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决策过程研究

2011-08-15李彦博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1期

关键词：刘邓大别山国民党

李彦博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200433)

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决策过程研究

李彦博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200433)

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项历时一年之久的重大战略决策，经历了最初构想、逐步明确和最终确定三个形成阶段，集中体现了中央与军委领导和前线指挥员的集体智慧。

毛泽东;刘邓大军;大别山;解放战争时期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这一战略行动拉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成为了整个解放战争的转折点。然而，对于这一战略举措形成过程的认识，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深入研究这一战略的决策过程，不仅有助于客观真实地呈现历史事实，而且对于指导未来战争的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其决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最初构想、逐步明确、最终确定三个阶段。

一、最初构想: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

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最初构想，是在1946年6月22日全国内战临近爆发时毛泽东给刘邓的电报中首次提出的。要研究这一战略构想提出的依据，还必须追根溯源，从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对国内的局势判断和对内战的方针制定开始考察。因为，战略服从政略，国家和民族利益是军事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1］，进军大别山的战略构想，始终是在我党的方针政策原则下提出的;再者，党的方针政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内战前我党的方针政策与抗战胜利时我党的方针政策有着必然的紧密联系。

抗战胜利后，中央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对于可能爆发的内战，他们认为存在实行和平民主的可能性。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美英苏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二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别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三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全面完成。基于以上分析，中央和毛泽东估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2］。因此，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3］3的决策。为此，从1945年8月起我党就做出了不懈的努力。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两次会议讨论并做出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重大决策。在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我党新的口号:和平、民主、团结，表明了我党真心希望和平的意愿和决心。随后，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飞往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谈判中，我党本着和平、民主、团结的意愿而做出了重大让步，促使国共双方达成统一并于10月10日在重庆签署《会谈纪要》，俗称“双十协定”。

在军事上，我党针对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形势，制定了“争取抗战胜利、扩大解放区，部队集结整训、准备制止内战”的军事斗争方针。在《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据以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3］1。在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鉴于国民党一边假装和谈、一边对我进行军事进攻，毛泽东要求全军以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制止内战，争取和平。由此可见，在加强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我党对全面制止内战仍抱有很大的期望。在军事战略决策上，我党的思路是“积极备战，争取和平”。

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国共两党仍维持着谈谈打打的局面，和谈仍为双方斗争的重要手段。但是，面对可能来临的内战，中央和毛泽东的态度已经由先前的认为和平可能实现转变为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在给刘邓等人的电报中，毛泽东就曾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3］277。此时，中央对争取和平前途的思路已经由先前的“谈判议和”转变为“以打促和”，并指示我军及早开始应战准备。所以毛泽东说:“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3］277。在应战策略上，中央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我军不首先开战，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起;二是“敌进我进，以攻对攻”，以进攻手段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迫使国民党恢复和平。在此情况下，考虑到内战毕竟还没有爆发，再加上刘邓(当时的番号是晋冀鲁豫野战军)驻扎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是我军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老根据地，1946年6月22日，中央致电刘邓，对全局破裂后的作战提出“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和“如形势有利，可考虑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3］284的方案。由此可见，中央和毛泽东此时对于刘邓的军事行动部署还只停留在向南进军的构想上，在进军的目标、时间和方式上，也只是笼统地考虑了几种可能，没有明确指示刘邓在什么时间以怎样的方式向哪里进军。

二、逐步明确:进军目标、时间和方式的反复斟酌

刘邓大军向南进军的作战构想提出后，中央和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刘邓进军的目标、时间和方式。为了捕捉合适的战机，中央和毛泽东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战局时刻都在进行详尽的考察和科学的预测，并根据战场态势的发展和需要，对刘邓进军的目标、时间和方式进行反复的修正和逐步的明确。从时间上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次修正和完善。

