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

听蒋祖慧谈著名舞蹈家崔承喜

李向东

一定有人不知道蒋祖慧，但是没有人不知道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是中国民族芭蕾舞迄今唯一的经典。

蒋祖慧就是这部经典舞剧的三个编导之一，琼花参军之前的舞蹈，即序幕、第一幕和第二幕，主要出自蒋祖慧之手。1960年夏天，她利用暑假时间为天津歌舞剧院编导排演了大型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苏联留学回国后，她又为中央芭蕾舞团编导了大型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又创作了《祝福》。凭借这些作品，蒋祖慧成为国内第一流的芭蕾舞编导，但她为人质朴谦和，从不炫耀自己的成就，却常常提起那些指导、帮助过她的人。最近，我就听她用充满感情的话语，深情谈到她的舞蹈启蒙老师——崔承喜。

十五岁去平壤拜师学跳舞

1948年10月，14岁的蒋祖慧跟随陈明叔叔，从晋察冀解放区动身，前往东北。当时她的妈妈丁玲已经在哈尔滨，即将经莫斯科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

祖慧记得，他们从西柏坡出发，乘坐一辆大汽车，一路不停地开呀开，一直开到山东的一处大海边上，然后换乘渔船出海，去往大连。那时正在打辽沈战役，去东北大半是走这条路。他们那支队伍里大都是名人或名人之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陈伯达的前妻闻飞，张闻天的儿子，伍修权的女儿，吴玉章的孙女吴大兰、颜太龙俩口子，还有戚元靖和彭湃的儿子彭思路，后两位从苏联学成回国之后，一位当了冶金部长，一位是我国第一代核工业专家。

1948年12月初，祖慧到了沈阳。第二年1月丁玲回国后，也来到沈阳，一家人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的一栋小楼里安顿下来，丁玲打算留在东北深入生活，写新的长篇小说。

他们的邻居张庚、陈锦清夫妇，都是延安鲁艺的，陈锦清能歌善舞，在延安时秧歌扭得特别好，在歌剧《白毛女》里扮演过二婶。她当时在东北鲁艺舞蹈班做副主任，教一些孩子跳舞。祖慧每天无事可干，就去看舞蹈班上课，她也曾有过歌舞演出的经验，在延安时，她就和周扬的女儿周密两人表演过秧歌剧《兄妹开荒》。1947年过春节时他们一家住在河北阜平县红土山村，她又和丁玲的勤务员张来福排演了秧歌剧《夫妻识字》，给村民演出大受欢迎。陈锦清很喜欢祖慧，觉得她模样俊俏，有灵气，就动员她学习舞蹈。但祖慧只是觉得跳舞好看，好玩，无志于此。她在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时已经和同学们商量好了，将来全国解放以后，大家都要学习工科，去搞经济建设，祖慧的理想是学习化学。

这时妈妈也来发表意见了。丁玲很兴奋地向祖慧讲起她在苏联看的芭蕾舞，讲起乌兰诺娃的表演，她在莫斯科看了两个芭蕾舞，一个是《泪泉》，一个是《彼得大帝》，她给祖慧讲乌兰诺娃怎么美丽，跳得怎么好看，舞台上的布景怎么豪华神奇，希望女儿也能成为一个舞蹈家。祖慧说想从事化学工业。丁玲说，解放以后国家不但要发展工业，也要发展文化事业，发展戏剧舞蹈，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祖慧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我妈妈觉得我不适合学习自然科学，更适合搞文艺吧。”祖慧终于接受了妈妈和陈锦清阿姨的意见。

当时陈锦清刚刚从朝鲜学习回来，她在平壤跟著名舞蹈家崔承喜学了6个月，深深为崔承喜的精湛舞技所折服。她向丁玲建议，送祖慧去平壤，拜崔承喜为师。

有一天，陈锦清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叫文士桢，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驻平壤商业代表团的代表。代表团前身是中共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东北全境解放后，改为商业代表团（此名称据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蒋祖慧记忆的名字为“驻朝鲜商务代办处”）。据丁雪松回忆，商业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中朝双方经贸协定的谈判、签署和执行，接待过往人员等。代表团有四个代表，文士桢、丁雪松各为其中之一。他们在一起聊天，丁玲就对文士桢说：“你把我的女儿带到朝鲜去学舞蹈吧！”文士桢很痛快地说：“行啊！”蒋祖慧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办这些事情很容易，因为都是供给制，只要把我的关系转过去，发给我一份口粮、一份衣服物品就行了。当时我们和朝鲜关系很好，来往很方便，打辽沈战役的时候，朝鲜也帮过我们很大的忙。”

