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敏

我「投江自杀」掩护地下党

王 敏

1981年春，周汉平、彭幼心夫妇（左二、三）专程来上海看望王敏（左一），左四为王敏夫人杨规臻，摄于复兴公园

今年元旦，央视黄金档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黎明前的暗战》，反映了中共湖南地下党为策动程潜与陈明仁将军起义，与国民党特务展开惊心动魄战斗的一段历史事件。剧情虽有虚构之处，但剧中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中共党员、长沙《实践晚报》总编辑周汉平等确有其人其事。周里同志我缘悭一面；周汉平兄是我挚友知交，我们之间还曾有过一段轰动长沙新闻界的惊险故事。

周汉平引荐我加入《力报》

事情先从抗日战争初期谈起。1938年的长沙大火之后，《力报》从长沙市迁到沅陵县，沅陵在靠近四川的湖南西部深山地区，是战时湖南省政府临时所在地。《力报》原是长沙的一张进步报纸，坚持抗日救亡的立场，团结广大青年朋友，办得有声有色。例如：该报第一个揭发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行为；又因揭发广西“模范省”的内幕，引起白崇禧的忌恨。徐特立、郭沫若、翦伯赞、田汉等都为《力报》写过文章，被人称为“湖南的《新华日报》”。迁到沅陵后，老报人朱德龄担任社长，名记者严怪愚、冯英子分任副社长与总编辑，编辑有周汉平、周艾从、朱果毅、孙雪舟等，这些人中周汉平、周艾从为中共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开始，我逃难到沅陵。那时沅陵共有四家报纸，一家也是从长沙迁来的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 一家是由中央社沅陵分社办的《中报》；另一家是由第六战区政治部办的《前卫日报》；但《力报》抗战立场鲜明，言论公正，文字泼辣，副刊也办得生动活泼，给人耳目一新，我立即被它吸引。当时我对现实不满，用“崔蓝”、“馥賡”笔名撰写杂文向《力报》投稿，于是，结识了编辑周汉平、周艾从，后经汉平、艾从向严怪愚、冯英子引荐，我被《力报》吸收，先做校对，后做外勤记者，负责跑本市新闻。湘西历来是天高皇帝远，历史上土匪猖獗，地方势力根深蒂固的地方；抗战时期国民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许多老百姓迫于生活，常常铤而走险；另外沅陵做省政府临时所在地，各类机关都迁移到这个山城，一时人满为患，秩序非常混乱。

当时沅陵的县长叫白纯义，辽宁新宾人，系东北军出身，张学良将军的旧部，战时来到湖南为官。这期间，他夫人生下一女孩之后因病不幸去世，这女孩就是若干年后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当然，这是后话了。但在当时，这位白纯义先生的思想是比较顽固，他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认为《力报》的色彩太红，经常来找麻烦。一次，白纯义叫人带信给冯英子，说外面意见很多，最好写一篇骂共产党的文章，来表表态度。冯英子说共产党主张抗日、团结，有什么不好？现在骂共产党，不是破坏了国共合作吗？《力报》不能写这样的文章。不久，《力报》发了一篇社论，论述老百姓逼上梁山的原因，说主要是高太尉那样的贪官太多。他看了大为不满，企图找机会报复。我那时年少气盛，偏要摸老虎屁股，就撰写了一篇散文《小屋》在《力报》发表，描写一个在县政府里的黑幕故事，含沙射影，去讽刺这位白县长。

白纯义看了报纸之后，大为震怒，立即找冯英子去谈话。他责令《力报》立即交出《小屋》的作者，由他来处置；或者驱逐出境，要作者立即离开沅陵。冯英子回到报社就对我说，你在沅陵呆不下去了。他要我去桂林或者重庆。从沅陵到重庆路途近但不好走，我就选择去桂林。冯英子当即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桂林《力报》总编辑欧阳敏纳。当夜，我就匆匆离开了沅陵。到桂林后我做桂林《力报》编辑。不久，程浩飞（生活书店党的一位负责人）要我去向邵荃麟报到，加入党领导的桂林“文抗队”（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我就跟随田汉（文抗队总领队）奔赴前线，去做抗日宣传工作。

危难中以“投江自杀”掩护周汉平

抗战胜利后，《力报》在长沙出版。朱德龄任社长，冯英子任副社长，邀我参加，我就做要闻版编辑。1946年春，冯英子等离湘回沪。5月，我收到程浩飞的来信，信中说大孚出版公司从重庆迁到上海，生活书店原先派去大孚的同志另有安排，要求我立即回沪去大孚工作。

