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运鲁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怀珠韫玉、厚积薄发的文化探源力作
——评《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论稿》

冀运鲁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恐怕思想文化研究是应用最早、最广泛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曾几何时，文化研究乃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就古代小说研究而言，儒学与古代小说的关系可以说是古典小说研究中起步最早的，从小说产生之日起，小说家和小说评点家就竭力把小说与儒家文化拉上关系，为此甚至不惜牵强附会。五四以来，随着现代学术批评体制的引入，有关小说与儒学关系的论述更多，也产生过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述，然而，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宋元以来的理学或心学对古代小说的影响，如宋克夫《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朱恒夫《宋明理学与古代小说》。迄今为止，从总体上全面探讨二者关系的著述还比较少见。而且，由于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儒学与古代小说关系的研究被严重扭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可以说，儒学与古代小说关系的论述可谓古代小说研究史上研究历史最漫长，却也是产生误解最多、最深的课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儒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逐渐回归理性，重新审视儒学与古代小说的关系，但是这种趋势没能延续下来就被中断了。随着叙事学、接受美学、传播学、诠释学的传入和兴盛，思想文化研究逐渐被文学形式、文学外部研究所取代，儒学与古代小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纵观近年来出版的古典小说研究论著，多冠有传播、叙事、接受等字眼，思想文化研究则少有人问津，这造成了古代小说研究失衡的态势。在回顾了古代小说研究状况之后，我们便可以从更为广阔的学术史背景上来考察刘相雨这部新作的价值了。

针对上述状况，对古典小说研究有素的青年学者刘相雨先生把目光转向古代小说的文化研究，经过数年的耕耘，为学界贡献出了这部《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论稿》)，力图重新衡定儒学与古代小说的关系。这部近34万字的力作是刘先生近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整合，也是刘先生贡献给学术界的又一成果，必将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读罢掩卷，归纳出《论稿》的几大创获。

一、标志着古代文学研究文化视野的转向和研究思路的回归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古代文学领域的文化研究都处于比较繁盛的状态，但是从80年代开始，随着传播、接受、性别理论的兴起，文学研究开始发生转向，由文学内部研究转向外围研究。即便是注重内部研究的叙事学、文体学研究，也更注重文体形式研究，思想文化也不是其关注的重点。文化研究一时间陷入备受冷落的境地。古代文学的文化研究到底怎么了？难度真的没有值得开掘的领域和价值了吗？在文化研究受冷落的大背景下，《论稿》向人们宣告了古代小说文化研究的新价值。这部著作标志着古代小说研究重新回归文学本位研究，文化视野重新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这不仅是研究思路的调整，而且是文化视野的转向。“这种文化视野的转向和研究思路的确立对于拓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1]《论稿》以文化视角统摄全书，作者从文化学出发，重新审视儒学对古代小说的影响，这不仅对我们重新把握古代小说大有裨益，而且也可以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且不管这部著作的创造性有多高，仅就其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的文化回归价值而论，就堪称古代小说文化研究的一大创获了。

二、对儒学与古代小说关系的重新发见和把握

反思以往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儒学缺乏深入的了解，不少人依靠教科书或政治宣传所获得的一些知识来臆测儒学，并以此来弹讥儒学，认为儒学对古代小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每当论及儒学，想到的首先是其糟粕和消极影响，举出的例子也不外乎小说的教化思想、性别偏见、节烈思想。《论稿》摈弃了对儒学先入为主的偏见做法，力图重新评价儒家对古代小说的影响。由于秉持这种不偏不倚、中正通达的态度，作者就能够选取新视点、新角度对儒学与古代小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因此对二者的定位和评价更加中肯。凭藉深厚的理论素养，刘先生穿透了思想文化研究的迷雾，超越了道德评价和伦理观念的取向，把古代小说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上，从文学、美学、哲学、文化学等方位，深入剖析儒学对文学发展上的多方面的价值，客观评价儒学对古代小说发展的卓异成就与应有地位。这不仅对儒学与古代小说关系的探讨有许多的启迪，而且可以矫正当代学者在看待儒学价值时的某些偏差。刘先生的这种研究思路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建构中国文学研究理论和研究框架的深刻探索，而且在当下西方理论热的时代背景下，不仅对邯郸学步之风有矫正之功，而且还是对中国文学研究如何在世界学术中自立自处的关切，对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一重大问题也有启发意义。

