身商海，幻想以经济复苏提振帝国光景。可惜，先天独立基因缺失，后天现实魑魅魍魉，书生商人范旭东、侯德榜们九死一生，始终随风摇摆，尤力长大。美好流于破产。

这其中尤其要谨记“民生实业”创始人卢作孚。这位几乎没有丝毫人格缺陷的商人，发轫于辛亥年，后以利益的巨大损失支持抗战，却最终屈死，留下一片愤懑无奈的悲情记忆。

叁

渴望成长的商人，与政治短暂亲近，最终避而远之。王朝沿袭而来的知识分子康有为却遗留下了不为人知的斑斑劣迹，“保皇”成为他捞钱的金字招牌。

伪君子披着圣人外衣，加入乱世的变态狂欢；本来蔑视规则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更趁机浑水摸鱼，独占滩头。疯狂的财富崇拜下，道义的玻璃门如此易碎。反倒是一位受迫家贫沦落青楼卖艺的歌女，无意间命运翻天逆转，谱写出一段商业传奇。不过，生逢乱世，本就该随机应变、机灵乖巧，唯有这样的角色，才能在巨变中悠然存生。不变的结果，往往就是坠落下水。相顾左右，冯如、方液仙、陈栩，有几人结局皆大欢喜?

这个时代令人不堪其忧又令人叹为观止，但又绝不仅此而已。

这一年，浸淫于中国的众多入侵者将巧取豪夺推向高峰。武力抢掠、践踏规则，外来人通过下作手段，从失序中分享盛宴，其故事背后还涉及内外勾连，叫人情何以堪。

其间，日本人表现出的心机和抱负让人触目惊心。岸田吟香和向野坚一，前者曾是江户一家妓院的龟奴，后者在饥寒交迫时受过我国国人的恩惠。此二人在乱世的中国，利用商业悄然布局，一场可怕的战争人祸将从这年起埋下伏笔。

有人开始反抗。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抗衡英美公司。事后看来，他俩显然是幸运者，尽管创业路一波三折，但数次退无可退后都能绝处逢生。有意思的是，商人黄楚九居然为了20万银元，充当英美公司“帮凶”，对简氏兄弟暗使阴招。

“官二代”周学熙和“草根”出身的项松茂却没有简氏兄弟那般运气。二人披肝沥胆，仍输得一塌糊涂。前者万念俱灰，皈依佛门；后者最终舍生取义，求仁得仁。

商人本质上抵触革命。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无法把握商业的走向。外部环境剧变加之实业救国的精神愿景，商人对于革命的情绪开始复杂而多元。例如陈光甫，他一方面保留作为商人对稳定环境的期待，对革命抵触；另一方面，他又乐于结交革命党人，还为革命提供资金。

另外，还有张静江与李石曾，这两人对于革命的热情让人始终不解。好在张静江狠下血本的投入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更有趣的则是，李石曾无心插柳，然而却培养出一批中国革命史上翻江倒海的人物——这群人在巴黎成立了国内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

几乎所有人希冀着一场摧枯拉朽的变革来拯救国家，没人料到，革命就在一瞬间发生。

1911年秋天，旧时代远去，万物热闹起来。貌似轰轰烈烈的革命，让商人们喜忧参半。荣德生“因乱得福”，写下文章表达乐观之情，觉得商业前景一片坦荡。刘国钧利用战事中人心惶惶，低买高卖赚取可观差价，变成当地首

富。虞洽卿、朱葆三精打细算，一个当选上海新政府总顾问，一个成为财务总长。然而，有幸成功的企业家，如何料到本该春暖花开的新时代，怎会演变为一张吞没一切的大网?

抱着天真幻想的商人们，还是尝到了苦果。李平书的光复功劳被军阀强行夺去，空有的政治雄图化为烟云。沈缦云为新政府有序运转倾家荡产，最后丢了性命。宋汉章因不支持政府筹款，干脆被陈其美雇人绑架。最惨的要算蒋楦和夏瑞芳。前者家破人亡，不得已落草为寇，报复社会；后者喋血街头。前前后后，缠绕纠结，构成了革命中的是是非非。

莫衷一是的场面，给了商贩们长袖善舞、各显神通的空间。

为了从革命中找寻商机，商家使出浑身解数，上演着看似喜剧实则闹剧的虚无繁荣。剧目中，张元济焦头烂额，陆费逵横空出世。而随着中国近代最接近成熟的晋商集体的消亡，1911年商业的热闹和凄惨成为该剧的尾声。纵观这条通往光荣与梦想的道路，悲怆有余，灵光不再。

普鲁斯特说：“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时间中，被流逝的时日卷走。人的整个一生就是在与时间抗争……这些人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不断地解体和沉没下去，或者死了，或者溜出生活之外，或者我们自己变了。”沉重的故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变革年代，人的命运难以把握。大环境的演进，需要时光的沉浮选择，才能慢慢清晰。

肆

我相信，任何时代，都不会有人拒绝财富。隐秘的愿望盘桓心底，那是无孔不入的商业精魂——在政府谋变中官商崛起，在中外对抗中精英长成，在时局反复中江湖大佬见缝插针，在种种压迫下草根商人顽强抵抗。

所以，一场围绕“政权”争夺的战事背后，其实是一个开化阶层的自我救赎、自我满足。

但是，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映射出每个人的态度：纯真者炽烈，投机者狡黠，利用政治的商人反被政治吞没，而抱有简单信念的正直商人却在尘埃中面目不清。

弗洛伊德说：“人生像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是令人悲哀之事；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人生如此，历史何尝不是?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过，但有关商业的部分断断续续、气血不畅。1911年，走过辛亥关口后，历史河流不可阻挡地涌向汪洋大海。夹杂其间，商人们怀抱产权秘愿，却不知新政府能甭遂愿。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史为鉴，今何以堪?

不过，他们还是赢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惊魂甫定，接下来等待他们的也许是辉煌，也许是灾难。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商人的腰永远是弯的，向时代，向权力，也向逝去的流风与回雪。

这就是命运，无可破解。(编辑／董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