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

刻骨铭心的往事

□马识途

200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的女儿扶着我又回到成都那条湫溢的小巷去了。我想到那小巷中去寻找我的爱人她的妈妈王放六十年前失落在那里的脚迹，并且循迹到深巷找寻那座破败但却静谧的小院。在那里，我和王放当时曾经度过一段穷困但是幸福、危险但是欢乐的青春时光。

我和女儿踽踽而行。女儿说：“找到了，柿子巷6号。”不错，正是这里，这里就是当年地下党川康特委的秘密机关，也是王放一人独办的地下党小报《XNCR》的所在。但是举眼望去，却是一座宿舍新楼立在面前，小院完全变了样了。 我们从门道走进去，我马上看到立在院角的那棵枸树。不错，我认得这棵枸树，只是它已经长得十分高大了。就是在这棵枸树的旁边的破烂平房的窗口，我和王放享受过枸叶送来的荫凉。我回头望小院坝里，发现了那口水井，我们当年就是在这井边汲取清凉的甜水解渴，洗脸漱口和淘米洗菜。水井已经被石板封住了，但是我好像依然听到王放那笑声和浅唱低吟的歌声。一切都好像是昨天的事。

我默然站在枸树前，好像走进时空的隧道，穿过去，回到六十年前的那个小院里，往事历历，都到眼前……

XNCR

1947年3月，中国的内战打得火热，誓言三个月内要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蒋介石指挥几十万胡宗南的精锐之师攻向延安，国共两党和谈宣告破裂，把在重庆的共产党的负责和谈的同志连同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全体同志押送回延安。《新华日报》这个在蒋管区公认的光明灯塔一下熄灭了，群众的眼睛和耳朵被堵塞，再也听不到进步的声音，特别是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我们在成都的地下党川康特委决定由我负责马上办一张秘密的油印小报，专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电稿，油印出来，送给党内同志和进步人士阅读。

办这样的报纸是非常危险的，国民党特务必定要千方百计破坏，一经发现，就会带来杀头之罪，因此办这张小报的同志必须是英勇果敢准备牺牲的同志。而且为了保密，只能由一个人来办，他必须是文化水平较高，能收（音）、编、刻、印、发，集于一身的全才，他还将长期隐身在川康特委机关，必须忠实可靠。找这样的同志实在不易，我和成都市委书记就下属党员中反复物色，终于决定把一个市委委员、在四川大学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王放同志调出来，担起这副重担。

王放被介绍到川康特委机关来和我见面。她身材高挑，穿着合身的蓝布旗袍，进得门来，规规矩矩地正坐在椅上，双腿双脚紧并，还未开口，嘴角含春，颇有大家闺秀的模样。她对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河南人，抗战初随河南大学逃到豫西，1939年在那里入党，辗转来到成都，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已毕业，在四川大学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领导党的外围组织“民协”工作。

我向她传达了川康特委的决定：调她到特委机关来办地下报纸，一切由她一个人负责。当我说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危险的任务，是要准备掉脑袋的话时，她插话说：“我既然答应来了，就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这些话我看就不用多说了吧，我就想知道的是，马上要我干什么？”

哦，看来我真的对她说了多余的话了。我改口说：“你马上要干的是准备一个能收听延安广播的收音机，然后是刻写油印设备，像钢板、蜡纸、油墨、大宗纸张什么的，油印机不用准备了，我们已经搞到了一台旧的，可以用。”

她看了一眼我床头柜上的那台五灯交流收音机，说：“您这不是已经有一台高级的收音机了吗？”

我的这台收音机，是通过我们党的统战关系，由国民党成都市市长陈离送的，但是拿回来一看，收音机里的短波线圈全被国民党特务剪掉了，只能收本地电台的广播，要想收到延安的广播，只有靠王放自己来安装一台短波收音机了。

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她是学历史的，根本不懂无线电，首要的是必须先学习无线电的知识，加上安装收音机用的无线电器材，是受特务控制的，市面上很难买到，有的无线电商店，就是特务开来专门“钓鱼”的，上门去是很危险的，我就曾经去问过价，差点被跟踪。还有油印用的钢板、蜡纸、油墨、纸张，也要有单位的证明才能买到。至于报纸印好发送出去，那冒的风险就更多更大了。这一大堆的难题，就像一座座险峰，都要她自己一人去爬。同时我还告诉她说：“华北和陕北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我军节节胜利，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详细情况，都希望能早一点看到新消息，你能争取一两个月内满足大家的愿望吗？”

王放说：“新华日报被停止后，我也像被扣在黑锅底下，乌天黑地，什么也不知道，难受死了。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一定尽力而为。”她说完，饭也不吃了，马上赶回了川大去。下午，她抱着一大摞有关无线电知识的书回来，连夜连晚地啃起来了。说实在的，她有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

这时，我忽然想起1941年南方局曾经给成都党组织一个隐蔽电台，先放在王宇光家里，一直没有启用，我到成都以后，王宇光就把它提过来交给我，我放在堆杂物的旧房里，也一直没有用过，也没有人会用。现在我们走投无路，我便去旧房里把这部收发报机找出来，接上电试试，声息俱无。我把这些东西交给王放，看她能不能利用起来，重新组装成一个短波收音机。但是王放虽然自学了一阵子无线电的书，在这堆杂乱的器材面前，却无可奈何。我在中央大学学过的工程科知识几乎忘记光了，勉强按着无线电书本，和她一起来试装一部三管再生式短波收音机。

小桌上乱放着元器件，拉着杂乱的漆包线，王放似乎不相信这样能收音，而且能收到遥远的延安的声音。我们偷偷地在屋后的树上挂上一根用几根电灯线剥出来的铜线绞起来做的天线，引入室内，接上天线插口。我们分几次在街上几个不同的卖干电池的商店买了几打一号电池，串联起来组成B电池。深夜，我们把我重新装成的收音机接上A、B电池。转动旋扭，收延安电讯。哎，居然听到了许多“哒哒哒”的电报键码声，可是没有收到话语广播声音。我把短波线圈照书上说的做成适应不同波段的插入式线圈，一个一个地试收。有门，居然试听到声音。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但是试收了几乎一晚上，始终没有收到延安广播的声音。大概是延安发出的讯号实在太弱了，在成都无法收到。

下一晚上，我们再试，弄到半夜，还是收不到。我弄得筋疲力尽，因为第二天我还要到学校上课，只得睡了。王放却不死心，凭她所学到的那点知识，还在那里扳来拨去，坚持不懈地寻找着她想寻找的福音。忽然，她把睡得正熟的我推醒，小声地叫：“收到了，收到了。”我马上爬起来，抓上耳机一听，嘿，真是延安发出的一个女高音。她正在播战报：“我军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国民党的……”接着就听到一片“啵啵啵”的电报声，再也听不到了。再怎么拨也收不到。但是我们很高兴，我们到底还是听到了延安的声音。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我们决定正规地来组装一部多管的收音机。可是我的无线电知识实在有限，照书本说的怎么搞也搞不通。于是王放决定自己去找教师学习无线电。那时倒是有招收学生的无线电夜课学校，王放想去报名，但是从内线得到的消息，有许多这样的学校，其实是国民党特务、或者是国民党的通讯社办来培养无线电收发报报务员的。情况复杂，不敢去沾惹。王放辗转设法，终于通过进步关系，找到了国民党的市广播台的一个技术员愿意教她。王放便每星期花三个晚上，到那个技术员家里去学习无线电知识。为了安全，我每天晚上回来，就用自行车送她去学习，学完后再去接她回来。王放知道我白天出去跑地下党的工作，还要在中学教书，够累的了，不要我送，可我却不管怎么累，坚持要送她。为她夜行的安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有一种自己也不理解的内心冲动。

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不到一个月，王放告诉我，她终于在那个技术员家里看他先装好一台多管再生式短波收音机，她拆下来自己重装了一次，还真的能收到声音了。好，这是大胜利，我高兴地请她去粤香村吃了一次炖牛肉。

现在就是无线电器材的问题了。王放把我们原来的元件都搬出来挑选，发现还缺少一些元器件，可又不敢到街上的无线电商店里去买。结果还是王放多拿钱托她的技术员老师，从广播台的渠道才买到了。

准备好器材后，王放一个人在家里埋头苦干，终于组装出一部短波收音机。这个收音机，不是像我前面装的那种乱七八糟凑合起来的样子，而是装在一个木盒里，看起来比较正规成型有模有样的收音机。王放对我说，科学的东西是不能凑合的，要求严格和精细。

