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树宗

(陕西澄合矿务局老干处,陕西 澄城 715200)

伴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前进节拍,屡经劫难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正在蔚然复兴。继中华诗词古木重芳之后,辞赋园地又俏然漾出一片春光。历经两千年风雨的辞赋文体,是传统文化园地中一株魅力四射的灿烂奇葩,是中华诗国宝库里一颗光彩照人的璀璨明珠。辞赋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当代同仁而言,应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其当然,陌生的是其所以然。我认为,要继承它弘扬它,就必须了解它认识它。基于这种看法,我想围绕辞赋文体定义略陈管见。

一、赋的定义

关于辞赋文体,历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主张属于古文类者有之,主张归于诗歌类者有之,主张诗文两栖者亦有之。总之,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确切定义。余以为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尽管它同时具有诗歌和散文的审美特点,但其文体基因和诗歌更为接近,将其划归于中华诗词范畴更为合理。质而言之,赋是一种文为其表、诗为其本的特殊诗体。如果用文学语言形容,可喻为 “披着散文盛装的古典诗美人”。因此,我斗胆把赋定义为“古典散文诗”。

二、“诗为赋本”的五条理由

其一,从赋源的角度看,赋与诗有着水乳交融的血缘关系。纵观源远流长的中华诗歌文体发展史,从诗经楚辞到汉赋,从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可谓一脉相承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文体归类,早有“诗词歌赋”之说,四者属于同一家族自不待言。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明确指出:“赋者,古诗之流也。”他认为荀子屈原之赋“有恻隐古诗之义”。文论家刘勰谈到“观夫屈 (原)宋 (玉)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莫取旧辞。”“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李白在《大猎赋序》中写道:“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词欲壮丽,义归博远。”白居易认为,辞赋“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为体,亦不违乎诗”。清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也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于战国诸子”。清刘熙载说的更为具体:“骚为赋之祖”“有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数典认祖见叶寻根,辞赋归于诗歌家族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其二,从赋史发展的角度看,脱胎于诗的辞赋在其自身演进过程中,又与诗的发展形成一种互相渗透、互为影响的状况。比如魏代曹丕《燕歌行》与曹植《秋思赋》之间的惊人相似,即为诗赋两体互为影响的最早显例。其后随着骈赋的兴起,骈赋语句由铺陈变为骈俪,诗句亦由质朴散行逐渐形成词语雅丽、对偶工整的表现形式。诗赋互渗现象在南北朝时期表现尤为显著。冯班《钝吟杂录》云:“于时南北诗集,卢思道有《从军行》,江总持有《杂曲文》,皆纯七言,似唐人歌行之体矣。徐庾诸赋,其体亦大略相近。”迨及唐初,诗赋互渗现象更为明显。卢骆王杨唐初四杰都是写作骈赋骈文的高手,其诗赋创作的共进并盛,本身就是两者密切联系的体现,也是对六朝时期诗赋互渗艺术渊源的自然承续。这种诗赋互相影响、异体同归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诗赋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

其三,从赋体外在形式看,不外乎如下六种,即诗体赋、骚体赋、骈体赋、律体赋、散体赋和文体赋。它具有诸多与诗词要求相似的外在特征。比如:诗词要求押韵,辞赋也要求应是 “议论有韵之文”,“词彩分布,文谐宫律,华而不艳,雅音浏亮”(白居易语),尤其上述前四种赋体更是如此。齐梁之后,诗和赋的创作都趋向于讲究声律。初唐随着律诗的出现,律体赋也应运而生。它的韵律要求不亚于诗词,白居易的《赋赋》,就是以“赋有古诗之风”限韵做成的,他认为 “谐四声,祛八病”是辞赋的审美要求。台湾著名辞赋专家簡宗梧对先秦至清朝的 84篇经典赋作进行了量化分析,用韵为主的竟达百分之百。他据此指出“用韻為主是賦體的必要條件,在典律化作品中沒有一篇是可以例外的。在早先賦體還是韻散雜用,駢賦的階段,韻文的比例更為提高,到律賦則已完全是韻文。”再如诗词每每要求对仗,这也是辞赋不可或缺的修辞方式。特别辞赋繁荣的魏晋南北朝,骈体赋占据了赋坛的主体位置。又如律绝的首、颔、胫、尾四联,与律赋的头、项、腹、尾四段基本相通,均应按照起承转合的方法连缀之。另如诗、赋均需和谐宜诵的节奏。郭沫若认为节奏是诗的主要特征。《赋谱》指出:“凡赋句,有壮、紧、长、隔、慢、发、送,组合织成不可偏舍。”所谓壮指三字句,紧指四字句,长指五字以上的长句,隔指隔对句,漫指不对句。发指发语词,如“若夫、然则、嗟乎”的提引起寓之词;送指语终之词,如“也、哉、乎、焉”之类。这与诗词的节律要求本质是一致的。据此可知,辞赋应属于诗坛的一个分支或变体。

其四,从诗、赋艺术的内在特质看,两者恰似两株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同根树。理由有五:一是诗词之旨在于“诗言志,歌咏言”,而赋也是“体物写志”,“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以赋寓之”(刘勰、刘熙载语)。二是诗赋题材范围相同。清朝叶燮《原诗》指出:“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余得以三语蔽之,曰情,曰理,曰事。”三是赋为诗歌六义之一。康熙认为,“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刘勰《诠赋》认为,赋为“六义附庸”;刘熙载认为,诗歌“六义不备,非诗即非赋也”,“赋无非诗,诗不皆赋”,在这里明确肯定了赋是诗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炉诗话》作者冯班谈到:“赋出于诗,故曰古诗之流。《史记》云,(屈原)‘作《怀沙》之赋’,则骚亦赋也。”四是诗赋互为体用。刘熙载《赋概》指出: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虽然诗崇尚简约而赋崇尚铺排,但古诗人往往“合二义为一”。五是赋作为一种特殊诗体,亦如其他诗体一样,在表现手法上“兼具赋比兴之意”(刘熙载语)。诗词主张融情入景、推理及物,辞赋同样要求“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刘勰语),“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语)。诗词崇尚想象,赋亦主张“凭虚构象”“不泥言说形象,亦不离言说形象”(刘熙载语)。严沧浪认为“诗有别材别趣”,刘熙载认为“赋有别眼,别眼之所见,顾可量也?”上述足以说明诗赋的内在特质并无二致,赋作为诗歌的一个分支应是理所当然的。