这时，刚好周汉平来长沙。我经朱德龄同意，准备将编辑工作交给他，等他接上了手，我就回上海。但我想周汉平刚从韶山来长沙（后来他告诉我，他是湘潭、湘乡、宁乡边区党工委负责人，是来长沙开展工作），离开报社有一段时间了，一时间怕他编不好，而且编的又是报纸要闻版。开头接连几个夜晚，我都陪着他编报。他编发一条标题，由我看过之后，再送排字房去拣字。几天过去，我觉得周汉平已能单独编了，打算回上海，就对他说：“今天（1946年7月4日）晚上我不到编辑部来了，你自己编吧。”7月5日早晨我醒来，习惯性的在枕边拿起报纸，一看不由吓了一跳，醒目标题排在最前面，并且用特大号字标成横标题，指出：“大别山区共军突围”，另一条用两栏围花边，题目也非常醒目：“国防部新闻局加强内战宣传，各地设军中通讯社”。当时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围攻解放区，而蒋介石在新闻宣传战线却诬陷我党是“作乱”，国民党要“戡乱”。这两则新闻来源是国民党中央社发的一条新闻“大别山区共军突围”和国民党特工系统的军闻社寄来一条消息“国防部要在各地设军中通讯社”。周汉平出于对国民党的愤怒，做了编辑处理，又特别加了“加强内战宣传”，明眼人一看便知，确是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去围攻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但当时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国民党可以肆意妄为，却不准人家道破。

我马上去找朱德龄，一进社长室看到朱德龄、王兼三（《力报》总经理）等人都在，正为这个问题紧急开会，商讨应付国民党的办法。朱德龄提出，立即在《内部通讯》做一则通报，说明因标题错误，已对责任编辑记了大过处分。朱又对我说：“崔蓝，这个责任由你承担！”我想周汉平刚来长沙，把他端出去的后果不堪设想，只能我来承担责任；另外，我小有名气，长沙新闻界都知道我是《力报》要闻版编辑，一旦事态扩大，也能有个回旋余地。所以，我没有丝毫犹豫，就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了。《内部通讯》刚刚写好，一群特务就涌进报社，他们勒令立即停止印刷报纸，动手拆毁了字版，将印好的报纸全部收去，就向朱德龄问话。朱讲了标题错误的原因，并且拿出《内部通讯》，说明对责任编辑已经作了处分。但特务并不罢休，坚持要将我带走。这时，朱德龄就利用自已是国民党湖南省参议员的身份说，人不能带走，可由他出面担保，以后你们要人，可以随叫随到。他又当场写了担保书，这样特务才同意不将我带走。临走时，他们宣布报纸停止出版，何时恢复要等待通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报人严怪愚（中）来沪与王敏（左）及其子王大象合影

7月9日，长沙市政府送来一张传票，通知我在10日上午9时去市府应讯。那天，由洪君实（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朱德龄请他陪我去应讯）、王兼三、凌度年（外勤记者）等人陪同我去应讯。审讯我的是市府社会科科长，有一位书记员做记录，我仅仅承认由于编辑工作的疏忽，将标题搞错了。审讯结束，这位科长通知我：（1）3个月不能离开长沙, 要随传随到；（2）定期到社会科汇报自已的所作所为，最后仍要求朱德龄对我具保候审。

此时内战爆发，湖南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省主席吴奇伟调离湖南，王东原从湖北来湖南接任省政府主席。坊间曾有传闻：王东原此人心狠手辣。说他早在1927年任何键第35军教导团团长时，就参与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是一个杀人恶魔。这时，朱德龄四处奔走活动，他先联络了长沙新闻界一些记者去省府说项,居然还利用了省参议会高层关系拜见过王东原。我应讯结束回到报社，朱德龄兴致勃勃的外出回来，他告诉我已同王东原省长碰过头，情况已经疏通，王东原也说了：“《力报》标题这件事，你们的编辑是年纪轻，喜出风头，没有多大问题。”听了朱德龄的这番话，我说：“问题不会那么轻松吧。”我从事情发生特务反应激烈，到市府发传票传讯编辑来判断，特务还会有其他动作。我想王东原的话，会不会表面上稳住朱德龄，暗中玩更险恶的一手，为此，我更加忐忑不安。这时，我想起另一中共地下党员朋友、桂林“文抗队”队友官健平（长沙解放后，曾任《新湖南报》总编辑、省委统战部部长），想去听听他的意见。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我在报社传达室，看到当地国民党驻军来的一封公函，犹豫了半天，我决定私自将它拆开，公函说，力报标题一案，原由长沙市府受理，现已移交我处处理，要求报社将崔蓝移交给当地驻军，云云。我立即回寝室，匆匆写了一封“绝命书”放在枕头底下，之所以忙乱之中还写绝命书，我想可让朱德龄有个交代。我什么东西都未带，就从报社后门出来，跳上一辆车子，嘱咐去八角亭，在闹市兜了一个圈子，借此甩掉“尾巴”。我确认没有人跟踪后，就奔向去汉口的轮船码头。买好船票，我再一次确认没有被跟踪，就匆匆钻进船舱。一直等到轮船呜笛驶离长沙，我才敢走出船舱，站在船舷望着渐渐远去的长沙，看着静静流淌的湘水，黯然神伤。在抗日战争的年代中，我曾经到过湖南不少的地方，从沅陵、辰溪到晃县、溆浦，到洪江、耒阳，最后到长沙，这些地方留下过我的足迹，流过我的汗水，现在竟然这样离去？但我还是应该感到庆幸：逃出虎口了。

