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黄苇町

党史上的父子仨中央委员

■ 文/黄苇町

通常会有人猜想，这肯定和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影响有关。其实他们的当选，都是实至名归的，父子关系也可圈可点。

黄苇町 1947年生，现为《求是》杂志研究员，是以研究隐形经济著称的经济学家、著名党建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轰动国内外。

1927年4月末，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有一件事会后传为美谈。就是29名当选中央委员中，有3名出自同一家庭，即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通常会有人猜想，这肯定和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影响有关。其实他们的当选，都是实至名归的，父子关系也可圈可点。

延年、乔年兄弟都出生于安庆老家，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也把他们接到上海求学，并双双考取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但陈独秀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当时延年17岁，乔年只有14岁。他们白天读书打工，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生活十分艰苦。是继母也是亲姨的高君曼看不下去，要求接他们回家，陈独秀却一口拒绝，说这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艰苦的环境，炼就了兄弟二人自强、倔强的个性。在政治上，他们也独立做出选择。尽管父亲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但对两兄弟吸引力最大的却是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希望他们去苏联留学，但他们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选择了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良药”。但在现实的教育和赵世炎、周恩来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明白，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并经当时的法共党员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于192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消息传到国内，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对儿子们的转变非常欣慰。兄弟俩按照党的指示转道去莫斯科留学——这正是父亲当年对他们的希望。

陈延年奉召回国后，很短时间内就从社会主义青年团驻粤特派员、区委秘书，到担任中共粤区委员会书记，成为大革命时期党员人数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省级委员会主要领导。他跃升如此之快，完全因为他受到党内同志的真诚拥戴。早年深入社会、艰苦生活的锻炼，使他很容易接近底层群众。人们常见他去广州最便宜的三厘馆同工人一起吃饭，甚至和黄包车夫一起拉车，边拉车边了解他们的想法。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压力下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政策，陈延年坚决反对。他说，虽然我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1927年4月，陈延年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并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哥哥南下不久，陈乔年也奉命回国，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当时的区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分别为李大钊和赵世炎，陈乔年才23岁，是区委领导成员中最年轻的。但他除参与领导了北京历次重大斗争外，还是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组织建设经验。陈乔年为严密党组织，加强党员管理，制定组织工作制度，做了不懈努力。后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他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李维汉主持中组部工作。在八七会议上，陈乔年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幻想。”他还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大革命失败后不久，陈乔年在领导党的地下斗争中被捕，被蒋介石下令残酷杀害。距哥哥就义时间只相隔一年，就义之处都是上海龙华塔下枫林桥畔，两兄弟的鲜血流在了一起。

得知陈延年、陈乔年遇害，陈独秀老泪纵横。1937年抗战爆发，他被提前释放出狱，蒋介石知道他已被开除党籍，想利用他的社会声望，便派说客动员他“出来为政府做事”。陈独秀断然回绝，后来他辗转流落到四川江津，在穷困潦倒中死去。死前仍多次拒绝蒋介石派人送来的津贴和国民党将领的馈赠，表现出了“临大节而不辱”的风骨。

（编辑/黄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