其五,从诗品赋品的角度看,两者基本是相通的。诗品贵洗练,“如矿出金,如铅出银”;赋品贵研练,“丹成剑跃,炉火无烟”。诗品贵典雅,“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赋品贵雅赡,“秀色可餐,骨相非俗”。诗品贵缜密,“是有真迹,如不可知”;赋品贵纤密,“小可喻大,百无一疏”。诗品贵高古,“泰华夜碧,人闻清钟”;赋品贵古奥,“是为老境,卓然大家”。诗品贵绮丽,“月明水畔,红杏在林”;赋品贵丽则,“富贵天资,自然清淑”。诗品贵自然,“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赋品贵飞动,“云气往来,云烟吐吞”。诗品贵劲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赋品贵气骨,“气以理词,词达理见”。诗品贵委曲,“翠绕羊肠,水理漩洑”,赋品贵曲折,“赋须曲折尽变”“势曲固不害于义直也”(刘熙载语)。两者品味何其相似乃尔!(本自然段未注明出处引文,均引自司空图《诗品》、魏谦升《赋品》)

上述各点足以说明,古人从来是把赋作为一种特殊诗体对待的。既然是特殊诗体,就必然具有与一般诗歌不同的个性特征。

三、赋与一般诗歌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它同时具有散文的一些特点

首先,就文体功能而言,赋同时具有散文的记叙、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与此相应,可分为记叙性、抒情性和议论性三种辞赋。记叙性的,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获洛阳纸贵之誉的左思《三都赋》等;融情入景的,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等。抒情性的,如屈原的骚体赋、江淹的《恨赋》等;咏物抒情的,如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名篇《青苔赋》、《幽兰赋》等。议论性的如荀子和贾谊的一些政论赋,因景论理的,如枚乘的《七发》、欧阳修的《秋声赋》。

其次,就文体形式而言,赋和散文同样具有形式多样性的特点。散文取材广泛,为其服务的形式不拘一格,辞赋更是杂沓纷呈。比如结构中心多样。既可以人物为中心,可以典型的细节为中心,可以景物为中心,也可以某一象征事物作中心。再如结构形式多样。有的按时间先后顺序或以空间转移为序组织材料;有的以作者的理性思维和感情变化为序,有的以某一观点为统帅,把材料纵横组织在几个不同的侧面。

再次,就语言运用而言,赋和散文基本一致。一是富于文采。常用瑰丽华美的语言,着力表现事物的诗情画意。刘勰称,“赋,辞欲丽,迹也;义欲雅,心也。丽词雅义。”扬雄《法言》称,“诗人之赋丽以则。”王世贞《艺苑卮言》称,赋的语言 “如霞锦照灼,绚烂之至;如文锦千尺,丝理秩然”。余丙照《论赋品》称:赋句“咳唾悉成珠玉,吐气可作霓虹,熏香摘艳,错彩镂金”。刘熙载称,“赋取乎丽,赋不厌奇。”二是灵活疏放。作者可以浮想联翩,随意点染,任情穿插,时而叙,时而议,时而抒情,可谓腾挪翻飞,无不随心应手。三是注重变化。句式有时骈散相间,平仄相调;有时长短交错,张弛相映,有时浓墨重彩,有时轻描淡写,使作品富于节奏感。正如刘熙载《赋概》所说:“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极尽开阖抑扬之变”。

其四,就篇章布局而言,赋和散文都注重铺排。刘勰《诠赋》认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方逢辰《体物赋料序》谈到,写赋须“长驱千奇万态于笔下,其规模造化也,大而包乎天地;其形状禽鱼草木也,细而不遗乎纤介。”文散意不散的散文谋篇原则对于辞赋同样适用。特写性的辞赋与特写散文都同样具有较强的纪实性质。如唐人记录宫廷典礼方面的赋作。

其五,就诗与赋的不同而言,除上述各点还体现在以下五点:1、诗的音乐感明显强于赋。古人讲,诗歌可以被诸管弦,赋只适于诵读,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刘向语)。2、诗歌叶韵要求比较严格,赋一般虽也讲究声韵,但不刻意追求,一任情感的抒发。3、诗词多有或宽或严的格律要求,而赋除律赋外,并无严格格律限制。4、诗歌长于抒情言志,而赋更适于叙事、状物、写景。陈绎曾《汉赋法》云:“汉赋之法以事物为实,以理辅之。”5、赋别于诗还表现在辞情和声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刘熙载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多数辞赋既具备诗的诸多特质,同时还具有散文的某些特征。因此,除了完全散文化的某些赋作之外 (如杨朔的《茶花赋》、峻青的《秋色赋》、《雄关赋》等),其文体均可理直气壮地定性为“古典散文诗”。为了最大限度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当代中华诗坛应当欢迎辞赋重归诗歌大家族。长期将其拒之门外有失公正,应果断恢复其有史以来在诗坛的合法席位。《中华诗词》杂志及各地诗词报刊,亦应为属于古典散文诗的赋体留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