王放把装好的收音机接入也经过她作了改进的天线，插上电池组，她扭动旋钮，几乎是直指延安的电台，马上我们就听到曾经听到过却一度再也无法听到的女高音。还是在播战报，还是华北打胜仗的消息。那声音是那样的清楚、高亢和坚决。王放为她的成功而低声欢叫：“成功了，成功了！”我也忘乎其形地把王放抱住，低声叫起来：“我们又打胜仗了！”王放似乎也和我一样兴奋，没有在乎我拥抱她的孟浪行为。

我说：“好，记下来，记下来。”王放马上在她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上记录起来，记得是那样的迅速和流利。我又说：“现在是把战报印出来发送出去的时候了。”

我把早已准备好的油印机以及钢板蜡纸铁笔都找了出来。刻蜡纸可是我的拿手，我会刻仿宋体的蝇头小字。我花了半夜功夫，终于刻好一张蜡纸，可以油印了。但是我们这张报纸叫什么名字好呢？我马上想到，而王放也几乎和我同时想到，并且同时叫出来：“XNCR！”对，就是这个名字，延安广播电台的呼号。于是一张叫“XNCR”的红色报纸出版了，它不仅不断地印出了打胜仗的战报，还登载解放区的情况和党中央的一些文件评论，一般是三天一期，有时还要加印号外，传播大胜仗的消息……

这张报纸就像在黑暗中的成都建起一座灯塔，把被熄灭了的《新华日报》这座灯塔的光芒重新点燃，给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胜利和欢乐。但是，有谁能想到，办这张报纸的就只有王放一个人，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和极度危险的条件下，她一个人包揽了收听记录延安广播，刻写腊纸、油印和拿出去分发的全部工作，也就是集编辑、记者、排版、印刷、发行工作于一身。而且她还要负责筹集经费，把自己家里寄的生活费都贴了进去。她的整个报馆就设在一间破房里用箱柜隔起来的一个不足三平方米的阴暗空间中，报馆最主要的设备就是一架收音机和一部油印机。后来她嫌油印机操作时吱嘎有声，于是决定自己设计一种极简便的办法，就是在绒布上涂上油墨，压上蜡纸，盖上纸张，翻转来印，不出声音，既快又好，还可套色。收拾时卷起绒布就行了。

从此不管冬冷夏热，王放每天晚上就蛰伏在那屋角里，打开收音机，去茫茫的黑暗天空中，在那嘈杂的干扰声中，去捕捉微弱的电波，把它们记录下来，并且马上整理，动手编辑，刻写蜡纸，进行油印。基本上每次总要弄到天快亮了，才把小收音机和刻写印刷工具收拾进墙上的砖洞里，然后把一摞油印小报卷了起来，放进提包，带出去分发，这一切她都做得那么从容和沉着。当然，王放也知道，稍微的疏忽都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每次她提起提包出去前，总要对我作个交待，说：“也许晚上我不能回来了。如果过了十点钟我真的没有回来，你就赶快收拾东西转移吧。”她说得看来是那么轻松，却使我非常难过，每次都要把她送出巷口，再依依不舍地看着她那远去的背影逐渐消失。

后来我看王放实在太忙，就尽可能在晚上回家后抽出时间来帮她，陪她熬过漫长的黑夜。我们一起钻在密室里，王放打开收音机，戴上耳机，去捕捉延安新华电台的女高音，不断地在纸上写出让人振奋的字眼，然后编辑整理稿件，刻蜡板，搞油印，几乎每个晚上都要弄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我有时也帮她刻写油印，但常常是支持不住，趴在小桌上睡着了。王放知道我白天出去工作，又要教书，确实够累，要我去睡觉，我却不愿意。一方面我想分享她听到胜利消息的欢乐，另一方面，有一种莫名的磁性吸引着我，况且王放也觉得我坐在那里对她来说是一种鼓舞和有一种安全感。特别是半夜，我们都饿了，小巷子里响起叫卖担担面的声音，我们出去买了回来一起慢慢吃，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欢喜。就这样月复一月，我们之间的战斗的友谊慢慢滋生成为爱情，我们俩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这是后话了。

我们的报馆开了有大半年，又遇到新的困难。不仅是听说特务注意到了这张小报，正在清查，而且市场上的油印机和蜡纸油墨也受到控制，购买时受到盘问，连个人要买成卷的新闻纸也要有单位的证明才行，更不用说无线电元件了。王放不怕麻烦地天天上街，今天在这里买一卷嘉乐纸，明天到那里买一刀夹江纸。至于油印机她根本不用，她有自己创造的办法。蜡纸和油墨也难不倒她，她托在学校工作的党员以学校的名义去买就行了。

她感到最麻烦的是空中的电波干扰越来越厉害了，那小短波收音机收听起来越来越不清楚。更严重的是在院子里的高树上张着的天线，很容易受到怀疑。当我们发现就在我们院子的后面大院子里，忽然出现一个什么新闻社——这种新闻社很多是特务搞的，我们埋伏在敌人特务机关的党员早已告诉我们了——我们不得不把张在树上的天线拆了下来，改张在屋檐下。这样一来，收音的效果更不好了。

国际友人的支持

有一天晚上半夜里，王放收完延安广播后，拿给我看，这正是我们解放大军在华北打了一个大胜仗的消息。我说这消息很重要，应该马上油印出来，明天就发出去。于是我们动手开始油印，但还没等印完，忽然听到窗外新被雨水冲倒的围墙处有脚步声。我们马上停止了油印，打起电筒，嘴里嚷着捉小偷，到墙边去看，发现那里有新的脚印。我们知道这恐怕是墙后院子里那个新闻社的人在搞小动作，估计这里可能已经受到特务的注意，于是当机立断，决定马上把我们报馆搬家。当然，所谓“报馆”其实不过是一只旧皮箱。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把收音机和油印器材装进旧皮箱，看看后院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起来，想来那些人还在梦中，于是偷偷地溜出了门。但是把“报馆”搬到哪里去呢？一时拿不定主意。王放说：“先找个地方把今天这一期油印出来发出去再说吧。”我说：“那就先到老蒲家去印吧，他住在郊区乡下一个农居里，比较安全。”王放同意了，于是我们提起箱子到了川康特委书记老蒲的家里。

那是一个很清静的院子，农民都出去了，正好可以在那里油印。可是老蒲一听说我们要在他那里搞油印，死活不同意，看起来他害怕得很。王放说，这是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的消息，应该马上印出来发出去。我说只要在你这里印一个钟头就可以印完。可老蒲还是不同意，生气地对我说：“你们怎么可以到我这里来油印呢？王放不知道，你总应该知道吧？这是首脑住地呀。”

他用党的纪律来申斥我，我的确无话可说，但是他那样恐惧，那样怕危险，却令我吃惊。我说：“我们实在是一时找不到地方，而这张报纸特别重要，所以想到你这里来，一方面告诉你这个打了大胜仗的消息，一方面借你这个地方用一个钟头，我想是不会出事的。”他更冒火说：“不行，这是原则。你们马上拿走。”我没有办法了，只得和王放提起箱子离开那里。可到哪里去呢？想来想去，恐怕只有到我任教的华西协中我住的宿舍里去了。

在路上，王放很有情绪地说：“没想到这么一位高级领导人，竟这么不通情达理，那么怕危险。他那里是领导住的地方，不能搞油印，连一个钟头也不行。那你是特委副书记，你那里不也是领导住地吗？而且还是特委机关。他就允许在你家里搞油印，就可以不顾你那里出危险？这算什么事？还有，我们大白天的提着这个箱子走，他就想不到这对我们很危险吗？”我也以为王放的生气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不好在下级面前说上级的坏话，便安抚王放说：“不要紧，这里隔华西协中很近，一会就到。那是一个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特务活动比较困难些。”

我们终于平安地把箱子提到华西协中我住的房间里。我们把还没有印完的报纸迅速印完并且收拾好，再由王放照老规矩提出去分发给了其他的同志。随后，王放又回到协中，和我商量这报纸下一步该怎么办。住的问题好解决，王放可以暂时回到川大她的朋友那里去住，但收音的事只能在我住的房间里干了。可是这学校宿舍外边是不能张天线的，我们只得把一根铜线张在我房里。王放接上收音机试收音时，却是声息俱无，根本收不到延安的声音。那一阵解放区正不断地在打胜仗，我们怎么能停止向白区正在盼望好消息的党员和进步群众送去大好喜讯呢？