事后知道，我刚离开，王东原就派了当地国民党驻军来报社抓人，四处找不到我，就追逼具保人朱德龄要人，后幸好在寝室搜出“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只能投湘江而去”的“绝命书”，这些官兵才悻悻而去。第二天，周艾从、周汉平等报社同仁雇了几个民工，还跑去湘江下游打捞尸体。

我假死之后，《力报》事件并未结束。大小报纸都报道了《力报》编辑崔蓝“留下遗书,投江自杀”的消息，从而激起了长沙新闻界的愤怒，抗议国民党政府小题大做，迫害新闻从业人员。《长沙日报》还发表了长篇评论说：假使《力报》是多言获咎的话，“那么，今后的报纸大可不办，何必灾梨祸枣，天天受钱逼，夜夜闹稿荒呢？还谈什么言论开放？还讲什么新闻自由？更何必再讲什么民主政治？”

但我这一“死”，掩护了周汉平，他解脱了。因为周汉平是受省工委书记周里直接领导，周汉平安全了，他联系的一条线都安全了。我离开后，他仍滞留《力报》。不久，周里就来找他，要他立即离开《力报》，交给他新的斗争任务。

“文革”后周汉平来沪看望我

我乘轮船沿长江而下，14日到上海。当夜就找到程浩飞，程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任宗德先生已经催问你两次了，你来的真慢啊！”第二天，我就向任先生报到，当天就到爱棠新村13号上班。

最后，我想再来谈谈周汉平。汉平兄是湖南韶山人氏，受韶山地区毛泽东同志革命思想的影响，早年就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宣传与统战工作。

1942年，我进《力报》做校对，他已经是老编辑了，在编报中他手把手教我，对我帮助甚多。我是一位来自上海的外乡人，身处异乡孤身一人，他在生活上处处关心我、照顾我，使我感受到人间的温暖。慢慢地熟悉了，我们无话不谈，他的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我是知道的。他曾想介绍我入党，还告诉我党组织开会讨论过我的入党问题，等等，可惜由于我逃离湖南，辜负了汉平兄的一片好意。

隔了段时间，我估计风声稍有平息，曾用化名写信给艾从兄，说我已安全抵达上海，艾从兄应该会及时转告汉平兄，以释他的悬念。之后，《力报》还是未能逃脱国民党迫害的厄运，1948年10月因经费困难而结束。不久，汉平兄同严怪愚、周艾从等一起创办了长沙《实践晚报》，汉平兄出任总编辑，在周里同志直接领导下，为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而奔走呼号，这些，《黎明前的暗战》中都有极精彩的描写了。

长沙和平解放后，汉平兄先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历任《湖南文艺》编委、省群众艺术馆馆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省政协常委等职。“文革”前，我却因受错误处理以致含冤22年，这段时间我同汉平兄失去了联系。

1980年，我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恢复了工作。汉平兄夫妇获悉后，专程赶来上海同我见面，他一走进我供职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见到我就热泪盈眶，热烈地拥抱，并激动地告诉我办公室的同事，说我曾经掩护过他，也掩护了湖南地下党，我们是生死之交。

1999年，他特地作“浣溪沙”一首并书写条幅赠我，题跋说：“1946年7月5日，我于《力报》揭露了蒋帮扩大内战阴谋，敌特封报追查，迫使馥賡兄摆脱盯梢，潜归上海，并改名王敏。忽忽又五十年矣。”之前，他还曾向湖南党史部门写了“崔蓝（王敏）在长沙的功绩”的证明材料，说：“崔走后，我还因崔假自杀的问题滞留长沙，不久周里就来找到我，要我赶快离开，因此，崔一走了之，也保护了官、周。由此可见，崔在长沙与党的关系不是一般关系，而是有功于党。”

2001年，我出差路过长沙，专程去他家，获悉汉平兄已谢世，甚为悲痛。那天，汉平兄夫人彭幼心（曾任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党总支书记）碰巧去了韶山，也未曾见到，深以为憾。

一转眼10年时间又过去了。不知道彭幼心女士是否健好。汉平兄的孩子们都好吗？汉平兄的孩子应该也都60多岁了。在此，我深深地祝福他们！他们的亲人周汉平，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王大象整理）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