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祥

摘要：中庸思想是中西方宝贵的文化遗产，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出了中庸的思想，二者的中庸思想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本文从他们中庸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出发，比较了二者思想的异同，对于当代解决社会矛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孔子；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中西方思想文化中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在中西方文化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东方，孔子（公元前551—479）在古老的文明国度里提出了中庸的思想，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在前人的思想上进一步深化总结，系统的提出了中庸的思想，對西方的文明事业具有重要的作用。生活在两个不同文明国度里的伟人，都提出了“中庸”的思想，那么他们的中庸思想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下面，我们就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进行比较。

一、中庸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1.中庸思想形成背景的相同之处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生活在社会大变革的动荡时期。孔子生活的时期正处于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形成的时期，旧的社会体制的变革和文化解体的阶段，对于古老文化的反思，对于社会实践的总结，使孔子中庸思想的酝酿形成，而亚里士多德也生活在城邦制度的由盛转衰的时期。他们都处于一种新旧社会矛盾交替之际，阶级矛盾激化之际，所以他们都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为了缓和阶级和社会矛盾而提出一种新的思想和学说。

从思想渊源看，他们中庸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共同点。在上古时代，人们以旗为号召，旗经常插在人们集体活动的中心位置，反应了“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这已沉淀成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了中庸的思想。在古希腊的时期，人们把中道的要求作为神谕刻在全希腊精神崇拜的中心——德尔斐神庙上，这表明古希腊在很早的时期就有了“中”的思想。因此，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的提出都有共同的思想渊源。

2.中庸思想形成背景的不同之处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国内的经济政治结构不同。中国属于一个内陆型的国家，四周为高山、河流、沙漠，几近封闭，而小农经济长期在中国占据主导的位置，基本是自给自足，而很少与外界交流，血缘聚集性逐渐形成统一的政权结构，所以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以“礼”和“仁”为核心。古希腊属于沿海型国家，锻炼了国民坚强、勇敢、冒险的精神，而对外商品的交流，养成了人们公正、公平的意识，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是以“理性”和“法制”为中心的。

二、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相同点

1.将中庸作为一种美德

孔子对中庸很推崇。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P163他认为中庸是职高的德，是很高的境界，一般人是达不到的。那么什么是中庸呢？中庸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P289在这里，孔老夫子为我们揭示了中庸的内涵“适度”，“过”和“不及”都是错的，只有适度才是中庸，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做到中庸。古代的舜之所以受到人民的爱戴就是因为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那么中庸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周礼”。“礼乎礼，夫礼所以致中也”，因此，“礼”在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孔子本人是非常尊礼守礼的，“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3］P264孔子认为君子也是要学会适度才能称之为君子，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朴胜过文采，文采胜过了质朴，都不称为君子，只有质朴和文采都适度，才是君子，才有崇高的美德。

亚里士多德在探讨“什么是美德”时，在《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中说“德性处理情感和行动，处理得过度是错，处理的不及，要被谴责，唯有适中是对，并被称赞——那么，德性就必定是一种志在求适中的中道。”同时，“我们必须注意，过度和不及，均足以败坏德性……惟有适度可以产生、增进、保持体力和健康，节制、勇敢及其他的德性，也正是这样。”同时，他也认为世上存在三种行为，但有两种行为是恶的，就是过度和不及，只有中道才算是美德，而美德也是以中道为目的的。他举例说：“勇敢是中庸，因此是美德，但过度的中庸就是鲁莽，因此是恶行。同样不及的中庸就是怯懦，因此也是恶行。”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中庸是最高的德性，要达到这种境界行为要做到适度。

2.都包含了哲学思想

孔子认为中庸要做到适度，不偏不倚，过和不及都不是适度，也变化和曲解了事物的性质。这就体现了哲学上的度、质和量的关系，包含了质量互变的规律。孔子的中庸思想也体现了发展的观点，在实际中把握“适度”。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4］P344要时时不失于中道，那就时而狂时而狷。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5］P245（子罕篇第九）也体现了哲学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可以共同向学但未必可以共同向道，可共同向道，到未必可以共同强力不变，可共同强力不变，但未必可以和他权衡轻重。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也是方法论的体现。由此可见，孔子的中庸思想包含了深刻的哲学思想。

同样，亚里士多德的中庸的思想也体现了哲学的辩证法和方法论。他提出的中庸思想，也是坚持了适度的观点，体现了度的哲学思想。在中道原则上，他也提出了绝对中道和相对中道。他认为，绝对中道是客观事物的中道，它在距离两端时是相等的，例如，10较大，2较小，那么6就是事物的中道，或称数学的中点，因为6与10的距离与6与2的距离都等于4。相对的中道是对人而言的中道，是指不太多，也不太少，虽然它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但不是数学的中点，而是适度的居间者，它是因人因场合而异的。比如有一个人吃10个包子太多，吃2个太少，那么这个人吃6个就刚好吗，不一定，如果是普通的男子，可能吃5个刚好，如果是饭量大的，要吃8个。于此可见，中庸并非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也包含着哲学思想。

