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明 沙 晔 甘 莎 韦媛丽

当新闻真实性与互联网和市场遭遇
——关于当前我国虚假新闻的思考

□欧阳明 沙 晔 甘 莎 韦媛丽

近年来，我国新闻真实性面临新的挑战。2010年，著名作家金庸逝世的假新闻源自一家主流媒体旗下的网站，此外，《一女生世博排队被强奸怀孕》《鲁迅作品大撤退》等假新闻也始于互联网。这种虚假新闻是单个报道的内容信息与事实真相完全不符，伪在微观，或曰具体新闻报道失实，①此即新闻真实性与互联网遭遇所出现的变形。贾亦凡等人在《2010年十大假新闻》中介绍的十大假新闻，有四条来自都市报、晚报、商报等大众化报纸，有三条来自党委机关报，其中两条始自西部的党委机关报，还有一条出自《中国新闻周刊》的主办方——中国新闻社。离开受众和广告两大市场，我国的大众化报纸是难以发展的。相形之下，党委机关报和新闻通讯社较少与市场直接对接，但在互联网和电视的双重冲击下，也正承受着来自市场的压力，而其内部利益调配的失衡同样对新闻真实性构成明显的冲撞。互联网和市场所构成的压力已经成为假新闻在华夏大地出现的重要推手，可谓我国新闻界面临的新课题。

当前，新闻真实性有两大现实意义需要强调。首先，新闻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所在，事关一个社会新闻业的成熟与否。失去新闻真实性，新闻报道即失去了存在基础和社会价值。其实，虚假新闻集中出现本身是一个社会新闻业尚未成熟的重要表征。从西方社会发展看，西方新闻业在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之后，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摸索阶段，中间交了不菲的学费，对新闻真实性有一个从认识不正确到认识正确再到确立专业主义性质行规的过程。新闻真实性是包括新闻报道在内的新闻业生存、发展的第一要务，也是最重要的基石。这一规律中外概莫能外。这一道理虽属老生常谈，但因我国社会转型、实行市场经济时间不长而尚在业界留有一定的死角，机会主义还有不小的生存空间，故加以强调就并非多余。

其次，新闻真实性事关社会主义中国乃至于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虚假新闻所损害的公信力就不仅涉及新闻造假的个别人员、具体媒体，而且牵连到整个社会主义新闻业，并考验着其后的终极控制力量——中国共产党。我国新闻报道一旦失实严重，势必为国外反华势力、国内反共势力提供攻击的口实。这绝非耸人听闻。

虚假新闻、新闻失实的成因非常复杂。它既涉及人，又涉及物；既涉及制度，又涉及观念；既涉及当前，又涉及长远；既直关新闻业内部，也牵扯着新闻业之外。虚假新闻出现的原因有浅有深，并形成若干逻辑链。因此，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杜绝虚假新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面斟酌，统一谋划。有关专家、媒体提出来的治理虚假新闻、防范新闻失实的好对策，本文毋须重复，现仅立足全局，补充新意，完善旧体，提出如下九大对策。

第一，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在杜绝虚假新闻报道上，现在有一种将中国内地同西方社会简单类比的倾向，主要表现为横向照搬，纸上谈兵，生吞活剥。中西国情不一，下药若不依具体情况而有所调整则难免危机密布。比如，西方社会实行多党制，大众传媒业的终极管理权力一般属于议会，而社会主义新闻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新闻传媒领导班子的配备由党委组织部专司，因此削弱党的领导则难免使新闻打假工作雷声大、雨点小。对此，业界学界当有清醒的认识。在改革而不是革命的社会语境下，企图通过弱化党的领导来治理虚假新闻则不无奢侈，也是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第二，强化行业协会在党的领导下的行业管理职能。西方社会在大众传媒业的管理上，政府介入相当有限，相形之下倒是特别倚重行业协会。这一点，我国可适当借鉴。所谓“适当”，指的是坚持党的领导；所谓“借鉴”，指的是强化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职能。相形于党委宣传部，行业协会的记协组织和新闻业的联系更为紧密，对新闻业的介入更为直接而具体。记协的领导班子成员一般来自新闻一线，新闻实战经验更丰富。相形于报业协会、电视协会等行业协会组织，记协的工作侧重于新闻采编而不是经营。显然，在党委领导和各方的配合下，进一步强化记协在治理虚假新闻，防范新闻失实上的权利、责任，尤其是工作统领的权利、责任于这一工作更为有利。