(一)1946年7月4日: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全面爆发。针对内战爆发后的战场态势，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向中央军委发了两封电报，提出了几点作战建议。6月27日，粟裕发电请示:“在淮南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较为困难，目前主力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准备完毕，是否在苏中打一仗再西移?”［4］6月29日，粟裕再次请示:“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5］。针对粟裕的电报请示，军委经过全面权衡认为，华中野战军如不能按计划牵制住部分国民党军，配合刘邓的作战行动，刘邓此时向南进军势必会陷入国民党军各路的包围之中而失去战场主动权，遂决定改变刘邓外线作战的战略。7月4日，军委电示刘邓:“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果如此，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3］320，并将战略部署调整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再转入外线作战。显然，对于刘邓的行动方向，军委此时也只是提出了外线的模糊大方向，依然没有清晰地确定为大别山。对于行动时间和行动方式，军委更没有做出明确指示。

(二)1946年10月29日:照前计划以主力向中原出动。虽然7月4日军委指示刘邓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但他们对刘邓向南进军的战略意图并未改变。他们要求刘邓先在内线歼灭敌有生力量，是为了扫清路上的障碍，最终为实现向南进军做出积极准备。为此，他们在不断地寻觅合适的战机。7月16日，毛泽东电示刘邓催问现在是否已至开始行动之时机。刘邓回电称:“我们原来因为黄河问题，故主早日发动，现黄河堵口大汛前不能完成，自以迟动为利，现在我们在扩兵，如能于8月中旬开始则很从容”［6］110。7月26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刘邓出击时间“可酌量推迟数天”。此后，中央和毛泽东多次致电刘邓，部署作战计划，分配作战任务，还要求刘邓注意充实主力兵团，为进军大别山做全面准备。10月29日，中央和毛泽东再次致电刘邓，要求刘邓照前计划以主力向中原进军。

(三)1947年1月18日:在五月间向中原出动。中央和毛泽东虽然初步提出了刘邓进军的目标可能是大别山，但对于进军的时间只是在10月13日笼统地提出“几个月以后”。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央和毛泽东在事先进行广泛意见征询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明确刘邓进军大别山的时间。按照中央10月29日的电报精神，刘邓11月1日致电中央军委:“如果我们能消灭川军两个旅，王仲廉两个旅，王敬久两个旅，就可以打开局面，届时可向南发展”［6］144。而此时苏中、苏北的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由于国民党军大量兵力的投入而处于困难中。因此，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刘邓拖住国民党军的邱清泉和胡琏兵团，缓解苏中和苏北的压力，并以此将刘邓进军的时间初步确定为1947年三四月份。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央和毛泽东发觉在内线多歼敌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于是将刘邓进军大别山的时间逐步向后推迟。12月1日，中央电示刘邓，指示他们做好长期在鲁南作战的准备，力争在一两个月内继续大量歼敌，促使战局的好转。但是到了一月份，我中原野战军在陕南、豫西、鄂西非常困难，如刘邓进军大别山太晚，不能吸引和牵制围击中原野战军的国民党军，则中原野战军有失败的危险。因此，中央又于1947年1月18日致电刘邓，要求刘邓准备在五月间向大别山进军。

(四)1947年3月6日:留在黄河以北，休整补充，恢复元气。中央于1947年1月18日致电刘邓，要求刘邓准备在五月间向大别山进军之后，于1月24日电示陈毅、饶漱石:“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时间至4月底为止，准备5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3］628。显然，此时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还是希望刘邓早日转入外线进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军心脏以调动进攻中原野战军的国民党军，减轻中原野战军的压力，扭转战场的态势。而在随后的战局发展中，中原野战军在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下，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战术，顺利转出豫鄂陕和鄂西北，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这样，刘邓转出外线调动“围剿”中原野战军的国民党军的作战任务不复存在，转出外线的战略意图也不再那么迫在眉睫，而留在内线则既有利于暂时的战局，又有利于休整以便随后转出外线，因此，中央3月6日电示刘邓:留在黄河以北，休整补充，恢复元气。

(五)1947年5月4日:立即开始休整，尔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关于刘邓的下一步行动，中央和毛泽东在3月6日的电报中做出部署:一般情况下(特殊情况除外)，刘邓军须在黄河以北，基本解决王孙两部，并调动吴绍周指挥之两个师到黄河以北给以歼灭，然后南下陇海较为有利［7］2。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刘邓也确定了自己的作战方针，积极为进军大别山转入战略进攻做准备。经过近两个月的作战，刘邓顺利完成了中央军委部署的作战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毛泽东分析认为，我军已经初步具备了战略反攻的能力。于是，5月4日致电刘邓部署了新的作战任务: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6月1日)以前完毕，巳东后独立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7］50。5月8日，中央和毛泽东再次电示刘邓，要求他们争取于6月1日前休整完毕，6月10日前渡河。