正如林淡之先生所说：“自从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思潮开始喧闹以来，人们就一直不断思考和探讨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大潮面前，中国人如何应对、如何自处的问题。尤其是去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情况便越来越明了。一个共识逐渐达成：无论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创造体系，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有自己完备的话语系统，有自己的知识生成机制。多年来的经验证明，闭关自守固然死路一条，盲目崇洋必然受制于人，授人以柄，其后果更加危险。”[2]有鉴于此，如今的中国大地传统文化热不断升温，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日益兴盛。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们影响最深刻的思想，对儒学的重新发见和把握自然也就成了反思的重点。不过，儒学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课题，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的思考方式和工作习惯越来越细密化、专业化，这样一来，对儒学的重新定位和反思这一课题的宏大性与人们的习惯微观性就出现了不对称。那么如何处理这种两难困境呢？笔者以为，刘先生就很好的回应了这样的问题，而且回应的方式很巧妙，“既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实现学术研究的正面突破，而这种突破又恰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课题，显示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现实关怀和文化自觉。”[3]如何真正把握儒学之精髓，疏通儒学影响史、接受史上曾经断流的部分曾一度成为文化反思中的难题，《论稿》虽然不是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但是却在这方面作出了深入的探索，这对于寻找到儒学之正途，从而切实地推进儒学与古代小说乃至儒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构筑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展现了点面结合的探索模式

采用何种体例模式展开论述，取决于作者对小说文化的理解层面及深度，取决于作者想要阐释的小说史和文化史理念。《论稿》突破了分阶段、分作家探讨儒学与古代小说关系的论述模式和著述体例，难能可贵地注意到了理论建构的整体性，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构筑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其最具特色或最成功之处在于全书构筑了纵横研究结合的框架结构。一方面，《论稿》虽非小说史著，但由于研究内容的特殊性，作者不仅注重全面系统地梳理儒学发展的历程，并把它与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紧密结合在一起论述，而且在每一章论述时又特别注意梳理某一类型小说与儒学发展的源流和脉络，从而系统完整地论述了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发展史。比如第三章在谈及儒学与英雄侠义小说关系时，就对二者从先唐到清代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从而得出结论：“英雄侠义小说中所推崇的英雄，经历了一个从‘以武犯禁’到‘以武卫禁’，从背离儒家思想逐渐回归的过程。”另一方面，作者又有意识地从横向展开论述了儒学与古代小说的几大代表性类型的关系。《论稿》第一章首先从整体上论述了儒学与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历程，并总结出儒学对古代小说三方面的影响，接下来的六章，分别论述了儒学与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侠义小说、神怪小说、家庭小说、知识分子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关系。

《论稿》打破了美学、哲学、文化学的畛域，回归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原生态”，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具体作品置于“原生态”的儒家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从而归纳出儒学与古代小说的一般关系，真正做到了点面结合。比如在谈到历史演义小说的关注焦点时，《论稿》首先为我们展示了原生态的儒家治国理念，然后才进入二者的结合探讨。又如第五章谈到古代家庭小说时，也是先介绍了儒家的家庭伦理和理想，然后再把小说置于儒家家庭伦理中展开论述。

四、史论结合，老话题谈出新见解

思想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的老话题，要创新出奇有一定难度，但是作者立足于儒家文化与古代小说纵横交错的制高点上鸟瞰儒学，俯视中国古代小说，在纵横比较之中，对儒学与古代小说的关系这一老问题进行了全新的现代阐释。《论稿》能在流动变化中寻绎新见，探检儒学对小说发展的价值，作出论断，无论总体论述，还是具体论断都能融会贯通、新意迭出。如在嘉靖本与毛评本《三国演义》为何舍弃了《三国志平话》的开篇模式这一问题的分析中，作者先是展开论述了三种本子的开篇模式，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进而得出结论：“不同的开篇模式反映了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同认识。”[4]再如谈到西门庆的文化意义时，《论稿》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把西门庆完全看成是一个集官僚、恶霸、商人于一身的反面人物，而是深入探讨了这一人物出现的历史背景，进而从小说本身出发，探讨了小说中的人物对此人的看法，从而认为西门庆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潮流，而且是个时代的弄潮儿，这也是发前人所未发的新见。作者对具体内容的分析达到了融会贯通、新意迭出的地步。《论稿》正是通过许多具体而微的个案的分析，使我们对儒学和古代小说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五、论述厚重沉稳而又深入浅出，不刻意求新求奇