1949年的春天，蒋祖慧就跟随文士桢，坐火车经过安东（今辽宁丹东）、新义州去了平壤。3月20日，丁玲收到祖慧寄自平壤的信。

蒋祖慧说：“当时郑律成、丁雪松夫妇都在朝鲜，我叫他们叔叔阿姨，他们都对我很热情，郑律成是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他还给我找了一位老师，让我学习伽倻琴，说不但要学习朝鲜的舞蹈，也要学习朝鲜的音乐。他们都是延安人，我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嘛，一听说是延安来的人，我就有一种亲近感。排练《红色娘子军》时见到江青，因为她也是延安人，我开始就觉得比较亲近、随便，没有想到后来她的脾气那么大！”

崔承喜，中国读者对这个名字很陌生。蒋祖慧说，她是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朝鲜一流舞蹈家。

崔承喜非常有才华，十五岁去日本学习现代舞、芭蕾舞，回国以后又注重学习朝鲜民族舞蹈，甚至到农村去学习，向跳大神的巫人学习，为了学习她把结婚戒指都卖了，掌握了大量舞蹈元素。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去美国和欧洲国家演出了一百多场，大受好评，据说毕加索、罗曼·罗兰对她评价都很高。四十年代初崔承喜来到中国演出，深深迷恋上中国戏曲，跟梅兰芳成为好朋友，并开始把京剧和昆曲的许多表演元素，融入她的舞蹈中。朝鲜解放后，崔承喜开办了一个舞蹈研究所，培养出很多人才。

谈起在平壤学习的情况，蒋祖慧回忆说：崔承喜舞蹈研究所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楼房，在大同江边上，玻璃窗非常大，透过窗户就能看到大同江。我吃饭住宿都在商务办事处，相距不远，每天走去走回。开始中国学生只有我，过了几个月阿丽也去了，她也是干部子女，现在辽宁芭蕾舞团，编导过《梁祝》。在我们之前，国内去学习的除了陈锦清老师，还有一个于颖，后来在中国歌剧舞剧院，给陈爱莲编了舞剧《红楼梦》。那时经常是上半天课，课程有四种舞蹈：朝鲜舞、芭蕾舞、现代舞、南方舞。南方舞是崔老师独创的，她把南亚一些国家（如印度）的舞蹈元素，将比如手的动作、扭胯等学过来，编成舞蹈，她编过一个《菩萨》，里面有各种各样手的动作，非常好，与后来的敦煌舞蹈有些类似。此外还有一门节奏课，就是让我们根据不同的节奏，按照自己的感觉来跳舞，我后来想，那大概是训练我们的想象力、编舞能力，后来我们班里出了好几个编导。崔老师的舞蹈都是自己编的，她不仅跳得好，编导水平也非常高，当时我潜移默化地感到，以后我也要学会编舞。

在平壤，蒋祖慧还参加过一次盛大游行，大概是国庆节，舞蹈研究所专门有一个队伍，每人手里拿块红绸子，边行边舞。

1951年蒋祖慧在中央戏剧学院崔承喜舞蹈研究班

崔承喜在中戏开办舞研班

1950年6月朝鲜战争一爆发，祖慧就回国了。她跟崔承喜学习了一年多，回国以后，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当舞蹈演员，排演舞剧《和平鸽》时，祖慧就编了一段朝鲜的剑舞加在里边，那是她头一次把从朝鲜学来的东西用于实践。

1950年9月，崔承喜的舞蹈研究所被美军飞机炸毁。11月，她来到中国，住在东城区的香饵胡同，在中央戏剧学院欧阳予倩院长支持下，从中戏舞蹈团、北京人艺舞蹈团组织了一些年轻人，整理学习中国戏曲里的舞蹈。蒋祖慧之后又有了再次跟随崔承喜学习的机会。

崔承喜早在四十年代就对中国戏曲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那是一个巨大的舞蹈宝库，应该好好继承，整理发掘。她曾在1951年2月1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舞蹈艺术的将来》的文章，写道：“中国舞蹈很丰富，历史很悠久，无论是民间的、古典的，都非常优美。但中国舞蹈大都和戏曲，如京戏、昆曲等结合在一起，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我这回来中国，一面借助研究中国舞蹈来丰富朝鲜舞蹈，一面帮助中国舞蹈界来完成整理中国舞蹈的工作。”她请来最好的戏曲演员，包括北昆的韩世昌、白云生等一些老艺术家，从花旦、青衣到武旦、武生、小生，请他们表演，学习他们的动作，整理编成教材。她如饥似渴，总是问：“还有什么动作？”

