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月

三十七年之于五千年之浩瀚，不过一瓢。对于近代于懵懂中遭遇外侵外辱的中华民族，这瓢却是百味杂陈的良药补品。两百余年来，因了动荡、谋生、求学，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散居世界各处：因了外攘、内乱、隔阂，有了两岸三地，有了聚集而成于他国的五十多条唐人街。然而，世纪更迭，气象万新，中华后代有着一个共同的历史情结，那就是对历史的缅怀和眷念。

民国有什么?军阀混战，倭寇入侵，民不聊生。除这些之外，更有一批批中国人的壮志报国。实业兴国、牺牲救国；也有于风云变幻时代中生活方式的发展，这些方方面面都如实地印刻在了国民大众的衣饰上了……

从“火”到“脚”的革命(1912—1920)

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武装起义。

翌年2月12日的紫禁城养心殿，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退位。那天外务大臣胡惟德等人接过诏书，没有照例下跪叩拜，而是用鞠躬方式向这个王朝告别。宣读完诏书，隆裕太后号啕大哭，她是真的十分伤心，哀叹这两百多年的大清帝国在她孤儿寡母的手中终结。或许她也听说了，那个被朝廷万般倚重的清廷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前天晚上也剪掉了辫子。

这一年，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剪辫易服也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民国元年，迁至北京不久的民国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颁发了第一个服饰法令，即《服制》(民国元年十月初三)。在这个服制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用西洋服饰作为礼服。尤其是大礼服的选择，基本上照搬了西洋服装，完全是英国绅士式，即欧洲燕尾服样式。乙种常礼服是中式长袍马褂和西装，以此确立了民初那种中西麋集、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服饰风格。

新政权文武官员换上新装，意味着满清帝国顶戴花翎的终结。改元易服，天经地义。民国的服制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纪元。

民国初服制其意义不仅仅是易服改元之举，而且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的方式将西洋服饰直接地、自上而下地引入中国，并以此为社会政治变革的手段之一。可以这么说，民初的《服制》不止是纸政令，更是一份革命檄文。

易服，意味着革命，意味着对新时代所取的态度。当时的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城市的政界、知识界率先剪辫易服，商贾亦为之推波助澜。废除辫发满装以后，中国人该如何着装?当时的革命者虽说排满，但绝非复明。就此，鲁迅曾在《洋服的没落》中俏皮地讲：“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在当时，西式服饰正是历史的选择，因华夏服饰未能自觉步八工业时代，成形于农耕文明的服饰形态让位于先入工业文明的西方服装也是理所当然。何况革命党人正是以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为榜样，以西方民主政体为摹本，因此，民国初服式的西化正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辛亥易帜的重要标志之就是男子剪辫、妇女放足。对从未接受过任何关于“民主”，”革命”等现代思想启蒙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与民国初那些“共和”，“宪政”直接关联的，莫过于家家户户的男人剪辫和女人放足。夺得政权的革命者们也首先革除的是满制的辫发和千年汉俗的缠足，进行了从“头到“脚的革命。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刚一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颁布剪辫通令，致电全国：“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剪辫是革命者与清王朝决裂的第一步，对剪辫令的颁布，国民或欣喜，或惶恐。欣喜也好，惶恐也罢，脑后的那条辫子成了革命的对象。但事实证明封建的辫子绝非二十日内能剪尽。依恋辫子的仍大有人在，有人把辫子盘在头顶混迹于途。尤其前清宫室仍是辫子的集中地，1913年，民国内务部曾和清室内务府联系，希望劝说遗老遗少剪捭辫子，未有结果。为了彻底剪去辫子，民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布剪辫政令。

和剪辫同样的是女子放足。1912年3月，孙中山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令中说：“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1928年，南京民国政府再次发布《禁止妇女缠足条例》，令各地妇女缠足者务必解放之，并分别对十五岁以下，十五岁至三十岁和三十岁以上妇女做出不同的放足要求。

从1912年至1928年，民国政府就这一“头”一“脚“的法令措辞逐步升级，从“劝诫”到“禁令”便可见斑，陋习如此难以割却，不能不令人惊愕。国人心理上的封建辫子和缠足意识远比想象的更为顽固。严复曾言道：“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好古而忽今。”以后的五四运动表明辛亥革命是一场远未完成的革命，新政权的建设者们要割除封建主义的“辫子”，远比赶走一个皇帝要困难得多。