3.都反对折衷主义

有人认为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有调和主义的色彩在里面，所以他们属于折衷主义，其实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折衷主义的实质是在各种不同的观点，尤其是绝对对立的观点中求取中道。折衷主义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它只是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机械的拼凑而已。中庸主义不是折衷主义，“是事物内部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的矛盾双方，在某一点或某一个方面因对立统一而达成的平衡及真实的和谐一致，反应的是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6］P19

孔子是反对折衷主义的，他认为折衷主义是“好好先生”，这就是所谓的“乡愿”，“乡愿，德之贼也。”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指君子保持着自己的观点而并非一味的听从他人的观点，但同时也接纳他人的观点，保持和谐，不搞对抗，而小人却恰恰与此相反。

亚里士多德也是反对折中主义的。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要求做任何事要适度，但并非是指对与错、是与非的中间位置，即不是对与错、是与非的折衷与调和，它有严格的界限，与不分对错、是非的折衷主义是不同的。他特别强调了中庸只能在德性的意义上使用，而反对在恶性中去寻找中庸。

4.都有局限性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都是在当时社会矛盾激化，各种文化系统和结构面临着解体的情况下，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国家的稳定和谐的局面，在对古文化的反思和寻根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庸的思想，因此，他们的思想都带有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同时，他们由于自身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局限性。例如，孔子提出的中庸思想是以“礼”为核心的，他是用“礼”来使统治者统治人民从而服从阶级统治，亚里士多德也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古希腊的城邦制度而发展了中庸的思想。

三、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不同点

1.中庸思想的标准不同

孔子把“礼”作为合乎中庸思想的标准。“从社会体制上说，礼是五伦实体；从人际关系上说，礼是五伦秩序；从个人道德上说，礼是仁之情怀。”［7］P30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统治者如果能知好礼，在下的民众就易于使命了。这样，民众才能更好的遵循适度，也才会达到中庸。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即有子认为礼的运用贵在能和。先王就是用礼解决大小的事情的，但如果只知道要和，而不以礼作为节限，也就行不通了。表明了要“以礼促和”但要注意礼的适度运用，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礼治国，才能使上上下下以礼相待，做事情适度，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其乐融融的封建大家庭。

亚里士多德把“法”作为合乎中庸思想的标准，而法所要求的就是“公正”，他事事要合乎法律的规定，要求事事要公正，也只有公正，才能使人们的品质和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他说：“公正自身是一种完美的德性，……在各种德性中，人们认为公正是最主要的……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在各种德性之中，惟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善。”［8］P103只有做到公正，才能使得事事合乎法律的规范，也才能做到中庸。

2.中庸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孔子的中庸思想侧重于人性，将中庸作为处理人和人之间的法则，讲究人与人之间要掌握“度”。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研究“人”，孔子的中庸思想也主要讲的是人性。君与臣之间，朋友之间都要讲究交往的“度”，对待上级太过亲密则是谄媚，对待下属太过严厉则是刻薄，朋友之间也要掌握度，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同样，中国古代讲“天人合一”，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遵循度的原則，我们与自然界的联系太过紧密了，就会肆意开发自然资源，破坏原有的生态；我们与自然界的联系太过疏远了，就不能了解自然的奥秘，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经济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相处都是要掌握好度，做好中庸。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却更多的是注重求知。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历来是注重求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德性即知识”，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的形成需要经验和时间，德性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它不是先天形成的，需要不断的学习知识才能培养德性，也才能达到中庸。

3.在社会实践上的不同

孔子崇尚礼制，提倡德治，注重对人性的探究，使的中国古代走上了一条寻求宗法制下的和谐的封建社会的道路，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选择要符合社会的礼制规范，个人的利益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要安分守己，遵循五伦规范，一切要合乎中庸之道。他的中庸思想反映到国家政体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制国家。

亚里士多德崇尚法治，注重对知识的探究，是古希腊国家走上了一条寻求社会公正、建立法制和民主的国家的道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反映到政体上即“主张中产阶级执政”，他认为“由中产阶层构成的城邦必定能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这类公民在各个城邦中最安分守己的，因为他们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别人的财富，也不会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的觊觎……显然，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9］P137他的中庸思想反映到国家政体上形成了中产阶级执政的城邦制度。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们分别对东西方的文化以及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影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他们的思想的异同对于解决当前社会矛盾以及文化问题都有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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