祖慧说：“我们学了许多中国戏曲传统的东西，像《霸王别姬》里的舞剑，《扈家庄》里扈三娘的起霸，还有太极剑等等。”现在想起来，真是获益匪浅，这是崔承喜对于中国舞蹈界的一大贡献。去年我去韩国参加纪念崔承喜的会议时才看到，她还用京剧的音乐编了一段舞蹈，完全是京剧的动作。崔承喜还化装成一个小生，跟著名武旦演员李金鸿拍了一张照片。

后来跟随崔承喜学习的人数增多，规模扩大，开办了正规的舞研班。

1951年3月，中央戏剧学院成立了由崔承喜担任指导教师的舞蹈研究班，一部分学员是全国各地文艺团体选送来的，一部分是考进来的，住在棉花胡同戏剧学院的宿舍里，教室和宿舍挨着。学员分为两个班，一个班是朝鲜族同学，一个班是汉族和蒙古族等民族同学，崔承喜让不同民族的同学互相学习舞蹈。有一个男翻译，是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不常来，崔承喜自己也能说一些汉语，基本意思都能够表达。1952年夏天学员毕业时，舞研班在北京、上海举行了巡回汇报演出，他们跳了朝鲜舞、新疆舞，蒙古舞、乌克兰舞等，表演了课堂教材范本中的舞蹈，崔承喜自己也表演了舞蹈，有《乘风破浪》、表现抗美援朝的《母亲》，她女儿安圣姬跳了《游击队小姑娘》。

这个舞研班为中国的舞蹈界培养了很多人才，像北京舞蹈学院院长李正一，中芭的导演、《鱼美人》编导之一王世琦，上海的舒巧，等等。也有学员后来改了行，比如北昆著名演员李淑君，当年也是舞研班的学员，还有丛珊的父亲丛兆桓、母亲秦肖玉，也都去了北昆，成为相当不错的昆曲演员。

丁玲想把崔承喜拍入电影

我问：你妈妈是什么时候看到崔承喜的舞蹈？

祖慧说：“我妈妈非常喜欢崔承喜，特别喜欢她演的《乘风破浪》，她扮演一个老头，戴了假面具。妈妈第一次看她的表演，大概是1949年底，北京开一个妇女大会，邀请崔承喜来演出。崔承喜率领的舞蹈团，带来了舞剧《春香传》和一台舞蹈小节目，我也扮演了两个小角色。之后，舞蹈团还到东北等地做了巡回演出。”

我查《丁玲年谱》，1949年12月10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丁玲是大会主席团成员。那次会议很隆重，国际民主妇联总书记瓦伦特·古久里夫人及二十多个国家都派了代表，祖慧说的，应该就是那次会议。

蒋祖慧收藏有两张崔承喜的舞蹈剧照，上面有崔承喜的亲笔签名，一张是送给丁玲的，一张是送给祖慧的，时间都是1949年12月。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约请一些文艺界人士，每人写一段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电影片段，想组合拍摄一部影片。其中也找到丁玲。1950年12月27日，丁玲写完了电影短片文学剧本《战斗的人们》，里面就有崔承喜的舞蹈表演。祖慧说：妈妈说过想请崔承喜、安圣姬都参加影片的拍摄。

《战斗的人们》描写了“平壤南下文艺工作团第三队”一群年轻文艺工作者，为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演出并参加战斗的情节。队长贞娘，“修眉大眼，是一个妩媚的有英雄气概的姑娘”，“全世界都知道她，到过苏联，到过中国”。显然，她以崔承喜为原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小玉，在向三八线以北撤退，涉水过河时，中弹牺牲。她的扮演者，应该就是安圣姬。剧本中有长鼓舞、剑舞和《金日成之舞》的表演。

1951年1月15日，丁玲致陈明的信，谈到这部电影短片的文学剧本时说：“前天波儿（按即陈波儿，时任电影局艺术处处长）来找了我，决定由她导演，冼群副导演，波儿的意思想把全剧都改为舞剧，就是舞加多，这样可以减少战地的外景。但这需要崔承喜的创造。我没有意见，由她们搞去吧。明天去找崔谈。看看如何？剧本已交《人民文学》了，因波儿说其它稿子都不太好。”