新旧更替，士洋结合

(1921-1930)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如是说。

一个新旧更替、土洋结合的混沌年代，不管是政治局势还是服饰装扮，概莫能外。

1921年5月，孙中山到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阅兵时他穿着一身十分繁缛的大元帅服。据说，他那时正在探寻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制服。国人的穿戴日趋开放，但未免华洋杂处。男子长袍马褂瓜皮帽洒鞋、女子上袄下裙梳髻有之：男子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女子西式套裙开衫烫发亦有之。西服愈来愈普及，社会上层的中青年男性以穿西装为摩登，20年代后期益盛。长衫、马褂或马甲依旧是国人常服，尤其中老年人在家穿长袍，有时外套一件小坎肩，出客添换马褂以示郑重，脚上仍是布袜、布鞋。而新派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虽然对西方服饰有好感，终因自己的民族情结和穿着习惯，继续了“五四”运动时期的穿法，中式长衫上插一管自来水笔，下着西式裤子。学生装也是青年学生的主要服饰。

1924年，冯玉祥将军挥师进京，发动北京事变，并电邀孙中山北上。中山先生从广州至上海，继而经天津赴北京。一路上，他常穿一种新式的服装出席诸多场合：八字形翻立领，四个贴袋，七粒明扣，那就是以后因他而命名的“中山装”。20年代出现的中山装为中国现代服装史上最成功的男装，也是最具政治色彩和进步特色的服装样式，并伴随着中国以后政治的起伏跌宕而呈现在各个历史时期。国民政府在中山装上附会了相当的政治涵义，如“礼、义、廉、耻”，三权分立等，中山装的出现和普及与政治领袖的倡导、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同时，其样式外观轮廓周正、结构合理、线条分明，功能性强，具有严肃、庄重、朴实的美感，既合乎国民的传统审美习惯，也恰当地结合了国际现代服装的审美形式与工艺。于整体造型上体现了民主、平等、革新、进步等

社会理想和大众愿望，不受地区、年龄、社会阶层、地位的限制，因而达成了来自广大民众心悦诚服的赞赏和接受。

20年代，无疑开始了中国女性自觉扮美的新时代。

汉族女子历来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不过到了20年代，上下联属的旗袍却风行开来，民国以后的汉人妇女竞然穿起了旗袍，倒是出乎反清志士的意料之外。早期的旗袍仍具初始特征：宽肥、平直，正如张爱玲所指的”严冷方正”。皆为长及脚踝，平直，合身有余，袖为倒大袖，及小臂中部。衣裾多用丝辫沿边，有的则用刺绣饰边，领子上装饰一道至三道丝绦。有些女性还常常在袍内穿裤。

旗袍开始流行，20年代中后期皆为长及脚踝，平直，合身有余，袖为倒大袖，及小臂中部。旗袍沿边日趋简单，为丝绦边，领子上装饰一道至三道丝绦。后期愈来愈多与高跟鞋、丝袜相搭配。民国女性之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旗袍，目前最多的解释是与女权有关。既然男子穿袍，追求平等进步的女子也选择旗袍，似乎袍服作为符号被赋予了与男子平起平坐的意义。

以后发展变化的旗袍(有人称之为改良旗袍)逐渐融入西方剪裁和现代审美，旗袍更加贴体，展示女性曲线。更重要的是现代审美意识使女性乐于用旗袍表现女性身形之美，促使在旗袍形态的设计上更加注重体现东方女性的人体美，出现了以后的短衣袖、开衩、紧腰身等变化。女性的旗袍成为了民国最重要的时装，扮演了民国时尚大戏中的主角。1929年，民国政府制定的《服制条例》明文，女子礼服分袄裙和旗袍，旗袍被确立为中国女性之“国服”。

