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友花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一、引言

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马歇尔(Marshall，1890)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但从那以后，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界还是经济地理学界并没有把这一领域的研究引领到主流经济学。国际社会比较公认的观点认为，真正将产业集群理论推向高峰的是波特(Porter，1990)的《国家竞争优势》。此后，在古典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地理学等理论的基础上，经济学和管理学学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层出不穷。然而关于产业集群效应的研究，时至今日，仍然还没有一个定论。

由于波特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一开始就集中在决定竞争力因素方面，并把研究目标定位于如何推动企业、城市、区域和国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集群效应的实质就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区域竞争力。根据波特在其《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书中的观点，从竞争的视角看，产业集群的有效性主要表现在它以下列三种主要形式影响竞争:首先，它增加内部企业或产业的生产力;其次，它增加创新能力，并因此导致生产力的提升;最后，它刺激新企业的成型，进而促进创新并扩大整个产业集群。

根据湖南省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可以发现，无论是湖南省重点培育的50个产业集群，还是集群内100个核心企业，几乎都是以湖南省78个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为载体发展的。基于此，笔者拟以湖南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内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定量分析，从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区域创新活动和新企业进入三个方面来分析湖南产业集群的效应，以期对湖南产业集群的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二、湖南省产业集群劳动生产效率的空间差异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的现实问题，地区差异扩大可能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8)[1]通过计算1978－1995年的我国分省基尼系数，描述了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除了1978－1985年地区差异有缓慢下降外，地区差异有持续扩大趋势，同时他们发现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贡献率最大。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2]研究表明:1995年以后第二产业基尼系数贡献率超过了60%。由于第二产业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工业，所以地区差异实际上是各地工业生产的差距。然而，各地工业生产的差距影响因素除了各地工业规模、密集程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生产效率。虽然，对于引起区域全要素生产效率差异的原因，中外学者已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基础建设、开放程度和带有地区倾向的政策等(魏后凯，2002，林毅夫、刘培林，2003;王小鲁、樊纲，2004;Fleisher ＆ Chen，1997;Raiser，1998;Demurger，2002;Kanbur＆ Zhang，2003)。

实际上，纵观中国各省市区工业(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差距，笔者认为，产业集的现象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特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会产生集聚经济(韦伯，1909)[3]。韦伯指出集聚经济是一种“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厂商对内部规模的追求，而产生成本的节约。马歇尔在韦伯的概念基础上第一个触及到集群经济的实质是外部经济，认为行业内厂商的集中，产生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可以降低该行业的成本，从而带来整个行业的优势。而外部经济实际上包括产业部门的地理位置、辅助部门的发展水平、通讯运输手段的条件、熟练劳动力的供给等，即厂商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总和，这种关系会促进产量的增加，提高劳动生产率。由此，笔者认为，湖南省不同产业园区以及不同园区相同产业集群都会存在劳动生产效率的差异性。

以2010年湖南省新型工业化考核前15名产业园区为例，根据其主营业务收入，这些园区的整体劳动生产率如表1所示。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园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劳动生产效率最高的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为159.84万元/人，而最低的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效率只有52.23万元/人，不到前者的1/3。

此外，据统计，2010年我省前15名产业园区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合计为4589.87亿元，占全部产业园区该项收入的比重为63.17%。而在这15个产业园区规模工业中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7大产业，其主营业务收入为3177.52亿元，占前15名产业园区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69.2%。而从全省范围来看，上述七大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我省所有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已经高达80.6%，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湖南省省级及以上园区的主导产业为这七大产业。

表1 2010年湖南省前15名产业园区劳动生产率

那么这七大产业在各园区的发展水平是否一致?显然，由于其地理位置、资源条件、要素禀赋、政策水平以及园区的定位等因素不同，各产业园区对这七大产业发展的贡献也会存在差异。为便于比较，笔者对这15个产业区的相同主导产业的主营业务数据进行比较，相关数据列表如表2所示。

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由于不同园区的产业发展定位以及园区产业发展的多元化特点，相同产业在不同园区的劳动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例，该产业主要分布在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湖南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区、湖南资兴经济开发区、湖南望城经济开发区等五个主要园区，但从劳动生产率看，湖南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区的劳动生产效率几乎是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内该产业劳动效率的五倍。

