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西汉的“兼并重组”

2011-10-11张毅

中国报道 2011年5期
关键词:西汉匈奴西域

张毅

西汉的“兼并重组”

张毅

张骞(约公元前195—前114年)两次通西域,直接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物资文化交流,“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 图为《张骞辞武帝》。唐代绘画,323窟,中国敦煌

陈梦家先生在论及殷墟时,曾称四土、四方为“商王朝宏观控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将“宏观控制”四字挪用至汉代对于周边,也可谓最得其神韵。

在中国30年的激荡间,“兼并重组”无疑获取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角色。将这一富有动感的词汇加以移用,比诸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那种大一统帝国早年岁月的历史解读同样精彩动人。

西汉一代,承春秋战国五百年纷起竞雄之蕴势,野性霸气正盛,两百年进取拓边。汉之兼并,颇收韬光养晦、厚积薄发的功效。开国之初,以休养生息为旨归,务求深植国本,扶养根基,对外北和匈奴,南抚南越,虽负重忍辱,时有不堪之意,但历高祖、吕后、文、景几世,终将这一国策坚定执行了60年,为刘彻开疆底定基石。

汉武一朝54年,前七载为黄老之术的余绪,及至窦太后病故,刘彻亲政,西汉国策遂适时转向,内外举措迥异于前代。对内独尊儒术,设立中朝,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收政经大权于中枢,集三代涵养之国力,对外通西域、逐匈奴,并朝鲜,收南越,开西南夷,遍置郡县,成就了大一统王朝的首个盛世。

回顾这一时期,扩张的速度和效能确是令观者目不暇给,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当我们抽取了曾有的直观感性与视觉冲击,西汉兼并进程中的得失和理性,也许是经过岁月涤荡后最为值得今人摩挲的价值。

都护、契约与“以其故俗治”

汉代的拓展,不外乎联合与兼并两种类型,视具体情况而定策,双管齐下。

说到联合,西域、匈奴又有所区别。

自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出陇西,至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80年间,汉与匈奴在此多番博弈,颇为热闹。以西域各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的政治现状,加之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的复杂多元,再反观西汉当时所拥有的行政、经济、人力、军事等资源,若想将西域基本(更别说彻底)整合,以求行政划一,经济并轨,文化心理趋同,实属不可想象之天方夜谭:既无持续的必要投入,更缺乏起码的技术手段。汉人的理性便体现在断然摈弃了“浪漫主义”想象的诱惑,代之以实用主义的导向,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投入和最富“软性”的行政方式,将“都护”这一具有浓郁军事监护色彩的机制行之于天山南北。

查诸史册,自张骞以来,西汉在这里的人力投入从未超过数千人,尽管也曾在楼兰、轮台等地屯田,但实现军粮自给、缩短后勤补给线的军事目的比较明显,与徙民河西移植汉式农业社会的意图有着本质区别。此后,西域虽与中原时即时离,联合体并不稳定,“后遗症”颇多,但就西汉一代而言,以如此轻微的代价,即达成“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的战略目标,并最终实现“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宏图,其投产比之高,确是令人感佩。而经此一番“粗线条”经营,西域内属的历史进程也由此开启,对中国影响至远。

与塞外匈奴争斗百年,为关系西汉一代国运走势之“大关节”。

通西域、拓河西、开西南夷,其初衷均服务于此主题。因匈奴勇悍难制,使汉廷以长远国策、宏阔视野、务实精神加以落实,积七世之功,方以“昭君出塞”暂作一结,以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落幕。然究其过程,多艰险歧路,尤以武帝时期河南、漠南、河西、漠北四役最为动魄惊心,也最具决定价值,汉强匈弱的趋势从此不可逆转,至宣帝、元帝世,匈奴上演“五单于争立”的大分裂,呼韩邪单于在“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的形势下,终于两入长安,称藩守边,汉匈结束敌对状态,进入和平期。

由上述梳理可见,匈奴并非西汉兼并目标,事实上,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条件,汉廷也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胃口,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宣称的“欲与乌孙共灭胡”也只是单纯的军事目标,而并非有将共同体扩大至漠北的奢望。某些论者将呼韩邪称臣视为“塞北与中原的统一”,除去对“统一”内涵的理解有别外,恐怕亦属“求之心切”,对历史带有绝大的误读。须知匈奴称臣,并非纳土归化,而是带有“契约”性质的政治妥协策略。宋金对峙,南宋也曾数次向金“称臣”,却不见有类似于“南北车书一混同”的论调。

就兼并而言,河套河西地区成效最为显著。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河套地区)后,便“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降浑邪王四万余人,开河西,先后置四郡。并“稍徙民以充实之”,此后数次移民实边,发兵戍守,达70万人规模之巨。其结果,因河西“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不仅支撑了汉军骑兵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其地阻隔匈羌,接通西域,其战略价值无法估量。

昭君出塞对汉匈和平友好局面的巩固和加强产生了不小的作用

南越、朝鲜、西南夷的并入,则非汉式农业社会的全面植入,而是在对原有社会机制(特别是行政机制)改造的基础上实现政令基本统一。南越、朝鲜王室源自中原,华夏移民为其统治基础,政治体制也相仿佛,汉武帝平两国后,直接齐之以郡县,虽有操之过急之嫌,但也多有根基,但民族、文化之同一,以达“不可分割”的长效,有赖于长期养成,而汉在两地有得有失,既由施政所致,更为时代造就。西南夷的郡县设置则普遍为“以其故俗治”,即在不触动原有社会架构的基础上,在其上加设一层行政机构,以实现兼并。