民国的女子上衣较以前短小，大多齐腰，最长及臀。有对襟、斜襟之分，一般用盘花布纽扣，也有用西式金属纽扣或金属字母暗扣的。下摆有直线形和半圆形两种。清末民初的“元宝领。”已逐渐淘汰，代之而起的是小立领或无领。袖子般宽且短。细碎的百褶裙也落时了，入时的是下摆宽大、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在开埠的城市里，西式服装当然是这时期时髦女子极为倾慕的装束，主要以大城市的富裕女子或交际明星为主，一些热心于政治事务与妇女解放的女士也喜穿着西式衣裙。主要有连衣裙、西式上衣和短裙、西式呢质大衣、翻领毛皮大衣，搭配宽檐草帽、高跟皮鞋、手提钱袋等配饰品。连衣裾和西式短衣有各种领式，袖子则多为西式装袖。民国开启了中西、土洋合壁的服装历史，国人的服饰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自由、多彩。

旗袍辉煌海派影响

(1931-1940)

从30年代开始，旗袍成为中国都市女性的重要服装。名媛、明星、女学生、工厂女工几乎全都接受了旗袍这一样式，只是面料、质地、做工和穿着方式有差异而已。

上海是现代旗袍的策源地。旗袍的修长适体恰好符合江南女性纤巧玲珑的体态

很快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广泛地流行开来更重要的是，这时的旗袍绝不是旗人(或男人)之袍，明显已融入外来的现代技术和审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大女性将旗袍穿出了一种婀娜神韵，从而成为具有海派文化风格的典型服饰形象造就了中国现代服装史上的一页辉煌

民国，最时兴的女性服装莫过于旗袍。旗袍的形制结构随时尚逐年变化，装饰愈来愈趋简单，长短肥瘦年年更新。最主要的变化集中在下摆的长短、领的高低、纽扣的多寡、侧开衩的高低等方面。

1930年的旗袍长及膝盖，腰身收小，下摆收拢：1931年短旗袍兴盛，整体造型紧窄合体，腰部有较明显的曲线，1932年后，旗袍下摆复长，及脚踝或腓下部，穿高跟鞋方可行走袍身加长对旗袍的现代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修长旗袍使下摆开衩成为必要开衩旗袍也成了现代改良旗袍的重要标志1933年始，旗袍从低衩或无衩变成高衩当红明星顾梅君常穿高衩旗袍出入交际场，衩高过膝甚至及臀因了明星效应遂成流行。

1932年后，旗袍也曾流行花边装饰凡衣缘处必镶之，使旗袍更显妩媚到1935年后，名交际花陈玉梅、陈绮霞提倡低衩，故旗袍开衩趋小，依旧长度及地，完全盖住双脚时人揶揄为扫地旗袍”。长旗袍毕竞不实用，随抗战爆发复回利于行走之长度。作家曹聚仁在《上海春秋》中写道：“一部旗袍史离不开长了短，短了长，长了又短这张伸缩表也和交易所的统计图相去不远”

女装倒大袖已风光不在袖型细窄合体，短至肘上。]937年后，旗袍的袖长更是缩至肩下两寸，几近无袖，形成史无前例之特色。传统的中式长裙日渐式微，年轻时髦女子穿着旗袍其余便是袄裤。袄裤的风格是比较宽松随意，这时的裤子开始采用西式裁剪方式制作肩、朐、袖的裁剪都较为称身合体西式服装是大都市女性追羡的，在上海等大都市里也时兴西式衣裙。当时的月份牌广告画以应时的美女和时装为主要题材，是对民国年代的民众生活、时髦心理最准确、最典型的历史写照、

自南京政府颁布新的服制令以后民国初年制定的西洋燕尾服作为大礼服的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了，同时退出的还有东洋式的军服。中式礼服——马褂，也悄悄地逐步消失，仅限些德高望重的老者还有穿着、通过前二十年的摸索，民国模式的男装形式基本确立：西装、中山装、军装及长衫。“海派”的形成，不能不与开埠、租界、殖民联系在一起。在动荡的民国岁月，上海的社会环境较其他城市相对宽松，对外来的现代文化影响抵触较少，促使各地的文化人到上海寻求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上海，必然最终成为了民国时期流行时尚的发源地。

那真是个上海人来不及消化洋摩登的年代，所以，只要是在中国没出现过的，任何西洋的东西都被冠以时尚，都有其市场。甚至滋生了重衣衫不重人的世风，正如鲁迅在《上海的少女》中所描述：“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成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洋泾浜”培养出来的摩登之花香臭并存，既有破中国封建恶习，树现代文明之风的一面，又有殖民文化派生出来挟洋自重的另一面。