“到云从龙家里去。”我说。我们逼得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得提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云从龙是华西大学加拿大籍的外国教授，传教士。就住在华西协中操场边一座供外国人专用的花园洋房里。我是由地下党四川省委统战部长张友渔同志介绍到华西协中教书的，和他有较多往来。有空的时候，他常邀我到他的家里去闲谈，询问解放区的情况。他也把他所知道的外国的报刊反应告诉我。我们可以说是除开党的机密外，无话不谈，连国民党的特务有些什么企图和行动，他打听到了的也告诉我，要我注意。我们办的《XNCR》快报，我也有时送给他，口头翻译给他听，只说是我的朋友寄给我的。他很看重我对他的信任，他也为解放区不断打胜仗而高兴。

现在我们在收音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小报有办不下去的危险，去找他帮助，我估计他不会拒绝。当天晚上，我和王放走进他的独院，被他夫妇迎接进屋。他们看到我带去一个陌生的女青年，不知是什么人。考虑到将来王放是每天晚上要到他们家里去收音的，为了叫他们放心，我只得把我和王放的特殊关系告诉了他们，他们听说后，特别热情地接待了王放，云从龙夫人给我们送来咖啡和点心。我告诉他最新的消息，解放区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他听了也很高兴。并想从《XNCR》上知道更多的消息。我只得告诉他说，这张小报就是王放办的，是收听延安的广播记录稿编印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收音机坏了，无法再收到延安的广播，有停刊的危险。他很惋惜地说：“那怎么好呢？”

这时我才说：“用你的收音机试收看看，说不定现在又有新的胜利消息了。”他马上同意了。王放就在他那架落地大收音机上转起旋钮来。他的收音机是可以收加拿大和美国的，灵敏度很高，选择性也好。王放一下子就捕捉到延安（说是在延安，其实已经搬到华北什么地方）那个熟悉的女高音了。而且从她那眉开眼笑的样子，显然又听到了好消息。她说：“在晋南又歼灭了两万多国民党军队。”我听说了自然很高兴。王放对我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收音机，延安播出的那么微弱的声音，在这里听得十分清楚，原来十分嘈杂的干扰声被隔绝了，每一句都听得很清楚。她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听音乐一样地舒服。

我把好消息告诉云从龙后，直率地对他说：“我们的收音机坏了，你这架收音机很好，听得特别清楚，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部收音机来收音呢？”

他似乎早已猜准我们的意图，并不感到突然，欣然表示同意。他的这种友情使我大为感动，特别是在我们曾经到过一个党的领导同志家里去油印被婉言谢绝之后。这在当时特务正在追查秘密报纸《XNCR》的关头，当然是一个非同小可、干系重大的承诺。一个外国友人居然没有迟疑地答应了，这是至今我都不能忘怀的国际友谊。

我们和云从龙约好，除开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每天晚上到他的客厅里去收两个钟头的音。对外的名义是学习英语。起初几天晚上，我陪着王放去，后来因为我的工作很紧，王放便一个人去。王放告诉我说，云从龙夫妇对她很关照，常常给她送一些点心让她吃。王放收音回来一般都是晚上九、十点钟，回到住的地方后就马上坐下来整理编辑新闻稿，有时还要写点评论，接着是刻蜡纸、油印，几乎每天搞到天快亮。

就这样，源源不断的胜利消息，送到党员和群众的手里，激发着大家的斗志。可是有谁知道在这里面有一个暗地帮助我们的外国友人，为我们提供了真如雪里送炭的援助呢？

坚持“打游击”

地下报纸《XNCR》的出版，会引起敌特的注意，这是我们预料到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敌人对它竟是如此的恐惧，决心要破坏它。我们潜伏在敌特机关工作的党员报告说，《XNCR》已经引起敌特的注意，特务市级机关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成渝两地的特务机关尽快破坏重庆地下党办的《挺进报》和成都地下党办的《XNCR》。我们特委得到这个消息后，研究认为这件事不能等闲视之。敌人要全力以赴对付我们，不可能不从我们的发行渠道找到漏洞的，为了淡化敌人的视线，不妨把报纸暂时停一下，听听风声再说。

我把这个决定传达给王放，她却不同意，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XNCR》的确已经在群众中产生很好的效果，大家真的把它看做是黑暗中的灯塔，觉得从中得到了温暖和光明，况且现在正是解放区大打胜仗的时候，怎么能突然停止向大家送去胜利消息的报纸呢？而且，王放为《XNCR》付出那么多的心血，对她来说，这报纸就像是她的亲生儿女，有很深的感情，怎么能接受说消失就突然消失呢？但是我告诉她这是上级的决定，她必须执行。

她难过了好一阵，也想了一阵子，最后告诉我说：“我执行决定，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让我和敌人打游击吧。”她说出她准备“打游击”的办法。我们特委同意了她“打游击”的办法，决定试一阵子，看反映如何。

王放到街上去买了各种成色不同的纸张，有新闻纸、嘉乐纸、夹江纸，以至五颜六色的包装纸，把这些纸裁成不同的开数。她又托同志代她以机关名义去买回不同颜色的油墨。她仍旧每天晚上收她的音，把她收到的解放区的电报和消息，用不同大小不同的字体和横竖走向，刻在蜡纸上，用不同颜色不同开数的纸张印了出来，有时用黄的纸，有时用红的纸，各种颜色的纸经常变化。而且名称也变化了，她不再用《XNCR》的报头，而是在印件的末尾印上五花八门的不同的单位团体。当然这些单位和团体都是她杜撰出来的，一时是四川大学的什么“社”，一时是华西大学的什么“会”，一时是什么新闻社，一时是什么研究会……特务到那里去查，自然是永远找不到这样的单位和团体的。

王放这种“打游击”做法，既坚持了《XNCR》这份报纸的阵地，又淡化了敌人注意力，使这个阵地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据隐伏在特务机关的党员汇报说，敌特在向他们的上级报告时，说是《XNCR》再也没有出现了，至于出现这样那样的传单，那是由各种单位和团体（大半是大中学校的学生）搞的，正在调查中，这样便应付了上级，自然就没有限期破案的任务了。

王放采取“打游击”的做法，是很成功的。没有打出名字的《XNCR》，实际上一直坚持了下来，直到我们主动把它停止了为止。当然，《XNCR》能坚持下来，和许多外面朋友的帮助也分不开，有些统战关系的支持（比如陈离捐了一部收音机，刘文辉捐了一百大洋）以至外国友人云从龙的帮助也是不能忘记的。正因为这样，1949年底成都一解放，我和王放就专程到云从龙家里去看望他们夫妇，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他们有说不出的高兴。

就在王放和敌特“打游击”的时候，重庆的《挺进报》却在和敌特打阵地战，甚至还把《挺进报》寄给国民党领导机关，结果是敌特的上级机关下了必须限期破获《挺进报》的死命令，《挺进报》终被敌人破坏，并因此带来川东党组织被大破坏，损失惨重，甚至还波及到我们川康特委。

我们结婚了

川东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敌特把重点转到了破坏川康特委上，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王放仍然坚持用“打游击”的方式，把《XNCR》以各种名义发出去。后来，她又把这个报馆转移到一个朋友安玉琳家中，受到安家全家人的掩护，安家的小儿子安裕德是党的外围组织“民协”的成员，还帮着她一起工作。在后面的几个月里，每隔两三天，王放就会骑着自行车，带着伪装好的装有油印报纸的提包出门去，到特务乱窜的街头去分送报纸。每次出门，她依然是一副坦然自得的样子，对我只是总重复着那句话：“如果我晚上十点钟还没有回来……”听到她说这样的话，我的心里更是为她担心，而且是越来越不安了。

就在这个时候，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倒向进步的人越来越多。不但大学里的一些进步团体主动印出一些宣传品，在我们地下党的大力帮助下，川康地方势力办的《西方日报》利用他们最快的消息来源，在报上不断透露着解放军打胜仗的消息。可以说，在宣传这个阵地上，我们已经不再是孤军奋战了。于是，特委做出决定，除开我党的重要声明、新华社社论、党的重要文件继续由王放印出来发给下属各党组织外，其它的电讯战报什么的，就不再印了。这样也就大大减少了王放出去分送报纸的危险性。我把特委的决定告诉了王放，因为是组织的决定，她接受了。

