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兜兜

如果说，生命中的朋友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的，过一段时间会消失一些，那卓翔就像一棵仙人掌一样顽强地在我的生活中存在着。

我们是死党，尽管性格完全不同。这里就是我们成长的地方了，在城南，是这个城市一直得不到开发的地方。卓翔的爸爸和我爸爸是公交公司的同事，他爸爸是司机，我爸爸修车。

也许每个人的人生，都在父母那里预先得到了些许的启示，包括做什么样的人，有怎样的品行和理想，将来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卓翔说，我妈说了，除了北大清华，以后什么大学都不上。我爸妈希望我能上个汽修类的院校、以后接老爸的班就不错了，用他们的原话说，要是你能上北大清华，我们也让你上，可你不是那块料啊，他们这样说我，我也不生气，就笑笑，其实我心里佩服的是我表哥，他35岁了，有自己的模具厂，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表哥是高中毕业后去当保安的人，能有今天的派头已经很了不起了。

和卓翔去表哥厂里玩的时候，我和卓翔说将来我也要开一个这样的厂，卓翔瞪大了眼睛，表示从没想过那么远。我问他，那你最远想到了哪啊？他想了想，说，考北大。我继续问，那考不上怎么办啊?他说，那就人大。

我笑了起来，说，你小子真幽默。在我心里，人大和北大并无区别，都是像银河系一样遥远的事。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上市公司、有高管，也不懂什么叫全球化进程、低碳生活，上了人大北大，理想间接也就等于要做教授、科学家。

我在心里专门腾了一个地方保管卓翔的理想，供奉着一种代表了身份和地位的职业——教授。去年高考结束的那天，我去找隔壁考场的卓翔，看到他的那一刻，我顿时感到不对劲——卓翔一脸疲惫地走出来，看到我的时候，一手把书包扔给我，问我，有烟吗，找个地方抽烟。

原来考试前一天夜里，卓翔发高烧，第二天还迷糊着，状态很不好。人大的目标没能实现，倒是调剂到了南京的一个经济院校，排名也还不错。我想要是别人，斟酌一下，没准也上了，但卓翔不一样，毅然就去了复读班。我上了一个杭州的大专院校，离开的头天，我去复读班找卓翔。那地方挺幽静的，毗邻一个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是个寺庙。我路过寺庙时，还偷偷在门口给卓翔许了愿。

大学的生活平淡无奇，自由一下子像洪水般涌现，我学会没日没夜地挂QQ、通宵上网打游戏、把发型换得像古惑仔，然后去和女同学搭讪、一口气喝好几瓶啤酒。我能够感觉自己的世界是开放的，自由的，危险的，而卓翔就是那个可以把我从危险边缘拉回的人——他每隔几天就给我发个短信或是打电话。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无话不谈，我想人生理想其实割裂不了我们的友谊。

过年时我曾去看过卓翔，发现他的头顶有了一簇白发，他学会了熟练地抽烟，看得出来压力非常大。这些压力也许来自他的母亲，更多的应该来自卓翔对自身的要求。其实他的那种压力，我能体会，又不能完全体会。因为我们俩毕竟不同，第一次高考和第二次高考也是不同的。我想在我们十几岁开始幻想未来的自己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出现了不同的出口，或者说是转折点，只不过当时的我们没有发觉而已。

今年高考第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卓翔的电话，情况直转急下，他的声音有些战栗并且非常绝望无助，他说这次又完了，数学他妈的太难了，考砸了，一塌糊涂……卓翔反反复复地说着这几句话，我心里陡然一惊，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我默默地听着他的诉说，最后告诉他，哥们，别紧张，后面的几门考好就有希望，你不要放弃希望。

那天晚上卓翔和我聊了大半个小时，他似乎平静了下来，喃喃自语说，嗯，接下来的几门我再好好考吧。可是，6月8日清晨六点的时候我突然接到卓翔的短消息“如果考不上，我宁愿去死。”我被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吓住了，直觉告诉我要出事，马上蹦起床给卓翔打电话，却怎么也没人接。下午我突然接到爸爸的电话，他声音低沉，说，卓翔没了，从五楼跳下去了。原来就在清晨，卓翔从卧室的窗台上纵身跳了下去。

爸爸的声音很轻，隐忍的哀恸却直达我的心脏。那一刻，我心中供奉着卓翔的理想的地方，土崩瓦解。那个倔强的男孩，就这样舍弃了生命。我很想质问他，为什么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竟然害怕继续生活下去？

我曾多次在街上游荡，有时候看到几个结伴的青年，看他们抽烟，说笑，勾肩搭背地走在街上，会错觉那是几年后的我和卓翔，但现实又让我无比悲哀地意识到，我们永远不可能像那样子在一起勾肩搭背了。

现在我经常想的是，到底是高考，还是所谓的理想与期待，是不同人生的分割线?听人说仙人掌浇多了水，根部会烂掉坏死，那么卓翔，你是不是被那些金光閃闪的名校、过于耀眼却不一定有用的星光的理想暗伤了？

（朱白冰摘自《女报》2011年第8期图/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