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薇

福利国家与破碎社会

鲁 薇

在电视新闻上又见到希腊人上街示威了！希腊的失业率近16%，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达30%，在工会的组织下，人们不满意政府削减他们应有的福利，他们习惯把政府提供的如教育、医疗、退休保障等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

在此之前，当有媒体对英国骚乱和英国社会“破碎化”进行分析时，也是将炮火集中在福利国家制度。据统计，英国2009年社会福利开支高达1920亿英镑，超过当年的国防、教育及医疗开支的总和。因此有分析认为，伦敦骚乱是福利“瘦身”的后果，昂贵的社会体系不可持续，进而分析英国社会底层对于社会福利高度依赖并且缺乏道德、中产阶级被高昂的社会福利开支所累导致道义丧失云云。

其实，一个社会上的所谓人权，并非上天赐予的“福利”，而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制度去维护，并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支持的。

以英国为例。清教徒革命以后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之一。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已经建成福利国家之时，他认为社会福利制度能够促进社会团结。换句话说，“福利国家”是当时弥补社会破碎化的工具。可是时至今日，福利国家被指责为导致“社会破碎”的元凶。

很明显地，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希腊人，他们享有的福利水平必须是与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而不能靠国家不断举债去维持。不然的话，久而久之政府的债务太多了，债主开始担心还不起，也就不肯再借了。没有新的财政来源，政府要削减开支是很自然的事。本来，追逐利润最大化及维护自身利益是市场化环境下资本的本能，资本怎么会允许劳动力“躺在福利的温床上”呢？人民是不是也应该理解一下国家的处境，看看国家是否真有条件维持原有水平的福利？否则一味抗议、高喊政治权利没有用，解决不了经济问题。

进一步分析，说明英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深化并且发生了变化，福利制度已经不足以修补其“破碎化”，甚至成为这种结构性矛盾挥之不去的一部分。为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过分依赖福利制度等转移支付手段，就会扭曲劳动力市场进而产生负激励作用，培养“福利懒汉”。例如，此次卡梅伦对于教育的改革措施的本意是逼迫一部分学生不上大学转而从事体力劳动，比如水电工、木工和建筑工人等，这样可以节省很大一部分社会保障开支。但是福利制度养出了娇生惯养的青年人，他们不肯接受这种不体面的工作。新政要求青年在失业一定时期内被强制安排工作，如果超过一定时期还没有工作，将不再给予失业救济金，于是这种让人“透不过气的政策”一下子激怒了英国的青少年们。

事实上，维持“市场经济、竞争式民主和普遍社会福利制度”三者之间的平衡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经济稳定发展、政府有足够资源提供公共服务。所以每当经济陷入低谷，政府不得已提出的以减少社会福利为代价的削减开支计划，就等于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在英国，1981年、1985年和1995年都有过程度不同的骚乱，恰恰都是在保守党执政的时候发生的，因为保守党领导人大都是家境富裕的白人，他们对社会底层成员有一种天然的隔膜。这一次卡梅伦政府把削减开支的项目选在了教育、医疗等方面，导致英国社会最贫困、最底层的成员率先受到了冲击。2010年有大学生多次走上街头抗议学费上涨；2011年3月，大约有25万人在伦敦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英国联合政府实施的削减公共开支计划。由此看来，导致社会福利“断裂”不仅是骚乱的根源之一，也被认为是骚乱不断蔓延的原因。虽然以带有种族问题的事件作为借口，却以全社会的危机告终。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社长

责任编辑 刘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