我们共同在危难中相濡以沫，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我弟妹子侄都把王放当成家庭成员来看，她也替我管起家庭生活来，甚至还把她家里寄的钱拿出来作为家庭开支，想帮我解除一点后顾之忧。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地下党的领导工作，我辞掉了在华西协中教书的差事，只保留了给法国领事教中文的差事。这样一来，我也有较多的时间和王放相处，虽然我们都默默高兴，但是彼此之间都没有把话挑明。

由于工作忙，生活条件差，营养不良，我的体力明显下降。一次，我在法国领事馆给领事上课时忽然晕倒，领事让人救醒我后把我送进了法国教会医院，我怕晚上我没回去让王放担心，就请法国领事馆的人捎信给她。王放接到消息后，马上赶到医院里，整整陪了我一夜。第二天医生告诉我们，说我没什么大毛病，晕倒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只要加强点营养就行。随后，医生让我缴费出院，我这才知道法国领事让人把我送进医院并没有缴费，好在王放带了钱来，帮我把费付了。在填写表格时，她红着脸在“关系”那个栏目填上了“内人”二字，我把头扭向一边，装做没看见。

走出医院，我只觉得浑身没有力气，王放就让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架上，推着我往家走。她本来身体也单薄，推着我走了一段后，已是满头大汗，但说什么也不肯让我自己走。我看着她那瘦弱的身子，那么吃力地推着自行车，心中实在不忍，于是假说我觉着累，想下车休息一会。我们坐在街边休息，因为都没吃早饭，王放跑到附近去买了两块烧饼给我，我吃了一块，另一块让王放吃，她却不吃，把饼放进提包里，又让我坐上自行车推着我走。好不容易，我们总算到了家，王放已是大汗淋淋，但她只喝了一杯白水，却要我就着水把另一个烧饼也吃了。我哪里还吃得下去，心中发酸，真想抱住她哭一场。我忍住心中的冲动，坚持和她分享了那一块烧饼。

从那以后，王放对我更是亲近和关切。她每次出去，总要为我带一小包饼干回来，开初我不肯要，她故作生气地说：“莫非你还想晕倒一次？”强迫我将饼干吃掉。当时我心里那个乱，说不出是什么味道，想说什么 ，欲言又止，王放似乎也期待着我说什么。可我还是没有说出来。在我的心里，有一种障碍阻止着我，那是因为七年前，我原有的爱人刘惠馨在鄂西被捕牺牲，刚生下的女儿也下落不明。我感于刘惠馨的坚贞，不想再有第二次的爱情，总认为那是对她的一种背叛。所以尽管因为工作我和王放同在一屋，朝夕相处，我从来不敢有任何其它的念头。

但是和王放相处的时间越长，自然越觉着她的可爱，特别是当她收到华北我军打了大胜仗的消息，眉飞色舞，不期然和我拥抱，又笑又跳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我快要失控了。还有一次，我因为外出错过了约定回家的时间，到家门口敲门时，她正带着我的妹妹和侄女在烧文件，开门看到我安然无事，她一下子扑了上来，紧紧抱住了我，嘴里说道：“吓死我了”眼泪流了下来，那关切之情全然流露。我慢慢地意识到，这种男女之间的感情和欢爱，是说不清楚也是无法阻挡的。尤其是每天我们各自外出工作，心里都明白也许就再也不能回来，也许就再也见不到对方了时，那种相互之间的关心和担心对方都能感受到。我明白，我已经不能拒绝这种感情，而王放也似乎下决心要把我从刘惠馨牺牲的伤痛中拉出来。她直接和我谈到刘惠馨，说她很尊敬刘大姐，愿意像刘大姐一样，为革命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简直感到又一个刘惠馨出现在我的眼前。渐渐地，我和她拥抱时，不再觉得不自然，而是觉着有一股暖流从她的身上流向我的心田。不过，我还是没有对她说出“我爱你”，我的使命注定了我随时要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圣的革命事业，我不愿意看到她那么年轻美丽就成为寡妇。

1948年6月，我去西昌巡视工作回成都后，接到党的上海分局的通知，要我代表地下党川康特委到香港去向刚从上海搬到香港的上海分局分管大后方白区工作的领导钱瑛汇报工作。王放送我到牛市口汽车站，我们坐在茶馆里喝茶等车，谈及我的西昌之行，一路上风险不少。王放说：“我就担心你在过彝区时被抓去当了娃子，那就一辈子也逃不出来了。”我笑言：“吉人自有天相。”她说：“这一次去香港，又是危险重重，盼望你也吉人天相，平安回来。成都有人在盼着你，知道吗？”

我怦然心动，怎么能不知道呢？前一夜我就想好了，这次离别前，我一定要向她说出我早就想说的那句话：“我爱你！”

这时，车站在叫旅客上车，我忽然来了勇气，对王放说：“我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说……”但没等我说出口，王放打断我的话：“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的那句话，快上车吧，我等着你回来说。”

我终于还是没有说出来就上了汽车。汽车开动了，我看见王放一直站在那里，微笑着向我招手……

我平安地到了香港，住在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机关里，一边进行整风式的学习，一边等着向钱瑛大姐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这样过了一个月，在离开香港的前一天，钱大姐和我谈完话后，忽然提起我的终身大事。她说：“小刘牺牲已经八年了，你也三十出头了吧，是应该找一个新的革命伴侣了，你难道还没有从小刘牺牲的阴影中走出来吗？你就没有转过弯子来吗？”没等我开口，她又问：“你说的那个负责办报纸的女同志，叫什么名字？她的情况怎样？听起来她倒是一个挺坚强的同志。她明知办地下报纸有杀头的危险，却毅然承担起来，她还有明确的是非观，敢于批评领导同志，说明她的党性不错。”听得出来，钱大姐对于王放相当欣赏。

于是我把王放的情况向钱大姐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钱大姐听后，问：“她和你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我看这个女孩子就不错。”

我坦然地对钱大姐说明，我和王放在办《XNCR》的一年半中，真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彼此不仅有思想上工作上的交流，而且有感情上的交流，日积月累，我们已经心连心，互相理解，成为亲密的战友和情人了。我们两人的心里已经明确了关系，只是还没有向组织提出来。

钱大姐听了高兴地说：“那好呀，你们两个情投意合，我现在就可以批准你们两个结婚。我们这里正要为你们办一个党员训练班，你们结婚后，调她到香港来学习，让我看一下。”

第二天，在我就要离开以前，钱大姐又来了，兴致很高，拿出一对金戒指给我，说：“这就是我给你和小王结婚的礼物，你们保存好，紧急时也可以换成钱供急用。”

从香港回到成都后的第二天，我决定先到老蒲家去向他汇报情况。一大早走在路上，我无法阻止自己想先去看看王放的强烈的愿望，好在顺路，我就便转到东二巷的安家。

王放见我平安回来，自然十分高兴，但是她不好在安老太太面前和我亲昵。到了她住的屋子，她任由我把她搂在怀里，说：“到香港一个多月，也不给个信，就想不到有人在为你提心吊胆，日夜牵挂吗？”

“我怎么没想到呢？”我说，“现在我可以大胆地对你说出当初离开时我想说的那句话了。我爱你！”她看着我，说：“我终于等到你对我说出这三个字。”

我突然把钱大姐给我们的结婚戒指拿出来，抓住她的手，戴在她的手指上。她奇怪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哪来的戒指？”

我说：“钱大姐已经批准我们结婚了。”

她说：“我们不是说好了，全国没有解放，我们不要结婚吗？现在结婚，生了孩子怎么办？”

我说：“既然上级批准我们结婚。我们就结吧。我们可以自己约束，解放以前不生孩子就成了。”说着说着我搂紧了她：“今晚上我就在你这里不走了。”

她并不拒绝我紧紧地搂着她，但是她严肃地说：“不行，我们怎么能在安家就同居呢？你现在连一个落脚点都没有，我们怎么能结婚呢？还是等你找到住的房子后再说吧。”

是的，我从香港回到成都后，连个落脚的地点都没有。我原来的家因为受特务的注意，是不能回去了，华西协中的宿舍也不能住了。从香港回来后因一时无处安身，只好暂住在我的一个掩护关系王德伟家，自然是不能在那里结婚的。可现在要马上找到一处房钱少又安全的房子很难，当下我还没有找到掩护职业，看来只有找个教书的差事，才能有个落脚的地方。

但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对王放说：“我们一时找不到一个安顿的地方，就找一个旅馆先把婚事办了再说吧。”

王放说：“你猴急干什么？反正我是你的人了，莫非还怕我飞了不成？”

我说：“我还怕你跑了？是因为钱大姐已经批准你到香港去上党训班，不久你就要出发了。”