不过，在30年代的许多媒体广告商，经常都是堂堂正正地写上“完全国货”的广告词，如”完全国货，章华呢绒”：“鹅牌卫生衫裤，告称国产上品”：“老牌国货，阴丹士林布”等。当时流行的阴丹士林布大多为国产，因此也被称为“爱国布”，用阴丹士林布制作的旗袍，一直盛行到抗日战争期间。不

破不立民国风尚

(1941-1949)

1945年8月28日，一架草绿色的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微笑着走出机舱，他是来渝参加国共和谈的。一位记者注意到“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耐人寻味的是次日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一

张合影，国共两党的领袖穿了一样的服装：中山装，仅仅只有色泽和细节上的差别。衣服相同，政见相左，重庆谈判最终破裂。

到了40年代，民国的时尚风貌已经基本形成。

40年代的民国男女服饰均为30年代的延续。但风格却愈加西化，海派时髦为全国效仿，西式服装与中山装、旗袍组合成40年代民国的时尚拼图。长袍马褂已不是主礼服，但也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通常是德高望重者或老者穿着。而西服、中山装及当时的军服是重大场合的礼仪服装。于平日般场合，西装、中山装、长衫等是政要、官员、职员、教师、知识分子的主要服装，且形成了某些约定俗成的衣着习惯。

通常政界人士、洋行职员着西服：党政官员着中山装：知识分子中有的只采长衫、长袍等中式传统打扮，另有些人则着西装，还有些人中西两式都穿：冬天则穿西式大衣或棉袍；劳动阶层的衣着一般变化不大，基本装束依旧是中式褂袄和鞔裆裤。

上海、天津等沿海大都市的社会中上层视拎“司帝克”(stick，手杖)、戴礼帽、吃火腿面包，能讲几句英文为时髦。甚至男性流行穿轻佻的大几何纹浅色面料的西裤和外套，夏季则为白色以及大花卉纹或几何图案纹样的短袖衬衣和浅色西裤，西裤腰节较高，裤脚常有1厘米左右的翻边。抗战后开始流行类似美式空军军服的短夹克，被称之为艾森豪威尔夹克，年轻小开们竞相穿着，并配搭上一副“雷鹏”墨镜。

战后，旗袍再度辉煌。无论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均为袭旗袍而摩登。旗袍风度收则不张，雅则不佻，十分符合国人的普遍审美。旗袍款式简洁，视用料、加工方可辨参差高低。旗袍面料主要有国产和进口印花面料的丝绸、洋绢、洋布，以及提花的丝绒、锦缎、香云纱，再加上手工营丝、色织布与土布等。40年代的上层女性对进口蕾丝十分着迷，蕾丝镂空旗袍配以真丝薄料衬裙，风韵别致。讲究的旗袍仍以刺绣、花边、镶滚、珠片等装饰，但绝不似肖年“三镶三滚”的繁复。校服旗袍以朴素淡雅为妥，长度上缩短一寸，袖子完全是西式装袖。女工们的旗袍更是简易朴素。

都市女性喜穿西式服装，渐成风尚。西式服装和中式旗袍争奇斗艳，相辅相成。可用西式大衣、外套、背心、毛衣、围巾与旗袍搭配，于旗袍外罩一件长度在腰线以上的，双排纽或单排纽前开身绒线上衣或背心，为知识女性的典型装束。

民国以后的西风劲吹，男女同校、自由恋爱、“娜拉”出走等新事物层出不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沿海城市乡镇人们的生活、家庭、婚姻等方方面面。民国以来，对旧式婚姻抨击的结果，就是“拿来”了西方社会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民主思想，当然也“拿来”了西式的婚礼形式和婚礼服饰。蒋宋的西式婚礼照片见报后，新娘身着白色婚纱，风姿绰约，光彩照人，令无数青年女子羡慕不已。于是乎，宋氏的西式婚纱大流行。同时，随着各种西式体育的传人、普及，适宜于体育活动的各种运动服也随之被国人所接受和采纳。西式运动和运动装给内敛的中国人带来蓬勃朝气，给萎靡不振的华夏世风注入阳刚之气。至此，民国的时尚风貌基本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