第三，进一步强化制度与法规的建设。新闻失实完全消失难度甚大，切实可行之处在于预防和补救，因此在通过健全新闻单位采编工作制度、严格宣传纪律等来预防新闻报道的重大失实、恶性失实的同时，有必要完善、推广在西方社会行之有效的新闻失实的更正制。更正制更为重要的益处，在于确立体制内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给全社会、全行业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矛盾、争端的信心。杜绝虚假新闻，既要德法并重，又应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当下实际在一个时期内实施法先德后的基本原则。制度的统领和法规的刚性有助于打压虚假新闻，消除新闻报道者的投机心理。

第四，遏制过度竞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闻改革在为新闻业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不少媒体对记者的成长、进步、成熟缺乏必要的耐心。这就是说，我国新闻界在一定程度上是竞争过度的。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实施无条件的末尾淘汰制；二是对采编人员使用有余，培养不足；三是忽视为采编人员提供住房、户口等方面的必要的物质基础和长远安排。如此环境下从事采编工作的记者缺乏充分甚至基本的安全感、尊严感和幸福感。如此惶惶不可终日，又怎么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敬业精神呢？而敬业精神的悄然遭蚀，也为虚假新闻、新闻失实的活跃开凿了一条汹涌的暗河，时下的“新闻民工”即其典型。如此作派，实际是在降低传媒工作、新闻工作的严肃性，削减新闻品质的制造成本。同时，媒体对记者的过度使用而生发的新闻从业人员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压迫，也应引起业界的充分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体的工会建设尚需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大力改进，强化工会的协商力量，让保障职工的根本利益真正成为工会的中心工作。

第五，将大众传媒的社会效益真正落到实处。在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上，我们不应对大众传媒期盼过高。大众传媒的第一功能不可能是经济效益，即便是以市场化为路径来发展传媒业的西方社会，其大众传媒对整个社会GDP的贡献也比例极小，远不如石油、电力、煤炭、钢铁、矿产、电信、汽车这些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传媒业的中心任务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成长与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不能将大众传媒视为替国家下金蛋、银蛋的造财机器。为此，有如下具体措施作为参考：其一，根据不同媒体生存环境的变化有所区别，进一步从减免税费上支持相关大众传媒的生存、发展。其二，制止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不当压迫。这种不当压迫主要表现为互联网对传统媒体原创性新闻报道的少支付甚至不支付经济报酬。为此，国家应加大著作权法的完善和执行力度，实施网站的惩罚乃至于退出机制，使互联网对来自传统媒体的原创性新闻报道充满敬畏。三是认真研究文化体制改革下媒体非市场化和市场化之间的利益格局，努力避免投入产出因体制问题而出现过分的收益悬殊，应当秉持公正第一、效益第二的基本原则，维持传媒行业间、体制内外利益的大体均衡。这些问题若解决不好，杜绝虚假新闻报道就容易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境地。

第六，克服急躁情绪。古今中外新闻史和新闻业经验证明，由假新闻、新闻失实构成的虚假新闻可谓新闻业的牛皮癣，不好治理，还容易复发，故新闻打假宜理性和激情相结合，运动战和持久战相结合，经常化和阶段化相结合，常抓不懈，露出苗头即打，决不手软。

第七，充分依靠群众，弘扬我党开门办报办广电的优良传统。对于既往的好经验、好做法，要注意继承，善于改良，不宜和过去一刀两断。人民群众是虚假新闻的天敌。可以通过开设专门信箱、有奖举报等途径动员广大受众积极参与打击虚假新闻活动。充分依靠群众，假新闻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第八，党和政府的新闻阅评机构应率先树立健康之风。阅评机关实际是新闻产品的质检机关，然而面对所监管的新闻采编工作，目前我国的阅评机关做“加法”多，做“减法”少，还未能充分承担大猫的捕鼠职能。这就使得新闻界的一些不良风气得不到及时而有力的制止。建议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新闻阅评工作的领导，完善新闻阅评的制度建设，强化新闻阅评的可操作性，严格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新闻阅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坏处说坏阅评在整个新闻阅评中的适当比例。

第九，强化对未来新闻工作者的培养。对新闻工作者后备军的主力，即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教育，时下有三大重点：一是控制我国新闻传播学的教育规模。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的教育规模远远超过大众传媒业的实际人力需求，由于就业困难等原因，时下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普遍厌学，情绪低迷，专业忠诚度弱。对此，仅靠教师、学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二是抓好专业学生的实习，通过竞争和遴选相结合的途径建设好一批专供学生实习的示范性新闻单位，让这些新闻工作者的后备军上好入行的第一课。三是抓好新手的入行培训平台，要求所有入行的新人必须在党和政府所指定的媒体学徒性工作若干时间（可先以一年为试点），此即入行见习期，且合格后方有从事媒体采编工作的资格。

注释：①姚福申主编：《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述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杨保军：《新闻真实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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