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乐观的翻译家草婴

2011-09-28赵兰英

世纪 2011年2期

赵兰英

自强乐观的翻译家草婴

赵兰英

上世纪80年代草婴夫妇于寓所书房

华东医院南楼底层，宽敞的休息室，柔和的灯光，从四壁折射过来，温温的。著名翻译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草婴穿一身蓝条病人服，安静地坐在轮椅上。一年多了，他没有离开过这家医院。1923年出生的他，在今天“80不稀奇，90多来西”的“长寿”社会，也许在“健康又长寿”这一列，还排不上前号。但是，父母没有给他强盛的身子，他自幼体弱多病，数次遭遇“鬼门关”。可现在，要不是这次不慎从沙发上摔下，老伤复发，他还每天散步到东安公园，打一套太极拳，或在书房里工作着哩。一次次让他闯过难关的是什么？究其一生，是品格造就的执著和坚韧，是内心充溢的从容和淡定。

草婴本姓盛，名峻峰。草婴是他1942年发表第一部文学译作《老人》时的笔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婴喜欢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这首诗，这个笔名伴随了他一生。

染病：边治疗，边自学

草婴不幸染上肺结核是1943年，他刚20岁。这个病，在那个年代是“要命”的，生命随时受到死亡威胁。草婴出生在浙江镇海，祖上研制的“盛滋记”酱油，曾参加过1915年的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并与贵州茅台酒、杭州张小泉剪刀一起，获得金奖。祖父没有继承祖业，悬壶济世，并在上海坐堂行医。父亲则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曾任宁波铁路医院院长。但是，年轻时便受肺结核病的侵扰。草婴的一个哥哥，在四五岁时因脑膜炎去世，一个姐姐在风华正茂的年龄，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高中毕业后，草婴受“农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报考南通农学院。然而开学没几天，他就患上肺结核病。这对盛家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

休学后，草婴一方面接受父亲的治疗，一方面以极高的兴致自学俄文。可以说，俄文是他治病的又一张药方。14岁那年，草婴考上上海的雷士德工学院附中。这是英国人办的一所学校，主修自然是英语。可是草婴不满足，还想再学一门外语。那个年代的中国，苏联是进步、光明的象征。草婴看到一些关于苏联的通讯报道和文学作品，非常兴奋，由此产生强烈愿望：学好俄语，把它们翻译过来，让更多的人对这个新兴的国家有更多的了解，让我们的人民也不再受苦、受欺压，过上好日子。2003年，80岁的草婴在他的《我与俄罗斯文学》一文中回忆道：“我学习俄语并从事翻译，主要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的一股热情。我的青少年时期正逢日本军国主义蹂躏我们的国土，接着希特勒入侵苏联，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生灵涂炭，苏联人民也遭到类似的浩劫。这两种侵略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所以，我从事翻译主要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其次，是通过学俄语培养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想为中国读者介绍些优秀的俄苏文学作品。”

在一次社会活动中，草婴认识了姜椿芳。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是一个俄文通，知道草婴在学俄文，便热情地给予辅导。1941年8月，上海地下党和苏联塔斯社主办的《时代》周刊出版。这份周刊，主要登载有关苏德战争的电讯、特写、通讯、述评及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姜椿芳是这份刊物的实际负责人。那时，上海没有几个人懂俄文，姜椿芳就让草婴为《时代》翻译一些稿子。草婴显得不自信，姜椿芳鼓励他：“翻翻就会翻了，你翻好后，我来校阅。”由此，在姜椿芳这位大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的指引下，草婴走上翻译之路。1942年，时代社又出版了《苏联文艺》月刊。草婴阅读到大量的苏俄文学作品，并开始文学作品的翻译。1945年，草婴正式成为苏联塔斯社译员和时代出版社编译。

肺结核病复发了！这是1952年，草婴已随姜椿芳到北京，参加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工作。可惜，他只能又回到上海。草婴没有灰心、气馁，他的治疗方案仍是双管齐下：服药加工作。50年代，是草婴翻译的一个高峰时期。那时，“以俄为师”，人们迫切了解苏联的一切。草婴翻译了《苏联的恋爱与婚姻》、《竞赛—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力量》、《企业中的党工作》、《生产的三大特点》等一系列有关苏联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书籍。为帮助人们学习俄语，他还编撰了《俄文文法手册》，由中华书局1953年出版。