表2 2010年湖南省前15名园区主导行业劳动生产效率

三、湖南主要产业的区域产业创新活动分析

在事关企业得失成败的技术创新领域，集群的影响尤为深刻，作用显著。目前，随着国内外产业集群实践和研究活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创新活动的空间特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少学者认同，空间发展模式是某些地区企业创新成功的主要影响因素。实际上，对产业集群创新活动的研究，起源于马歇尔的产业集聚的知识外溢假设有关论述。马歇尔曾在其经典著作中详细地描述过产业区内创新的氛围(atmosphere)，用以论证相对于零散企业，产业区内企业创新的普遍性与快速。克鲁格曼(Krugman，1991)[4]把马歇尔外部性定义为三个方面:知识外溢、产业区内人们之间的信任、社会交往。这些因素使区域内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有关创新的信息，因此，产业区的存在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企业的创新活动不是孤立的，它不仅取决于企业本身的学习能力，也对外部的创新资源具有很大的依赖性。

一般来说，靠近创新资源的企业通常拥有更高的创新绩效(Breschi，S ＆ Lissoni，F，2001)[5]，这一方面是因为企业或大学等研发机构的创新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传递给其他企业;另一方面外溢的知识是纯公共物品，对它的利用具有非竞争性、非独占性等特点。除此以外，还有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外溢的知识大多为默会性知识，难以长距离传递，它基本上是一种本地化的公共物品。这些外溢性的知识源自哪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两种基本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外溢主要存在于聚集在一起的同一产业的企业之间，这些企业从知识外溢所获得的好处，包括共享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力市场及特定产业的相关联的非编码化的默会性知识等。这种外溢性称之为地方化经济(Romer，1986，1990)[6]。地方化经济意味着在特定区域内某一产业集聚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知识在企业间扩散，进而促进区域产业的创新活动。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外溢主要存在于相关产业的企业之间，这种区域多样性产业环境更有利于知识溢出的观点称之为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经济意味着区域产业结构多样化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及经济活动的交往，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据这两种观点，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产业集群结构主要表现出两种形态，即专业化产业集群和多样化产业集群。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湖南产业集群规模与企业创新活动正相关，即产业规模越大，其企业创新活动水平越高，且湖南产业集群的城市化效应也会存在显著差异。

关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度量，学术界主要集中于“专利数据”、“专利引用”和“新产品记录”三种。Griliches(1980)[7]曾指出专利对于度量创新产出来说存在不足之处，F.M.Scherer(1983)[8]也指出申请发明专利并不是唯一衡量创新活动的指标。笔者考虑到湖南省产业集群创新活动发展水平从整体上看仍处于较低水平的现实，在分析湖南产业集群创新活动能力时，主要从各产业科技活动参与人数、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水平及专利拥有数量等三个指标，并从动态的视角进行评价。表3为湖南七大主导产业近年来创新活动基本情况。

表3 近年来湖南七大主导产业创新活动基本情况

从上表我们发现，从科技活动参与人数看，除通用设备制造业科技活动参与人员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外，其它各行业科技人员数量都有一定程度的波动。而在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方面，总体来看，各产业的科技经费支出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各产业的专科拥有数也在增加。但相比而言，我省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产业的创新能力较为突出，而这几大产业的规模，相比其它产业在湖南经济总量所占的比重也大，说明产业的发展规模与其创新活动的能力呈正相关，体现了一定的地方化经济效应。

那么这些产业的创新活动是否存在所谓的城市化效应?笔者拟以长沙经济开发区和郴州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业两个产业园区的创新活动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长沙经济开发区是以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相关产业多样化发展的产业区环境，而湖南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区，是专业化产业园区。这两个园区的企业创新活动基本情况如表4所示。

显然，作为多样化发展相关产业的长沙经济开发区，其创新活动在科技活动的员工人数、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及专利拥有数均显著优于以专业化发展为特色湖南郴州有色金属工业园区，由此，我们认为湖南产业区的创新活动存在显著的城市化效应。

