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刊记者 由然

“世界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小国”。中国较少的石油资源蕴藏量，决定了我国必须从国外进口一定数量的石油，弥补国内石油供应量的不足，进而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所需。既然如此，我们就要仔细算算石油资源的家底，晒晒国际一些国家的石油资源状况，做到知己知彼，把握主动，运作自如。

与美国比“依存度”有无必要？

尽管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但其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呈现逐年降低势头。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今年5月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石油（包括原油和炼化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为49.3%，是自1997年以来首次降到50%这一国际“警戒线”以下。虽然这个数据是否真实可信，尚有待查证，但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下降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中国能源专家给出的数据与阐述的观点也证实了这一点。

据国家能源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能源专家周大地介绍，2007年美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为67%，2008年降为65.79%，2009年降至61.5%，2010年微升至62.7%，今年前5个月又降至53.5%。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演讲时甚至宣称，未来10年美国将把石油进口量再削减1/3。

从1991年开始，美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占总进口的比重开始逐渐下降。到2010年，美国从北美进口的原油占总进口的34%，而中东只占18.5%，这种趋势与美国逐步撤出中东的计划是相辅相成的。与此相反，中国对中东石油的需求日益提高，长期以来美国通过驻军维持中东秩序，这也确保了石油市场的稳定。如果美军逐步撤出中东，这一地区是否稳定对中国石油安全而言至关重要。

美国控制中东石油主要是通过以美元计价的石油期货与石油贸易实现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石油美元”。这种石油金融体系也导致中国在石油贸易中支付“亚洲溢价”，并且在石油期货交易当中被迫接受欧美市场与投资者的定价。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石油最大需求市场，却没有定价权，这种困境同样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制约。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被赋予一定的石油意义，比如两次海湾战来石这关 计人 场最样争以及目前的利比亚战乱。究其原因，都不排除与稳定获取石油、降低对外依存度有关。因此，中国快速增长的石油需求会不会迫使中国的外交政策重点转向维护能源安全，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同样关心的问题。

由于美国石油消费早已进入稳定状态，按照这种速度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且依赖原油进口的比例将逐步上升。尽管有不少国家100%依赖石油进口，比如日本，但与中国的情况均有所不同。对于我国而言，维护能源安全是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在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油荒”、“气荒”、“电荒”之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的事实再次叩击着人们的神经，叩问着中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由然/摄

这些都表明，除了有限的自给能力，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是推动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攀升的另一个因素。有专家表示，由于石油资源的稀缺性，原油生产成本的大幅提升不会抑制原油需求，相反原油需求对其价格敏感性实际上在降低。比较数据可发现，交通运输业的需求在世界原油总消费中的比重

这些都表明 除了有限的自给能力 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上升，而其刚性需求较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汽车销售行业，尽管国内汽油价格一涨再涨，我国汽车的销量却是节节高升，2010年更是突破1800万辆。2011年的车市，据业内人士分析，仍会继续火爆，销量增速将在10%以上，预计达2000余万辆。

发达国家“依存度”差异悬殊

实际上，能源依赖进口的绝非只有中国一国，但像中国这样的依赖却不多。从世界范围看，石油资源匮乏的德国对外依存度较高，但净进口量不大，风险并不高；而与中国一样“依存度”高、净进口量大的美国，则由于石油资源来源广泛、稳定，拥有大量国内储备油田，对国际油价影响力大，风险也不高。另外，美国和日本都属于高度工业化社会，能源消费虽居高不下，但是产业转型已经完成，能源利用效率很高，能源价格在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小。专家打比方说，中国企业和日、美企业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关系，石油等能源就是现代工业的粮食，“粮价”上涨，穷人受不了，富人则影响不大，不会为“粮价”上涨发愁。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表示，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因为各自资源禀赋和所处国际环境不同，走出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从世界范围看，以美、英为代表的国家工业化初期确实有一段时间单位GDP能耗很高，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很快就降下来了。德国工业化的过程，能耗比美英要低。而日本的发展则可以作为一个反例，由于日本资源短缺，不得不选择节能的道路，在高速工业化的同时，单位GDP能耗远低于我国目前的水平。

全球GDP前三甲—美、日、中三国，近年来石油净进口量虽然都呈上升态势，但中国增加幅度最大，1993至2008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增加了16倍，远超美国的83%和日本的8%。

不可否认，对中国经济而言，高度依赖海外能源供应确实存在很大风险。尤其是中国许多产业还非常脆弱，虽然生产能力大，但由于是“世界工厂”，又主要是低端产品，不仅能源消耗量大，而且能源成本在生产成本中的比重也大，风险承受能力非常脆弱。

专家分析认为，一旦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扬，国内石油链条上的企业就会周转不灵，效益下降。国际上许多企业还能通过石油期货市场做套期保值，规避风险，而我国则缺少这一“防波堤”机制，国内企业缺乏经验，对这个工具应用不足。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企业而言，中国企业抵御石油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也是较弱的。

“石油峰值”与“依存度”