草婴的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此刻喷涌而出。他翻译的长篇小说《幸福》，影响和感动过许多人。作家王蒙在《王蒙自传·半生多事》中写道：“那时我最爱读的苏联小说是《幸福》。”他在1954年翻译的《诺言》，曾经作为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1955年8月至10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译文》月刊，连续三期刊登草婴的译作《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没有想到，这部苏联文学作品，受到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关注。11月，共青团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国青年团员向作品中的女主角娜斯嘉学习。发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青年》，分两期刊完这部小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一时，《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走向全国，娜斯嘉成为青年人的偶像。

《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粮食委员》、《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在群星璀璨的俄罗斯文学中，草婴翻译最多也是最喜欢的是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的作品。他说：“我为什么特别看重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呢？因为我感到，从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我感受到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

遭挫：你批你，我信我

然而，“文革”一开始，对肖洛霍夫的批判，上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下到各省市级报纸铺天盖地，说他是苏修文艺的鼻祖，人民的死敌等等。被批判为吹鼓手的草婴，却丝毫不惊慌：你批你的，我信我的。再怎么说，肖洛霍夫的作品是美的，它唤起人们对爱的追求，为人类进步而斗争。有朋友劝他，把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的原著和一些外文书籍统统销毁，或者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争取主动。他却这样回答：“他们要来销毁，我没办法。但是，我自己绝不会销毁的。”免不了他被批斗、被隔离。

草婴内心非常坚韧，而且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什么事，到了他这里，谁是谁非，谁对谁错，谁高谁低，谁轻谁重，谁先谁后，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1954年，他参与华东作家协会的筹备工作。和他一起成为华东作家协会专职翻译的翻译家满涛，在反胡风运动中，被认为是“胡风分子”，组织上叫草婴写批判稿，他一个字没有写。在“反右”中，另一位翻译家傅雷，被扣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又让他写材料揭发，他仍是一个字没有写。草婴后来说：“我当时就这样想，他们怎么可能是坏人呢？他们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一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要有良心。我不能昧良心，人家是好人，一定硬说他们是坏人。”在草婴的人生信条上，有这样几个字：心、脑、眼、骨。具体说，心，就是良心。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做得出。脑，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分析和判断。眼，就是要观察，明辨是非。骨，就是脊梁，任何时候要挺得直。

2006年5月2日，草婴获得马克西姆·高尔基奖

磨难：志坚韧，挺过去

1969年夏天，草婴又面临一次“鬼门关”，在奉贤农村被强制劳动的他，胃、十二指肠大出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后来，他被急送至医院，胃切去四分之三，才救了回来。1975年，又一场灾难降临。瘦得体重只有90来斤的草婴，被叫去扛水泥包，一包水泥100来斤。扛了一包又一包，这次，他人还没站稳，车上的人就把水泥包压在他的肩上。他只听到腰背部“咯嚓”一声，人就昏倒在地。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去医院，他是“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住院，只得回家。躺在木板床上，一动就痛入骨髓。结果，在木板床上吃喝拉撒一年之久，他的被折断了的胸椎骨，才愈合起来。这种非人的生活，有几人能挺过来的？

支撑草婴的就是内心的那份坚韧、那份淡定。他认为，人这一生注定有许多磨难，重要的是要有韧性，挺过去。躺在木板床上，他每天给自己“打气”：坚持、坚持，一定要度过难关！

人这一生，要有健康的体魄，只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好地工作。爹妈的基因无法改变，但是可以通过锻炼提高体质。从14岁起，他就骑自行车，直到70岁了，外出还是骑自行车。每天，他坚持打太极拳，为锻炼心肺功能，每天坚持跑步，直到80岁，改为散步。人这一生，精神要健康，心情好，身体才会好。他看淡一切物质、名利，觉得一个人幸福不幸福，成就不成就，不是在于有多少钱，有多高地位，在于是否做成一件自己喜欢的对于社会有意义的事。

