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冠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十多年来，文化产业的概念在我国逐渐衍生且不断拓展，我国文化产业在对接世界贸易规则和市场经济体制中探索前行，在兼具意识形态与产业经济双重属性中孕育成型，在呼唤高度理性觉识和规范竞争行为中曲折成长。然而，简单地将某种经济现象归入产业范畴与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引导和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是同一命题中具有深度差异的两个层面。

文化产业运行的基本要素

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反映和表现形式。人类最初的文化活动，无论是知识积累、感情交流抑或信息传播，都具有较强的自我服务特性。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密，逐渐分化出文化部门和从事文化生产创作与文化劳动服务的人群，衍生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大基本范畴。“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最是由法兰克福学派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该学派基于批判角度的理解，认为文化产业是商业资本对大众娱乐和媒体的垄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亦即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为主体对象，从事生产经营、开发建设、管理服务的第三产业。这一定义概括了文化产业的两个基本属性：一是文化的属性，二是产业的属性。广义上的文化产业是一个集合概念，是凡与文化生产、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相关的文化经济活动，都应当归之于文化产业范畴，它既是专门为社会和大众提供文化产品的服务部门，也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经济部门。所谓文化产业，则是指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生产和服务部门，依其文化基本属性集合、按照文化经济规律运行的庞大体系，涵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娱乐、文艺演出、文物拍卖等相关范畴。

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内部社会分工的标志，一般指从事同类生产或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按照一定的社会分工所形成的有机系统。新闻出版是广义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行特性。包括图书、报纸、期刊、电子、音像、网络，动漫、游戏等运行载体，涉及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版权、科研、教育、外贸等相关分支。联合国较早颁布的《全部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索引》中，新闻出版横跨“印刷和出版”、“批发和零售商业”、“运输和仓储”以及“娱乐和文化服务”多个产业部门。

文化产业生存的政策环境

产业内在于国民经济大系，其存在方式受现行产业政策的调控和指导。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有关“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的表述，系我国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的“文化产业政策”概念。及至党的十七大，对“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作出了“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以及“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業态”等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种全面系统的目标设计，内含着正确的产业政策导向。

文化产业政策是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文化产品客观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文化产业客观具有高投入、高产出运行特性，因而在市场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这种产品属性和运行特性使政府介入成为合法性前提，只要政府干预适当、政策设计得当，就能够低成本地有效实现公共政策目标而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主要涉及政策研究制定与政策贯彻执行两大基本范畴。所谓文化产业政策，则是指党和国家及各级人民政府为指导和调节文化艺术生产经营活动和经济利益分配所制定的规则和措施。文化产业政策是党和国家文化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政府间接管理文化事业、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内在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行政机关贯彻、执行、落实文化产业政策的力度和水平，从不同侧面显现其对文化产业属性的理解，反映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度。新闻出版产业作为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相对独立特性的产业分支，其存在和运行方式同样必须接受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指导和调节，体现国家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自身发展规律两种质的规定性。

新闻出版产业政策环境存在着多种复杂因素的考量。一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亦即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前进方向，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出版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建立和完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培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产业运行机制；必须充分考虑到新闻出版产业的自身特点，遵循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原则。二是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亦即必须适应产业资源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全球间自由配置的发展大势，遵循国际公平贸易准则和WTO规则，抵制各种产业垄断和恶性竞争，实现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各种侵权盗版行为。三是产业体系运行的现实状况。亦即必须依据国家现行产业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各种产业生产经营要素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加强传统产业门类的更新改造，提高产业运行的技术含量，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和新兴业态。

应当充分肯定的是：我国现行新闻出版产业政策内含着理性的战略思考和积极的价值取向。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相继制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发展的若干意见》，系统提出了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当年在第十七届北京图书博览会上，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协议1412种，比上年同期增长22％；达成引进版权协谈967项，引进与输出比例为--1：146，实现了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重大突破。我国数字出版的目标设计则是一幅令人鼓舞的发展蓝图：到“十二五”期末，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值力争达到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的25％，在全国形成8-10家各具特色、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或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园区；形成20家左右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亿元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出版骨干企业。而据CMIC预测，2011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将超过900亿元。

必须客观承认的是：我国现行新闻出版产业政策潜隐着陈旧的体制惯性和失衡的价值判断。一方面，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谋划产业发展时必须首先保证政治使命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厚重的文化事业属性使其在逐步融入市场经济体制后难以摆脱国有垄断经营、期求政策保护的痕印。于是乎，对产业结构失调的调控，时常被淡化在由教材教辅发行所虚织的不断增长的码洋光环之中；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和重要会议文献以及大中专教材、中小学课本发行实施国有政策性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