1949年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发现的矿物资源“钟形曲线”规律，后被称为“石油峰值”论。哈伯特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开采量都会在某个时段达到最高点；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依据这一理论，国际上16个石油出口国已经或将陆续出现产量峰值。所以，从全球储量看，中国的石油供给也存在着危机。

目前，全球石油消费地与石油生产地严重错位。大量消费石油的地区，往往不是石油资源富集的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现在一年消耗石油近12亿吨，但每年生产石油仅3.8亿吨，有8亿多吨依靠进口，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70%。预计到2020年，亚太地区的石油消费总量将增加至16.9亿吨，但石油产量将下降到3亿吨左右，有近14亿吨要从其他地区进口。

专家研究表明，世界各主要生产国的石油峰值来临时间有所不同，委内瑞拉、伊朗和俄罗斯3个国家的石油峰值已在1970年—2000年间达到；挪威、墨西哥、沙特、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5国的石油峰值出现在2000年—2010年；安哥拉、利比亚、卡塔尔、哈萨克斯坦、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7国的石油峰值将在2010年—2030年间达到；只有加拿大（含油砂）的石油峰值出现在2030年之后。截至目前，16个主要石油出口国中已有一半达到了高峰期。

据预测，这些国家的石油可出口量将出现不可逆转的下降。2010年—2020年间，年均减少2.02%；2020年—2030年，年均减少4.18%，下降速度会越来越快。2020年前石油出口能力下降的国家有9个，2030年前石油出口能力下降的国家则增至15个。

世界石油出口能力的峰值平台期将出现在2006年—2016年，高峰出口能力可达27.52亿吨，之后出口能力将逐渐下降。2020年、2030年的世界石油出口能力将分别为22.39亿吨和14.62亿吨。

“世界石油出口能力的显著下降，必将导致我国可进口石油量难以满足国内所需。”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冯连勇认为，预计中国这一缺口将出现在2017年。据预测，2020年、2030年实际可供进口石油仅为2.93亿吨和2.65亿吨，与中国需求的石油进口量分别相差0.43亿吨和2.23亿吨。

但是，相对于“石油峰值论”，也有不同的声音。BP集团首席执行官唐熙华认为，地下探明石油储量可供开采42年，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可供开采60年。此外，还有1万亿桶远景储量及1万亿桶有待证实储量在向我们招手。因此认为，世界石油剩余产能仍然充裕。

化石能源依然是主导能源

“我们不能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比人均能耗。美国的发展道路既不是规律，也不是榜样。算算账就可以明白。”杜祥琬介绍说，美国占全世界人口不到5%，却消耗世界20%的能源，现在美国的人均能耗是中国的4.5倍，如果中国的人均能耗达到美国的水平，就意味着全世界的能源都要由中国消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全世界都向美国学习，则意味着4个地球的能源才能养活人类。目前中国的人均能耗已达世界平均水平，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将人均能耗控制到显著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我们就要把自己的“家底”算清，以便寻求更恰当、更有效的对策。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人均资源小国，尤其石油更是如此。杜祥琬说，至少未来10年，传统的化石能源依然是世界能源的主导，那么我国化石能源的家底是怎样的呢?

我国的石油家底并不丰厚，虽然三大石油公司千方百计勘探找油，但为了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稳定供应，不竭泽而渔，近年来原油年产量均在两亿吨左右。由于需求的快速增长，1993年成为原油纯进口国后，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连年上升。西气东输、川气东送工程的加快建设，使人们对清洁能源天然气寄予厚望，但目前我国天然气（包括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天然气）大规模开采还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难题。即使是我国相对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采比也不到40%（储采比是已探明储量除以每年的开采量），也就是说，按现在的开采速度我国的煤炭也就不到40年的供给量。而世界平均水平煤炭储采比超过100%。同时，现在一年开采30亿吨原煤中，科学产能只有一半，强劲的需求不得不容忍一定的非科学产能。非科学产能意味着高昂的资源浪费、环境代价和矿难频发。

人均家底薄，整体家底也不厚，支出又是怎样的呢?来自工信部、国家能源局和煤炭工业协会的信息表明，我国多年来能源供给增长紧跟GDP增长，煤、电、油、气供应长期吃紧。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降低单位GDP能耗、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能源消费总量的目标。但“十二五”开局之年，能源增长仍然偏高，“能源荒”仍旧困扰着中国经济。

“2010年我国GDP为世界总量的9.5%，能源消费总量已占世界总能耗的19.5%。”杜祥琬分析说，“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已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另一方面，以占世界近1/5的人口消耗占世界1/5的能耗，我国的能耗比例与人口比例相当。人均能耗已达世界平均水平”。

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基本建设，能源消耗适度偏高是可以理解的，但高到如今的程度是否合理?长期如此高下去是否可能?我们认为，能源消耗长期偏高，是难以为继的，必须千方百计把能耗降下来，真正走上低碳、节能、环保的经济发展之路。然而在现实中，“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的阶段特征论”正在成为粗放发展和为高耗能保驾护航的“有力说词”。

我国分年度原油进口额（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