表4 主要园区创新活动比较

四、湖南主要产业集群的新企业进入分析

新古典理论将新企业进入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许多学者对新企业进行了积极地评价，认为新企业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源泉(Michael，2002)[9]。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围绕最优经济规模、行业准入门槛、劳动力成本等影响新企业进入的行业及区域特征展开(Geroski，1995;Sutaria，2001)。随着产业集群现象的日益突出，产业集群对新企业进入的积极作用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Port，2000;Todd，2003)。产业集群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表现:一是集中的顾客群降低了设立新企业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容易发现市场机会;二是在产业集聚地，创业者能更容易地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据此产生建立新企业的动机，再加上产业集聚区域的进入障碍低于其他地区，所需要的设备、技术、投入品以及员工都能在区域内解决，因而开办新企业比其他地区容易;三是企业所需要的客户、市场信息，创业者在新企业成立之前就已经具有了(Port，2000)[10]。

除此之外，影响新企业进入的因素实际上还包括财政税收政策、最优经济规模、行业市场状况和劳动力成本等因素。显然，高税率会提高企业的营运成本，从而抑制新企业的创业热情，相反政府支出的增加会通过拓展有利于企业营运的公共服务平台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从而更多的企业选择该区域建厂。同时，区域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市场规模，并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标志性指标。显然，城市化水平制约着当地基础设施的质量、内部经济往来的密切程度以及当地劳动力成本，进而抑制新企业的诞生(Audretsch，1995)[11]。为此，我们可以推断，湖南省产业集群区的规模与新增企业数量正相关;新增企业更偏向进入小型产业集群区;同时，相比大城市，新增企业更倾向进入小城镇产业集群区。

表5 近年来湖南七大主导产业新增企业及员工基本情况

表6 湖南省主要产业园区新增企业基本情况表单位:个

如表5所示，从各产业生产值及其对应的新增企业数看，近年来，湖南省七大主导产业与其产业规模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例如，通用设备制造业2009年新增企业数191家，而产值规模大约为其两倍的专业设备制造业的新增企业数仅109家，同样，所有七大产业中规模中最小的农副食品加工业，该产业新增企业数却高于产业规模均大于其规模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一现象表明新增企业产业规模小型化选择倾向。

此外，为了更好地了解新增企业的地理选择倾向，笔者以我省主要园区2007年企业数为基数，截止到2010年各主要园区新增企业数的基本情况如表6所示。

从表6中主要园区近年累计新增企业数看，新增企业并没有集中在省会大城市的所属产业区，相反与其产业规模相比，小城镇产业区如岳阳、资兴、望城等地其产业区新增企业速度要优于大城市的产业区新增企业速度。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湖南省主要产业园区及主导产业集群效应的描述性研究和分析，可以发现，湖南省区域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与产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区域化效应显著的行业在小城市集聚更有利于提高产业劳动生产率;同时，产业集群的多样化结构对知识溢出的扩散效应与专业化结构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产业区规模大小与新增企业数量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与之相对的是，新增企业更偏向进入小型企业集群区;且相比大城市，新增企业更倾向进入小城镇产业集群区。

基于此，笔者认为，为了进一步提升我省产业集群效应，增强各主导产业的竞争能力，规范工业园区的建设仍然是我省实现产业集聚、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战略举措;同时，应继续加大新型工业化引导资金、技术改造资金等财政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主导产业的龙头企业建设，积极鼓励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加快兼并联合，做大做强，以带动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全面发展，实现产业多元化结构良性升级。此外，根据新增企业更偏向进入小型企业集群区的特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不断加速新企业的产生，这不仅有利于专业化产业集群的效应的提升，也会增强就业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1]林毅夫，蔡 昉，李 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 [J].经济研究，1998，(6):3－10.

[2]范剑勇，朱国林.中国地区差距演变及其结构分解 [J].管理世界，2002，(7):37－44.

[3]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0－158.

[4]克鲁格曼(著)，张兆杰(译).地理与贸易(国际经济学译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2，25－99.

[5]Breschi，S ＆ Lissoni，F.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local innovation systems:a critical survey[J].industry and corporate change，2001，(4):975－1005.

[6]Paul M.Romer.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10):71－102.

[7]Griliches，Z.R＆D and productivity slowdow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0，(70):343－348.

[8]F.M.Scherer.The propensity to pat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83，(3):107－128.

[9]Michael Fritsch＆ Oliver Falck.New Firm Formation by Industry over Space and Time:A Multi－Level Analysis for Germany[A].ERSA conference papers.2002，(2):486.

[10]Porter，M.E.Location，competition，economic development:local clusters in a global economy[J].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2000，(1):15－34.

[11]David B.Audretsch.Innovation and Industry Evolution[M].Cambridge，MA:MIT Press.1995，3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