这么说，王放当然同意了。我们马上到街上去找旅馆。先找到中国旅行社。房间倒好，可是太贵住不起。结果找来找去，在一个僻巷里找到一个比较清静的小旅馆，租了一间房。

我们所谓结婚，其实不过是自我宣布同居而已。既不能举行什么结婚仪式，也没有什么证书，一个朋友也没有请，更不要说什么主婚人证婚人了。但是王放却别出心裁地想出别致的结婚仪式。她买了一块红纸，不是剪成通常的双喜字，却是剪成两个套在一起的心，两颗心里都有一颗五角金星，这意思是不言而喻的。

晚上，查号的警察走了后，我们把房门关锁起来，在梳妆台的镜子上贴上我们的心，点上一对红烛，我们没有穿上新衣服，也没有什么红盖头，自唱自和地站在梳妆台前行礼如仪。只是在夫妻对拜后，多了一道长时间的拥抱和接吻。那时间有多长，我们没有计算，反正那红烛都燃了半截了。那晚我们在床上基本上没有合眼，说不完的甜言蜜语，道不完的海誓山盟……

王放忽然想起什么，说：“我记起你曾经给我念过一首诗，叫《我们结婚了》，今天我们也结婚了，你可不可以再念一回？”。

我知道她说的是我写的一首叫《我们结婚了》的诗，但那是我和小刘在鄂西恩施结婚时共同作的即景诗。我今天何尝没有想起那首诗，但是我很忌讳在这样的场合，提起我和另一个女人结婚时写的诗，害怕王放听了不高兴。我说：“算了吧，今天是我们两个结婚，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写我们自己的甜蜜的诗吧。”

王放却说：“你不要这样小看我，我绝不会嫉妒你和刘大姐的那么纯真的爱情。她已经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献出了她的一切，她是我崇拜的先辈，她曾经给予你纯真爱情，我也愿意学习她，把我的纯真的爱情奉献给你。你能接受吗？”

我没有想到她的心胸竟是那样的宽大和崇高。那还有什么说的，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我的怀里，一面吻她，一面说：“我当然接受，百分之百地接受，而且永远永远。”

她说：“那么你可以把那首诗念给我听吗？”

“当然。”我能把那首诗的全文背诵出来，但是我只给她背了能够和我们合拍的几节，有的还改动几个字：

我们结婚了/在一间旅馆的客室里/在大红喜烛辉映红心的面前/我们找到了主婚人/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

我们也找到了证婚人/可不是亲戚或社会名人/而是我们遭遇的不幸/我们也找到了介绍人/可不是说得天花乱坠的媒人/而是矢志不渝的革命/我们不必登报要求社会公认/也不用‘立此存照’的结婚证/这个社会和法律对我们不值一文/

最后，我大声地念出那首诗的最后一节：

我们庄严地发誓/双手按着经典/我们永远不离婚/除非谁做了可耻的逃兵/我们永远不会离分/直到我们该永远离分

王放听得简直入神了，她的晶亮的眼睛闪着泪花，说：“太好了，太好了，让我们也来宣誓吧，念最后这一节的誓辞。”

于是我们对着贴在镜面上的两颗红心，庄严地举起拳头，念了最后一节的誓辞，接着我们两个互相拥抱，闪光的眼睛对望着，几乎同时地说：“我们永远不做逃兵，我们永远不会离分。”

大难后重逢

1948年9月，王放被调到上海分局在香港办的党训班学习去了。在那里学习了半年。看来钱大姐对她是相当地赏识，所以决定由她代表白区青年，去东北（后来改在北京）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准备1949年春出发。

由于地下党工作的纪律，我们没有通信往来，但是我们的心却有不尽的思念。特别是王放，据她后来对我说，她当时很担心我的情况，不知道在成都那种险恶的环境里，在敌特一直的追捕下我究竟怎么样了。她白天休息时凭窗向西，越海相望，晚上常有噩梦缠绕，特别是她从钱大姐口里隐约听到，说重庆成都出了大问题时，她更是担心。成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是自己心爱的人被敌特逮捕？联想到钱大姐要她单身赴东北开会，她更是怀疑是不是我出了事，是不是从此以后她再也见不到我了。但是，因为纪律，她又不好去问钱大姐，就这样，她在煎熬中度过了不少的不眠之夜。

的确，成都当时确实出了大问题。由于重庆地下党出了大叛徒，而且他认识我们川康特委书记老蒲，于是敌特派干员追到成都，千方百计、指名点姓要抓老蒲和我。我还好说，特务虽然打听到我的名字，却没有一个叛徒见过我，我一改名换姓，就是对面走过叛徒也不会认识我。但老蒲却不然，而且他又不听钱大姐托我转达的警告，没有到乡下去躲避，结果在1949年的1月被特务抓住了。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一个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也是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的老革命，竟然在被捕不到一周就变节了，向敌人供出了我和下面许多的同志。敌特按他提供的名单在成都进行大搜捕，一些同志来不及转移被捕了，我因为得到消息早，及时逃脱。在敌特志在必得、四处追捕的情况下，我冒险留在成都，组织疏散工作，终于把漏洞堵住，该转移的同志也都安全转移了。在这个期间，我几次险些被捕，但都得以安全脱身。我向上海分局发出了“父病危，即归”告急电报，这是事先约好的密信内容，意思是书记被捕了，我这个副书记即日将去香港汇报工作。之后，辗转重庆贵州广西广东，一路上也是风险重重，九死一生，终于到了香港，一心想尽快找到党组织，向上级报告情况。

我怎么也忘不了1949年3月的那个晚上。我找到半年前在香港住过的老房子，想试一试能不能和组织联系上。我来到老地方敲门，门上的小窗孔打开了，哈，居然是王放。她看见了，一时发了呆，没有说一句话，随即把那小窗关上了。我不敢大声叫门，只好等着。过了一会，小窗口打开了，是上次接待过我的陈大哥。他低声说了一句：“噢，是老马来了。”把门打开了。

门一打开，我还来不及和陈大哥夫妇打招呼，便不顾一切地冲向站在一旁惊呆了的王放，一把搂住了她，高兴地叫：“我们终于重逢了。”

王放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呆望着陈大哥。陈大哥说：“你呆看什么？他是老马呀！我们早知道，他没有被抓到。”

王放这才回过神，和我热烈拥抱起来，她其它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含糊喃喃地说：“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安慰她说：“不要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不会责怪她为什么不给我开门，为什么不敢拥抱我，因为她只听说成都出了事，却不知道我是不是被捕过，她必须遵守纪律。陈大哥想必已收到我从成都发出的告急电报，所以才敢开门迎我。

陈大哥说：“能脱险出来，这就好了。我明天就安排你向大姐汇报，今天就在这里休息吧。”我告诉陈大哥说我还没吃晚饭，陈大哥说：“那好。小王，你就陪老马到附近的小馆里吃点东西吧。”

我们当然都愿意这样。王放马上开门带我下楼，一出楼门，我们俩情不自禁地搂着缓缓而行。到了饭馆，王放坐在一旁，看着我吃饭时狼吞虎咽的饿相，她不住地笑着，叫我慢点吃，别噎着。

饭后，我们相拥着回到住地，陈大哥夫妻坚持要把他们住的小隔板房让给我们住，我嘴里客气地推托，心里却是欢喜。这一晚上，我们俩都没合眼，当我对她讲起成都变故以及我的脱险过程时，她说那些你向大姐汇报去。她向我诉说了她不尽的相思苦，她什么都想到了，想到我是不是被捕了，被捕后会怎么受刑，怎么坚贞不屈，尔后怎么走向刑场……她说，一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心里就非常痛苦。

我问：“我不是发出了电报，说书记被捕，我将来香港汇报吗？”

她说：“我怎么知道？我只是隐约知道成都出了大问题，又不知道你是不是被捕了？不久前钱大姐叫我不要回成都了，让我准备到东北解放区去参加新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我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因为你出了问题才不要我回成都了。我正准备过几天就坐海船北上呢。”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她受了一场虚惊。

我们说到在成都结婚才几天就分开了，现在刚重逢，几天后她又要到解放区去，而我在汇报完工作后也将返回成都，这一分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逢，都不免唏嘘不已。但是想到为了革命，许多同志献出了生命，我们只是别离苦，算不得什么。我们互相勉励，不应该儿女情长啊。