很多人知道，巴金是中国作家中唯一不拿工资的专职作家。其实，在翻译界，还有草婴、罗稷南、傅雷、满涛、梦海，不拿工资，不定级别，不进国家编制，靠翻译稿费生活。由此，在很长的时间，草婴不享受任何医疗待遇，生病后只能在街道小医院诊治。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吴邦国知道后，请有关同志解决此事。但是，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处理的处长，不知道一位大翻译家属于几级干部，迟迟不予解决。市委书记芮杏文知道了，大为恼火：一个闻名国内外的著名翻译家，看病在街道小医院，简直是一个笑话。宁可撤了这个处长的职，也要办成此事。如此，他的看病问题才解决。直到今天，谁都享有离退休工资，只有他没有。

其实，草婴也有机会成为国家编制人员，并且当官。但是，他放弃了。那是1977年，文学春天来临之际，上海筹办上海译文出版社。那天，市委宣传部领导来到草婴家里，请他出任总编辑。他也有机会，从事外交等方面的工作。原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梁于藩、原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原中国驻纽约总领事汤兴伯等都是他雷士德附中的同班同学。草婴是班长，这个班后来出来了许多著名外交人士。

草婴说：“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并不很长，所谓人生苦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能集中你所有精力，在你的一生中做好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那就算不错了。”就是这份淡定、从容，使他内心安静，不目迷五色，心分四处，更不会怀疑和后悔自己的选择。

放着总编辑的位子不坐，草婴有自己的“私心”：集中时间和精力，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把全部精力、时间都放到这上面去，其它事情一律都推掉。从18岁开始，我首先考虑的就是有限的精力、时间，怎么能够用到对社会、对人民最有益的工作上面。这是我一贯的宗旨。因此，我最重视时间。我对时间的吝啬，也可以说节约，像犹太人节约他的金钱一样。”

整整20年，草婴似乎没有感觉到社会的突飞猛进，埋首于托尔斯泰所描绘的世界里。他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早饭后，就进入书房，开始工作。亲朋好友来访，他也是坐一会儿，就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不待人家反应，就自顾自地走进书房。他的长女不幸患上癌症。她生命的最后6个月，就住在家里，卧室与草婴的书房仅一步之遥。一边是女儿痛苦的呻吟声，一边是父亲笔头的沙沙声。草婴没有停笔！老年丧女，人生最大的不幸！草婴该忍受多大的煎熬？他挺住了。他想，他不能因为女儿，影响工作。否则，就是“双重损失”！在他心里，正在进行中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翻译，是他生命中的另一个孩子！

翻译是一个极为寂寞和艰难的工作。著名理论家王元化先生曾经感慨地说：“我宁愿写10本书，也不翻译一本书。”翻译，不仅要懂得那个国家的文字，对那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法律、习俗等等，都要了解。否则，就会牛头不对马嘴，出尽洋相。

草婴严谨的翻译态度在翻译界有口皆碑。一般翻一本书，他先把原作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懂弄清所有人物关系，所有情节起源，甚至做卡片。比如，《战争与和平》，其中的人物就有559个。草婴给每个人做一张卡片，姓名、身份、性格特点，与其他人的关系等等，一一写在上面。同时，他还要熟读有关俄罗斯历史、哲学、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方面的书籍。直到，把整部原作理解透了，熟于心中了，他才动笔翻译。即便如此，对一个词、一句话的推敲，他还要反复多遍，直到满意为止。在翻译《一个人的遭遇》时，他还请电影艺术家孙道临朗读他的译稿，听到不顺之处，记下来，尔后修改。常常，他将翻译好的稿子放在一边，一段时间后再去看，仔细琢磨，选用最贴切的文字。也许人们不相信，一年365天，草婴没有一天不翻译；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和必要的吃饭、锻炼以外，他都在工作着。可是12卷本的《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他花了20年的时间！真正动笔后，他每天的翻译速度是：1000字！他的每个字，是用心血“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