《论稿》厚重沉稳、根基扎实，能够在科学严谨和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不囿旧说，提出了许多有创造性的观点，而且在论述到一些以往研究较多的问题时，也十分注意另辟蹊径，注意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叙述模式的变更，但与此同时，又表现出不刻意避俗，也不刻意出奇的风致。当下的研究中，很多人都力图使自己的研究表现新奇，为此绞尽脑汁，或引进一些未经消化的西方理论术语，或提出一些论证并不充分的骇人之论。这样的做法可能一时间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却非学术研究的正道。一直以来，对这些新奇的玩意，刘先生不感兴趣，而是扎扎实实地读书、做学问。刘先生阅读了大量古代小说作品、研究著述和儒学著作，起初，他一部一部地阅读古代小说作品和相关研究论著，遂有了《论古代白话小说中流氓无赖发迹的母题模式及流变》、《古代小说中骊山老母形象的演化及文化阐释》等论文的发表，后来又大量阅读儒家作品，遂有了《论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之关系》、《红楼梦中的夫妻关系与儒家的家庭理想》等文章的问世，有了这一系列的前期工作，再进行二者的结合研究，自然就可以厚积薄发了。再有一点，那就是刘先生十分熟悉和尊重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充分吸收消化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在谈到《西游记》的主题时，刘先生首先对从明清到现代学者的相关论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认为他们的观点大都从明人谢肇淛“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的论断发展而来。对此，刘先生首先探寻了“求放心”的内涵，然后又对《西游记》中表现“心学”的内容情节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认为《西游记》并非是对“心学”的阐释。从小说作品到儒学经典，再到二者的结合，从前人成果出发开始自己的探索，他的研究路径显然是严谨科学的。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正是当下浮躁的学术界需要大力弘扬的。

不仅路子纯正，而且还能以浅显明了的语言把深刻的思想表达出来。就《论稿》而言，该课题探讨的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重大问题，但是却并无新奇的理论和眩人眼目的术语，而是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叙述出来，对儒学与古代小说的渊源与影响进行细微而翔实的论证，藉以厘清小说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论稿》深入浅出，就连非专业人士读来也不觉得生涩枯燥。譬如，笔者的爱人并非学文学的，但是有时也拿《论稿》一读，竟然也能读得津津有味。深入浅出并不意味着学术含金量不高，而是厚积薄发的结晶，只有理论学养深厚且具有举重若轻能力的人士才能做到。

六、研究方法多元，研究态度严谨

《论稿》不仅有丰富翔实、准确得当的案例分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尽力注意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全书以文化研究为基点，综合运用了文化分析、比较、统计、以点带面等研究方法。比如在论述英雄侠义小说中人物形象时，就使用了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彬彬君子和流氓习气、忠孝的岳飞和不拘礼法牛皋的对比分析，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了这两类人物所反映的人格风范，同时也看到了英雄侠义小说人物形象对儒家人格规范的突破之处。作者不但全面考察了儒学与古代小说关系的历史源流、发展阶段，而且还与道家、佛家文化进行了比较，这使他在牢牢把握二者关系的同时，又能以十分开阔的视野来观照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获得学术上的突破和创新。《论稿》在学理推演方面表现出严谨求真的态度。这部严谨的著述，非常注重史料的准确与真实，引文准确严谨。在读到《儒学与神怪小说》一部分时，笔者手头恰好有相关资料，于是对引文进行了核对，发现无一差错，这表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坦诚地讲，《论稿》不是耀眼眩人的巨著，但它却能以朴素严谨、求实创新的态度对儒学与古代小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它没有追求面面俱到的论述，而是选取经典名著作为案例从一个主要侧面和角度对研究对象展开论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通过由个别到一般的路径来观照儒学与古代小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虽不能面面俱到，但是却能对某些问题深入细腻地分析，虽无惊人的论断，却也有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阐发。

当然，作为一部转型之作，《论稿》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案例分析仅仅关注了经典名著，对一般作品关注较少，而且论述对象以白话小说为主，对文言小说与儒学关系的注意也不够。此外，该书的研究以具体的作品为基本材料考察儒学与古代小说的关系虽然是一个可行的路子，但是，严格地讲，这种研究仍属于微观意义上的研究，而儒学与古代小说乃至古代文学的关系涉及更宏大层面，因而还需要更加宏观层面的研究。当然，这属于较为苛刻的要求，不是一两部著作可以完成的，这里提出来与刘先生共勉，

总之，《论稿》的学术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不仅是一部文化探源的力作，也是古代小说研究转型的一次成功尝试。

（《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论稿》，刘相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责任编辑徐申、雁声。）

[1]张三夕.别开生面的大众文化研究——评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文化》[J].殷都学刊，1993，(1).

[2][3]林淡之.大国学术的正大气象——读杨义新作《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及其它[J].文学评论，2009，(5).

[4]刘相雨.儒学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9.

责任编辑：陈冬梅

I206

A

1671-4288(2011)01-0152-03

2010-12-08

冀运鲁（1979—），男，山东泗水人，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古代小说和文学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