几天后，王放果然乘船北上，不过不是到东北，而是到刚解放了的北平去。我送她到九龙码头，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命途就是这么多舛。她的安全倒是不用我担心了，但我回到成都后会怎么样，难以预料。她比我更难过，只是不断地说：“保重保重，我在北平等你。”

我向钱大姐汇报了事变的情况，告诉她所有漏洞已经堵住，该转移的同志都已隐蔽起来，钱大姐还是不放心，认为疏散不彻底。她又派专人坐飞机赶到重庆，向隐蔽在乡下的川康特委委员王宇光传达决定，要他通知特委和成都市委的领导同志全部撤到香港。大姐说：“绝不能容许干部再受损失。马上就要全国解放了，非常需要熟悉情况的本地干部呀。”

这样一来，钱大姐也不准我再回成都了。不久，川康、川东的许多干部都到了香港集中。三月底，我们随钱大姐一起坐船去烟台转北平。到了北平，在中央组织部报到后，安排我们住进了中南海，大家心情十分舒畅，都说：“终于回家了。”

这时，团代会已经开幕。想到王放并不知道我到了北平，难免又得受思念之苦，我着急着想打听她的消息。就在我正准备到团中央去打听时，王放却突然出现在我们住的小院里。

看她穿着一身列宁装，红光满面，飒爽英姿，很是精神。当着大家的面，我们不好拥抱，却是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不放，两个人的脸上都笑开了花。原来王放在开团代会时，已经听说钱大姐带我们到北平了。所以会一开完，她就到中南海来找我们来了。

我和王放一起马上到另外一个小院去看钱大姐。钱大姐高兴地说：“好了，老马，我算把小王原装送回给你了，以后你们会永远在一起了。”

果然不久，我们一起随钱大姐到了天津，然后随第四野战军南下武汉，准备接管城市工作实习。我们在路过开封时，还一起回到王放的老家拜见她的父母，她的父亲算是一个文化名流，很幽静的小庭院，满屋子的书。

在武汉实习期间，我被派到华中总工会做副秘书长，王放到中新纱厂当军代表。三四个月后，我们奉命到南京第二野战军报到，后又转辗到西安，随一野的贺龙南下接管成都。

成都市和平解放了，地下党也会了师，地下党的同志都分配去各方面接管工作。我和王放回到成都后，专门到柿子巷去看了一下，弟妹侄女都很好，我们十分高兴。随后，我们走上了各自接管的工作岗位。王放因为是大学毕业，会写文章，空军处要她去协助接管，她高兴地去了，她穿上空军制服，戴上空军的大盖帽，好不神气。她还和一起的同志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一直保留到现在。

解放了。我们都以为从前做地下党的艰苦危险从此烟消云散，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帆风顺的锦绣前程，可以痛痛快快地做一些工作了。

然而并不尽然。

坎坷不平路

王放在空军处做协理员协助接管。接管后，本来要她任队列科长，可是不久她却拿着转回地方的介绍信回来了。当时我在区党委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和成都市委组织部长，看到她的介绍信后立刻就明白了，说的是她没当过解放军，没有军龄，不便安排，其实是她填履历表后发现她家是地主官僚，出身不好，这才是真正原因。那个时候，如果你出身不好，就算你再有本事，再忠心，也是不会被看重的。我的处境也正是这样，实际是降了两级在使用。但是地下党同志从来没有当官意识，从不介意什么级别，有工作干就行了，所以王放虽然因家庭出身影响了她的工作，心中有那么点不愉快，但她不在乎，回到地方后还是那么朝气蓬勃的样子，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要使出来。周恩来同志的那句“出身自己不能选择，革命道路却自己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很以为然，何必在乎自己的家庭出身，好好干工作就行了。

这时王放发现她已怀了孕，我劝她就在成都市内工作，她却坚持要到灌县农村的启明电厂去做军代表。这是成都唯一的一家私营电厂，专供成都市用电。如果那个电厂发不出电，成都便会一片黑暗。但在那时四周土匪暴乱已成气候，去电厂那里接管是有危险的。可是她坚持要去，我说服不了她，就让她去了。她在那里发动工人，维持发电，依靠解放军维持安全，抵御暴乱，终于完成接管坚持下来，保证了成都供电，直到她孩子快要出生了，她才回到成都。

生了孩子后，给她重新分配工作，她坚持还是到工业部门工作，于是分到市建筑局担任支部书记，虽然降为区级干部，可她还是不在乎，高兴地去上任了。

干了不到一年，她回来对我说，她不想干了，问她也不说原因，只说：“反正我不再去当什么芝麻官了。”这时，我也从组织部调到省建筑工程局当局长，后来工程局改为建设厅，我由局长成为厅长，在厅下建立了建筑设计院。那时人才十分缺乏，设计院办了一个建筑设计学习班，王放就向我提出到建筑学习班去当学员，学建筑设计。她说她不想沾政治了，从头学一门技术，凭技术吃饭吧。她虽然并无怨言，但我心里明白她在想什么，为了什么，于是同意她去学建筑设计。她老实地从绘图员干起。由于她文化高，又专心，学了半年多，她真的学到建筑设计的初级知识，我听她和那些工程师交谈，也能说个子丑卯寅，不错，可以当个技术员了。后来上级来考察干部，感到设计部门全是旧社会来的工程师，应该加强领导班子，看王放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大学学历，还懂点技术，就提拔她担任建筑设计院的副院长，但王放不想干，说她不想当官，我告诉她，设计院都是知识分子，需要知识分子的党员去和他们相处，好说话些，这样我也可以通过她多了解情况，她见我说的在理，才答应了。

王放在设计院干了几年，工作得也不错，能和知识分子打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设计任务完成得也还好，只是和南下来做政治工作的干部老搞不好。那些从老区来的以党的化身面目出现的干部，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对出身不好的王放当然也瞧不起的。不过还算好，她能依靠工程师们完成任务，上面有我和管业务的副厅长支持，倒也相安无事，工作能维持下去。可我知道她心里窝了火，却又无处发泄。有时她回到家里，对我也流露过恨自己的话：“反正出身不好，家有杀关管，这一辈子倒大霉了”。

她家的确有“杀关管”，她的父亲是河南一位有点名望的士绅，好文史，喜词赋，曾被国民党河南省的省长张轸聘为参议，并在张轸的军部挂个军法处长的名领薪水，并未到差。快解放时，张轸宣布起义，王放的父亲当时不在军部，未参加起义签名，因此不算起义。解放后审查他并未查出罪恶，即释放了，于是他来到成都投靠王放，我们给他租了房子，让他在成都安居。他读书很多，会作诗词，还写一手好书法，我就曾读过他两本诗稿，颇有水平。因此，他常常去四川大学和老教授们切磋诗艺，欲就这样终老此生。但是一年多后河南搞镇反运动，王放老家乡下来了人，持有公安厅公文，说她父亲不算起义，不能既往不咎，应算历史反革命，要押回去审查。这公文我在市委见到，告诉王放此事非同小可，切勿卷入。她忍痛回父亲住处请吃一回饭，未言告别，当晚他父亲便被捕带走，一去便无消息。几年后王放家人才告诉王放，她父亲被带回去后判刑劳改，干背石头的重活，不久即去世，就地埋葬了，只领回衣物。王放还能说什么呢？从此背上一个包袱，倍受歧视。几年前女儿告诉我，她同学的父亲曾在河南作过地下党工作，病时她去探望，这位叔叔对她说起她姥爷在解放前还帮过地下党不少的忙，他也曾给河南省委写信说明过。但这事，王放是永远也不知道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王放从此变得沉默不语，但是她还是努力地工作着，好像要替他父亲赎罪似的我怎么安慰她都不行。我们接连生了三个孩子，她又不肯好好休息，身体也拖垮了，自己有病在身，却隐忍不说，也不肯就医，只是拼命工作。