由上可见,联合、兼并为共同体聚合的基本原则,其间差别虽多为外在的名目,但实际控制力的强弱却非由此而划分:西域为军事监护地,但汉对其控制的严格,在很多方面却强于某些西南郡县。整个帝国的构成,依控制力的递减,构成一同心圆结构,这与现代企业集团由里及表,分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参股公司等,颇为相似。

“利益最大化”原则

组合规则的择定,控制力的强弱,固然有自然、人文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也和西汉政府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相关。

在强力拓展的惯性作用下,心理需求与实利驱动往往同时萌发,前者多以人性本能的虚荣炫耀作为诱因,满足于唯我独尊、家大业大的光环,多有虚幻的非理性在作祟,追求“精神奢侈品”,而后者则较为务实,将现实利益摆在首位,在综合评估投入产出的效率后,再决定取舍。

目标决定手段,以历史的长镜头来观照,西汉大致不出此项定则。

即以开发河套、河西而言,“募民相徙以实塞下”政策的实现,是以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使移民有“家室田作”,“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作为前提的。在新拓展的土地上完全移植一个稳固的农业社会,其所耗费的人财物力,无疑极为惊人,而且从兴作到收获,周期很长,没有坚定的信心和持续的投入,难以成功。但事关整个国家战略大局,西汉王朝可谓不惜血本,倾举国之力而为。由此可见,在实利的驱动下,在支付能力的极限内,汉政府较为理性的抉择。

海南的先得后弃,则是又一番情形。并南越后,武帝在海南设珠崖、儋耳两郡。此后由于举措失当,岛民时服时叛,至元帝时,终以“宜弃珠崖,救民饥馑”之议,作出了弃地的决策。海南岛民的悍勇,当然远不及匈奴,汉廷所费也不可能达到用于河西移民的量级,但这种武帝时的非理性扩张,最终经过60多年的纠结,还是让位给了实利的计较。

透过“移民实边”这一“一劳永逸”的手段表象,我们看到,西汉的兼并实则是一个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综合运作、全面推进的系统工程。逐匈奴,通西域,拓河西,平南越、朝鲜,开西南夷,基本都以汉朝的军事胜利为前提,即以最为“平和”的西南而言,也仍是“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方才取得实质性进展的。

在国力威慑的背景下,汉朝多管齐下,政治上晓之以理,经济上啖之以利。如开拓西南夷时,对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所以同意在此设置郡县。呼韩邪单于两次入朝,汉朝都赠与大量帛絮,而且在其因灾荒提出要求时还赐给大量粮食。

东汉初年有白狼王唐菆献诗三章,其中有“荒服之外,土地尧角。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触冒险陕”的诗句,集中地反映了汉代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对于周边民族地区的感召力,以及落后地区对于高度发达的汉文明的经济、情感诉求。这虽为东汉年间事,但同样可推想西汉时,“软实力”在对内凝聚、对外拓展中的巨大作用。

理性开拓,有舍有得

纵观西汉的拓展,有几点经验颇可借鉴。首先是自身实力的养成,使得整合他人有了基本前提。

钱穆先生论及两汉时曾言:“中国以民族之优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国国力常卓然高出于四围外族之上。因此中国史上对外之胜负、强弱,几乎完全视国内政治为转移。”即将自身之稳定、强大作为兼并之根本所在。汉兴,以原七国疆土为资本,适逢春秋战国数百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演进之总收获期,通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强干弱枝,最终融华夏本土为一坚强之核心,遂获取整合四围的主动地位。

其次是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将“所有权”与“收益权”适当分离,理性开拓,有舍有得。

西汉在自身占有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权衡轻重缓急,利害得失,以决定投入的方向和力度。保持对周边土地、民众等资源的绝对“所有权”,往往意味着较高的代价,因“名利双收”较之“以利为先”是需要双重成本的。尽管汉朝人对资源“所有权”与“收益权”的区分难以有清晰的意识,但他们不自觉地在实践中履行了这一理路。对新近纳入共同体的单元,基本不用“取而代之”的简单方式,而是基本维持原有基层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保持现状,从劳动成果的分配上找“权益”。如对西南夷“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即基本放弃眼下可能的经济利益,而从政治收益中寻得补偿。对西域则不求正式纳入本土,仅以军事监护这一低成本的方式获取较大的战略利益。这种将自有资源合理分配,颇收“以小博大”,撬动更多资源的功效。

再者便是富有弹性的宽容精神和利益均沾的务实态度。

中国自“三代”而下,逐渐形成“中国”与“四方”的观念,而在这种同心圆图谱的架构中,“四方”的概念可大可小,极富弹性。将此种观念物化为政治实践,对于周边的容纳程度,便有了相当的“韧性”:集权与分权,向心力与离心力,构成一种弹性张力,相反相成,富有生机。西汉的兼并重组,将“利益自我化”的原则泛化,“激励机制”不仅行之于自身,更推诸于新拓展的单元,使得利益的平衡与共享较之利益专属更为突出,也更具有“和谐”“共赢”的色彩。汉代以我为主,或联合或兼并,在大的框架下,形成“一国多制”的共同体,先容纳进来,再慢慢消化,以经济、文化、心理等手段逐步构建稳定的统一基础,最终实现既多元并存又同质归一。

陈梦家先生在论及殷墟时,曾称四土、四方为“商王朝宏观控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将“宏观控制”四字挪用至汉代对于周边,也可谓最得其神韵。

猜你喜欢

西汉匈奴西域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赦令初探
匈奴王的珍宝
西汉
西汉玉器的鉴定
义退匈奴兵
李代桃僵(上)
“生化危机”之匈奴的阴谋
班超出使西域
《西域图志》纂修略论
魏源对西汉四家诗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