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黄苇町

党史上的父子仨中央委员

■ 文/黄苇町

通常会有人猜想，这肯定和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影响有关。其实他们的当选，都是实至名归的，父子关系也可圈可点。

黄苇町 1947年生，现为《求是》杂志研究员，是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著名党建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轰动国内外。

1927年4月末，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有一件事会后传为美谈。就是29名当选中央委员中，有3名出自同一家庭，即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通常会有人猜想，这肯定和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影响有关。其实他们的当选，都是实至名归的，父子关系也可圈可点。

延年、乔年兄弟都出生于安庆老家，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也把他们接到上海求学，并双双考取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但陈独秀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当时延年17岁，乔年只有14岁。他们白天读书打工，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生活十分艰苦。是继母也是亲姨的高君曼看不下去，要求接他们回家，陈独秀却一口拒绝，说这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艰苦的环境，炼就了兄弟二人自强、倔强的个性。在政治上，他们也独立做出选择。尽管父亲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但对两兄弟吸引力最大的却是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希望他们去苏联留学，但他们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