后来，这个电影没有拍成。蒋祖慧猜想，一个是妈妈不大懂电影剧本，另外崔承喜也很忙。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波儿说其它稿子都不太好”。

崔承喜的两封信

崔承喜1952年秋天回国后，给丁玲写过两封信，从中可以看出，她对于作为中国文艺界领导人和蒋祖慧母亲双重身份的丁玲，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第一封信写于1953年1月9日，崔承喜首先说：“一九五一、一九五二的两年中，我们在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首都北京，承蒙全国文学联合会全体同志们和您的帮助和关怀，给予了我们不少宝贵的指示，我和我的同志们都非常感激。” 接着她介绍了回国以后的情况：“回国以后，我们即在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的一个乡村里开办了一个‘国立崔承喜舞蹈研究所’，进行整理作品和到部队的前线和后方作慰问演出，在志愿军部队演出中很受同志们的欢迎，看了演出的同志都很感动，加强了对敌人的仇恨、击败敌人的必胜信心，鼓舞了士气……”

第二封信写于1953年10月5日，崔承喜首先祝贺中国的国庆节，她说，为示祝贺，“我们研究所全体同志来到永丰给志愿军102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接着她对中国舞蹈界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中国艺术界尤其是舞蹈界四年来飞跃的速度发展了民族舞蹈，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在世界青年联欢大会上获得了光荣的奖励，我们祝贺你们这伟大的成就。”她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在这十个月中间以我很小的力量创作了舞剧‘祖国的旗子’、‘我最爱的乡土’、‘胜利之歌’等舞蹈组曲及许多新的节目，当今天我们祖国建设的时候，我将以我最大的力量来鼓舞我们勤劳的人民，在英明的金日成元帅领导下建立幸福强大的祖国。”

但是，深深热爱艺术和祖国的天才舞蹈家，却遭到厄运。蒋祖慧说，崔承喜的爱人安漠是个作家，后来受到迫害，一家人也被株连，崔承喜1958年去苏联演出回来后，全家就没有消息了，大概下放到偏远的农村或矿山去了。后来金日成在一本书里，提到了崔承喜三四十年代对朝鲜的舞蹈艺术有贡献，算是恢复了一些名誉。她的墓现在迁移到平壤的爱国烈士陵园，从墓碑上才知道，她生于1911年，死于1969年8月，还不到58足岁。

祖慧还说：崔承喜的女儿安圣姬比我大四五岁，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蹈家，非常有天才，崔承喜专门为她编了一个剑舞，在布达佩斯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金奖。后来安圣姬在苏联学习舞蹈，我在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学习期间，还看到她在莫斯科举办的专场舞蹈晚会，苏联也非常重视她的舞蹈才华。我问安圣姬还在世吗？祖慧说：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崔承喜1949年12月送给蒋祖慧的剧照，上有崔的签名

谈起崔承喜，蒋祖慧充满崇仰之情，一再说：“她非常了不起！她自己编舞，自己化妆，自己设计舞美，自己设计服装，对服装色彩非常在行，非常讲究，真是个舞蹈天才！”

我问，除了舞蹈技巧，崔承喜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祖慧想了一下说：一个是她非常重视舞蹈动作的美感，要求非常细腻非常严格，我后来教学生时把它称为动作的“黄金点”，就是指动作的协调性和韵律感，指动作与音乐韵律的完美结合，这实际上是演员一种内在的艺术修养。另一个，她要我一定好好学习中国的民族舞蹈、民间舞蹈，不要光重视技巧，更要重视艺术整体。这些话当时我还不是很理解，但是以后慢慢的，我越来越懂得它的含义。崔承喜学习了那么多外国的东西，吸取了大量其他国家的舞蹈元素，最后都融到本国的舞蹈艺术里面，不管学什么，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发展朝鲜舞蹈。这一点潜移默化，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老师也说，将来你要有出息的话，就搞中国现实题材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些教育和影响，我才把芭蕾跟民族的因素结合起来，搞出了《红色娘子军》，搞出了《祝福》。我一辈子都深深感谢崔承喜，她是我进入专业舞蹈界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我终生的老师！

蒋祖慧说，去年韩国也开了崔承喜的纪念会，请我们去参加。舞研班的同学聚在一起时都有一个愿望，应该好好宣传一下崔承喜！

2010年夏写于北京

（作者为原《中国轻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 张 鑫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