那时，正是搞政治运动的年代，大家日夜搞斗争，斗别人，自己也挨斗，好像这城市里已经没了什么好人，只有那些从老区农村下来的根红苗正的解放者，才完好无缺，以改造别人为职业，并以斗争为乐。他们好像是“吃斗争饭”的，三天不斗人，日子就难过。这样的人在我们建设厅里有，设计院里也有。王放在政治运动中，虽然谨小慎微，都总难免为那些一贯正确的改造者们挑三拣四。她实在不能容忍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对于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这对于设计工作是最大的伤害。这些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出身大多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各人又常有自己的个性和癖味，对于那些尸位素餐、不学无术，只知道背政治教条的人打心眼里瞧不起，有时还露形于色，结果运动一来，就难逃上纲上线地批判，特别是“肃反”运动中极易误指为“特嫌”或“里通海外”，在“反右”运动中一句两句怪话，更是容易被罗织成“右派分子”。有时王放救也救不得，心里窝火，又无处发泄，特别是她对设计院一位姓古的总建筑师被强打成右派分子，感到最寒心。王放把此事告知我们厅里，我和管业务的副厅长调看材料，认为这个很有本事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对于总支书记在评先进中把自己硬要列上不满，说了几句怪话而已，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因此我们没有批准把这位总建筑师打成右派。但当我出差在外时，管政治工作的副厅长却去省委告了我一状，说我把一个极右派打漏了，于是工业部批准把那个总建筑师打成了极右派。我出差回来后，省委工业部长通知我去，把我狠批了一通，我讲道理他也不听，竟然对我说：“把一个极右派打漏了的人，很可能本人就是右派”，那意思很明白，我和王放如果不同意他们的决定，我们也就可能要被打成右派。我劝王放“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王放心里窝火，嘴里却不说，这时一个专门培养在职技术员和工长的建筑工程学院正在酝酿，她便要求调到那个工程学院去了。这位总建筑师被打成右派的案子，1978年开始清理右派分子冤案时，我和管业务的副厅长曾联名写了一封信给省建设厅党委会，给他平反，但是王放1966年就已去世，她没有亲见平反，也是一大憾事。

王放带着病痛，一个人挑头筹备建立建筑工程学院，费了不少力气，真正是身心交瘁。学院终于开班了，她去请了一些建筑师业余来上课，培养工地上急需的技术员和工长，颇有成效，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学院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正规的高等院校，王放对此很有信心。她虽然身体不好，却精神愉快，想终此一生就干成这一件事。但是谁能料到，大跃进后出现了大退步，1961年全国收缩机构，她这个工程学院被精简掉了，于是她又处于无事可干的境地。这时各单位全面精简，要调到一个合适单位很困难，加上她的家庭出身，稍涉机密的单位都不敢要，就这么拖来拖去，组织部到底把它安置到一个毫无机密可言的省手工厅工艺美术研究所当所长。

我想她会背起沉重的思想包袱，怀着屈辱的心情，勉强去这么一个陌生的小单位工作吧，却不，她却是很愉快地接受任命，积极去上班。那时全国遭难，闹饥荒，没有肉，没有油，粮食定量每个月我们大人也只有19斤，家人都处在半饥饿的状态中。我一个人挑了三副担子，既在西南局宣传部做副部长，又是西南局科委副主任，还是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的党委书记，根本顾不了家。这时张罗一家七口人（我和她的母亲都跟我们一起生活）吃饭，特别是喂饱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十岁左右孩子的重担，就落在她带着病痛的身上，够艰难的了。

那时公家给我们这些领导干部，每月额外发了二斤黄豆，外边叫我们“黄豆干部”。她细心地把二斤黄豆在全家30天中进行分配。首先保证我一份，然后就是三个孩子和老人，她自己是没有份的。每天早上孩子上学前，她发给每个孩子十来颗黄豆，一个馒头，还让大老陈护送，免得大孩子在路上被人抢了没得吃。这些我看了就伤心，我们这些老革命，把国家搞得穷成这样，叫下一代受罪，孰使为之，孰令致之？我还有脸去分黄豆？但是王放一定要我多吃几颗，甚至硬要我吃生物研究所送来的难以下咽的昆虫蛋白粉和水塘捞起来的小球藻。

这时候，我还担负着人民文学出版社预约的《清江壮歌》长篇小说的写作任务。我只能在每天公务忙完回来晚上开夜车，连续开了一百八十多个夜车，都是她陪伴我、鼓励我。她总不忘记为我沏茶添水，有时深夜里送一碗不知她从哪里搞到的醪糟蛋来。有时见她困得不行，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想去给她盖毯子但又怕惊醒她，叫我左右不是。她操持这个家，实在是太累了。

那年夏天，天气很热，蚊子很多，开夜车写作难以为继，她便在床上放张小桌小椅，装上电灯，放下纱帐，让我在帐里写作，可是天太热，我大汗不止，她又进帐为我打扇，我想到她太累，不要她这样做，后来她找来一台小电扇，才算解决了问题。王放为我写这第一本小说的事，真是操碎了心，可她却认为我写的是歌颂革命烈士的，她能出一点力，是她的快乐。所幸这书1966年出版，我把第一本样书送到北京她的病床上，她吃力地翻看，很觉满足。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她也并未放松对她来说很陌生的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工作。她和那些工艺美术师讨论工艺和美术的关系，物质用品和美学艺术享受的辩证关系，还和工艺美术师们到各地去采风，收集实物回来供研究，不到一年，竟然自己撰写出一篇谈工艺美术的论文送给我看，我很惊异。如果她没有全身心的投入，是不可能写出这么一篇颇有价值的论文的。只是可惜的是，王放的这篇论文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没了。

我知道她的心情，她想让我知道，不管别人对她怎么看法，她是一块钢，随便摔在哪里总是响当当的。

然而，王放为此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何况她是一个女人，必须担负男人难以胜任的家务活儿，更何况她一直是带病工作呢？再好的车，超负荷长跑，也会磨损的，她再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了她的面容消瘦，身体虚弱。有一天，我终于发现她吃饭老是呕吐，而且脸也有些浮肿，这是什么毛病？我要她去医院看看，她推说小毛病，过一阵就好了。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天，我永远痛恨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的一天。那天吃早饭后，她又吐了。我说：“我要去金牛坝开会，顺路用车送你去川医去检查一下吧。”她正推自行车出来，说：“不行，我今天在所里安排得有会呢，马上我要去了。”我坚持说：“你上午去检查完了，还可以回所里去开会呀，我的车送你去”。这样她才勉强和我同去医院。我送她去了医院，给一个熟识的医生交代一下，就去金牛坝开会去了。孰知正在开会中间，服务员来叫我接电话，是那医生打来的，第一句话就是：“给你送来病危通知，王放已留下住院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她的肾功能已丧失了，至多还能活半年！”这真像一声霹雳，这怎么可能呢？早上她还是好好的嘛。于是我赶到医院，一问详情，果然是这样，我到病房看她，她还不信自己得了重病必须住院呢。我终于说服了她，住进医院，谁知她便从此辗转医院，直到两年后走完她的人生道路。

我好痛恨自己，我的至亲至爱的战友伙伴，由于我的粗心大意，没有及早叫她就医，弄得病入膏肓。但是我还不敢告诉她，只是鼓励她与病魔战斗，她也说，还有好多事要做，她一定要安心医病，争取早日出院。

王放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情日益恶化，她的肾功能完全失去，医生说无能为力了。我就是不相信再也不能活，我为自己赎罪似的，誓言走遍天涯，我要为她求医，因此我向西南局常务书记请了假，送她到北京求医，好不容易住进协和医院，作了详细检查，结果和四川的一样，结论也是无药可救了，只能存活半年左右，建议我找中医看看，看能否延长一点生命，于是我把她送到西苑的中医研究院，那里的王老院长是我们四川地下党的老中医。他尽心尽力作了医疗安排，请在北京的几个老中医来会诊。他们不说还能活多久，说尽力而为吧，即使是幻想，我也愿意幻想下去。

中医还真灵，竟然维续了一年多。只是中间曾有过两次病危通知，却都抢救过来了。这时，我却陷入从此改变我的人生轨道的大变动中。

1964年，中国经济从荒唐的“大跃进”灾难中刚复苏过来，大家开始能够吃饱饭了，可政治上又折腾起来，发起了一个新一轮的阶级斗争，名之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全国的几十万干部赶到乡下去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西南局的第一把手因和我在科技问题上发生分歧，早就想把我这个“管科学的不科学”的人开革出去，这下机会来了，他以堂皇的理由把我下放到川北一个县里去当副书记，受社会主义教育。我在偏僻的乡下，得到北京发来的王放病危通知，心急如焚。也不管请假准不准，就近辗转到重庆，坐上飞机飞到北京。我带上一束她平常最喜欢的梅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医院，老院长告诉我说：“这真是奇迹，王放的生命力竟这么强，医生都说无能为力了，她却偏偏清醒了过来。”

我来到病房，王放惊奇地抓住我的手说：“我到底把你等来了。”并且捧着我送给她的梅花欣赏起来。我在她的病床旁搭个小床，陪她一个月，她竟然再没有病危。她说她很想念我们的三个孩子，我便叫三个孩子坐火车到北京来看望她。孩子到来后，她高兴极了，说能见到我和孩子就满足了。过了不到半月，成都传来信息，说是领导对我擅离职守非常不满，我只好向她告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走时交待在北京工作的她的妹妹和我找回来的大女儿常去看望她。

中医药竟有奇效，或者也由于她的生命力特强，她竟在中医医院时好时坏地拖了近一年。我身在他乡，心系北京，无可奈何，只能是写信去鼓励她，我写诗盼望她来年的春天“桃花千树卿还乡”。但这哪能解我相思之苦？我才知道，世上最折磨人的莫过于两情相悦，两地相思之苦。

1966年初，我在乡下又收到她的病危通知。我请准假赶往北京，奇怪，她竟又被抢救过来，老院长告诉我：“王放大概就是等你来见最后一面了。”我睡在她身旁，朝夕相偎，她似乎获得新的生存能力，说不管好好歹歹，她不愿离我太远，要求：“把我接回成都去吧。”我知道她放心不下三个孩子，于是医院派出一位医生照顾，我陪她坐火车回成都，住进了省医院。有孩子和家人常去看她，她感到高兴多了，虽然我还得在边远乡下忙着“抓走资派”，不能常回成都，难解相思之苦，但想到有孩子在她身边，也稍有安慰。我哪里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更大的痛苦正在悄悄地向我爬来。

1966年的5月，西南局突然通知我回局里参加“文化大革命”，接到通知后，我心里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回到成都后，即到医院去看望王放，她看到我回来非常高兴，但似乎是感到我心里有些惶然吧，很奇怪地问我，我支吾过去了。第二天早上，我回到西南局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我怎么也想不到，主持会议的秘书长，当着书记、副书记和各部委领导的面，突然宣布我是西南局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停职审查，要我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行。

真是想不到啊，我被派到乡下去抓了一年半的“走资派”，结果却抓到我的头上来。看来第一把手是要我充当他们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祭旗的牺牲品了，他早已准备好的达摩克利斯宝剑，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虽然早有预感，觉得自己这次可能要当“运动员”，但是忽然从一个响当当的革命派变成为反革命分子，也太突然了，我惊得目瞪口呆。会散了，众人都走了，我竟然站不起来，三个干部把我从椅上拉起来，押我回科学分院办公室，说是“隔离反省”，其实就是把我抓起来，从此失去自由了。

我向领导反映，说妻子王放重病在医院，我必须每天下午去看望她，总算是得到恩准。我每天被拉去西南局机关接受批判，下午三四点钟由三个大汉押着坐车到医院，我请他们不要把我押进病房，让他们在走道里守着，我一个人进病房看望王放。

我哪里敢把已经大祸临头的真情告诉她，我强颜为欢，向她问好。鼓励她和病魔进行斗争。我们计划着她出院后的种种养病打算。到了6点，我勉强告辞回家，不懂事的三个孩子来和我亲热，我笑着逗他们玩，王放和孩子们哪里知道我心里在流血。

就这么上午押我到西南局机关去接受批判，受尽污蔑和屈辱，下午押我去医院看望王放。这样过了半个月，折磨人的半个月呀。但是我不能让王放知道。

王放惊惧而死

我每天走进病房，要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和王放有说有笑，这真是太难了。我已经大祸临头，怎么能做到若无其事呢？有时难免会有漏馅的时候，比如有时我坐在她的病床前发呆，忧思不已。她看我明显地消瘦、神色恍惚，问我有什么事情，我也只能顺着她宽慰我要我不要为她的病忧虑的思路，说些不相干的话，她哪里知道我已经陷入天大的灾难里去了呢？看她病得那么重，想起我们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生死与共，甘苦备尝，没有过多少心情舒畅的日子，而今她重病在身，生死未卜；偏偏我又落入到人家为我张开的天罗地网里，前途吉凶难定。我一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很想在她的面前痛哭一回。可是我只能把辛酸泪往肚里流，五内如焚。特别是她问起我们的三个孩子怎么样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她，我更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好编些道理来骗她。日子多了，再也说不过去。我只好通知在第四中学的女儿去看妈妈，先和她说好，不要让妈妈知道我的情况。女儿因为我的关系，在学校成为“狗崽子”，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却由一个红卫兵同学陪着来，也够惨了。亏得我妻这时病体不好，说话困难，没有问什么，她只用柔情的眼光望自己的女儿，心满意足的样子。女儿在病房没有呆多久，就被同来的臂上戴着红袖章的同学催着回去了。小的两个孩子她很切望，我却没有带去看她，她哪里知道我的心有如刀割。

但是事情终于败露。有一天一个医生来查房，他的手上拿着一份报纸，站在王放的床前。那时报纸上天天有批判我的大块文章，标题很大，一眼就被王放看到了。我非常狼狈，不知如何是好。医生走了后，她反倒是心平气和的样子问我：“那报纸上登的是什么？怎么说你是反革命？你怎么了？”

我沉默不语，我还能说什么呢？

她说：“你不要因为我有病，就不告诉我实情。什么大风大浪我们没有见过？我还受得住。其实前两天我在早晨的大喇叭广播里听到一点了。”

“怎么？你已经知道了？”我大吃一惊。我还没有再说一句话，眼泪已经成线线地流下来了。她反倒安慰我：“我们不是反革命，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搞清楚，党的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呀。”

我说：“但是现在……”我没有再说下去，我不想告诉她，有人多年处心积虑地想搞我，现在机会来了，他不会放过我的。过去他整过的人不少，只要他还在，翻不了身的。我这一辈子是莫想翻身的了。想到这里，更觉伤心，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涌出眼眶。她虽然还安慰我，说：“我们的历史是我们自己写的，谁也没有办法篡改的。”

我说：“但是……”她也止不住把头转向一边，凄然饮泣起来。

押我来的人在病房门口露了一下头，催我回去了。我只得道声保重，退出病房，被押上汽车。我似乎有一种不安的预兆。

果然第二天的下午，医院给我送来了她的病危通知。我赶到医院去，她已经昏迷了。医生说，她的病情昨天晚上突然恶化，出现脑水肿，看来是不行了。我喊了她很久，她终于醒过来了。见我坐在她的面前，趴在她的身边，她凄然向我微笑，但是说不出话来。我也无话可说，她战胜了死神，多么不易呀。医生说，她竟然还能醒过来，算是奇迹。

显然她已经预感到她不行了，她正在积蓄力量，要对我说什么。过了好一阵，她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我的三个孩子，要给我拉扯成人……”她的嘴还张着，再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来。

我怕伤她的心，我不敢哭，呆呆地望着她，紧紧地抓住她的手。她好像从我的握手中获得了力量，坚持着张开眼看着我，甚至还显出一丝徽笑。

押我来的人又在病房门口露了一下头，这就是告诉我该要回去了。但是王放正在弥留之际，我怎么能离开她呢？我走出门去，告诉他们，我不走了。他们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当然不同意。我简直想骂他们，我的人都快死了，怎么这么不通人性。但是没有说出口。我知道他们也是莫奈何。我坚持不走，医生也帮我说，人家妻子都快落气了，你们怎么这么无情？要他们打电话请示去。领导终于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准我留下了。

王放竟然奇迹般地坚持到晚上，终于再度昏迷，我怎么叫也叫不醒她了。她的生的意志竟然是这样地强，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早上也没有落气。抬尸的担架停在病房门口等着。忽然我感到她的手在我的手心里有一点暖气，她的脸上现出一丝红晕，她竟然慢慢张开一丝眼睛，盯住我，从她的喉头挤出一句模糊的但是我听得清的话：“你不是反革命，我相信总有那一天……”她慢慢地闭上了眼。

我不让小工进来抬走她的遗体，我趴在她的身上哭，直到她的身体再也没有一点热气，她的紧紧抓住我的手指的手完全僵了，我经过努力才拔出我的手指来。

应该感谢我的领导，给我几天假，不开我的批判会，让我料理后事。王放的遗体停放在殡仪馆。她是一个革命一生的响当当的共产党员，然而因为我的关系，没有在她的身上覆盖党旗，除开我的三个孩子和兄弟、妹妹、侄儿女，没有朋友来告别。只有她工作单位派来办后事的几个人和我的机关办公室的老宋以及押着我的人，一起送她进火葬场。我的眼泪不多了，三个孩子竟然不知道怎么哭，吓得呆了，不相信他们的妈妈从此见不着了。

责任编辑 肖 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