经过对刘邓进军大别山战略决策的五次修正和完善的分析介绍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刘邓进军大别山这一战略行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此时已经提到了紧迫的准备实施高度。虽然根据刘邓的建议，中央军委6月3日电示刘邓将渡河时间推至本月月底，但很明显刘邓进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已经基本形成，只等选择合适的战机予以实施。

三、最终形成:下决心不要后方、直出大别山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也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1947年6月30夜，刘邓大军在东起阳谷县张秋镇西至菏泽以北临濮集的三百余里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鲁西南战场。而此时山东战场上，华东野战军正处在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首先，在兵力对比上，我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军悬殊。国民党军集中了24个整编师(军)60个旅(师)45万余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整编第11师两个美械装备部队，围攻我华东野战军27万余人;其次，在战略纵深上，我华东野战军被压缩在鲁南苏北狭小的战场上，兵力密度大，拥挤而难以机动展开。如在争夺最为激烈的沂蒙山区战场，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就达30余万人。要想在解放区内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回旋余地甚小;再次，我华东野战军面临极大的经济困难。由于解放区的经济本来就不发达，加之国民党军队进占后的破坏，又遇到自然灾害的袭击，经济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调动山东的敌人，支援山东人民解放军作战，打破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央指示进入鲁西南战场的刘邓大军迅速开展鲁西南战役。

按照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刘邓大军渡过黄河之后，在鲁西南立即进行了鲁西南战役。野战军一纵于7日攻取郓城，六纵于十日攻取定陶。郓城、定陶战斗的胜利，开辟了北起黄河南岸的郓城、鄄城，南抵陇海铁路背面定陶、曹县的广阔战场，摆脱了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在此战场态势下，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刘邓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7］131。于是，军委10日致电刘邓，指示他们“争取在路北多歼几部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作战”［7］131。根据指示，刘邓结合对当前形势的全面分析，于当日下午报告军委，“拟打现在金乡嘉祥间野外之六十六师，三十二师，七十师”［8］64。14日20时，野战军1纵和6纵对六营集实施了猛烈的攻击，至15日8时，攻取六营集，毙伤俘虏敌军19，000余人［8］66。同时，野战军2纵和3纵于14日完成了对羊山集之敌的包围。15日，开始进攻羊山集，然而攻击未能奏效。16日，再次对羊山集守敌发起攻击，然再次受挫，且我军伤亡严重。经过三日的整补和准备工作，20日我军再一次对羊山集发起攻击，在敌军集中火力的压制下，攻击还是未能奏效。而与此同时，蒋介石从金乡抽调的整编58师和第66师第199旅，从西安潼关抽调的第10师、骑兵第1旅，从洛阳抽调的青年军第206师，从豫北抽调的整编40师，从武汉抽调的第52师第82旅，从鲁中抽调的整编第5、第7、第48、第85师等援军从各路扑向鲁西南，对刘邓呈合击之势。同时在华东战场上，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于14日围攻藤县，第10纵队于15日攻击汶上，第3、8纵队于16日攻击济宁，第4纵队于17日围攻邹县，均未克。在此情况下，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坚持在内线歼敌，已似不利。一旦我军持续久攻不下，必将处于应战的被动地位，丧失战场主动权。因此，中央军委23日致电刘邓，对其军事部署建议如下:“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7］141。并于27日再次致电刘邓，“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电(指23日电)任务”［7］152。至此，对于刘邓进军的目标、时间和方式，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要求。

收到中央的来电后，刘邓详尽地分析了战场情况并于28日致电中央军委，阐述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当前有敌十几个旅，战力均不强，山东敌难西调鲁西南，因此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再消灭其七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8］72。他们主张仍在内线作战，尔后有依托地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接到刘邓的回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表示同意刘邓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并致电说，“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苏皖，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7］158。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向刘邓转达了陕北的战局和可能对他们的影响，“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7］158。此时在陕北战场上，从3月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开始并占领延安后，我军虽取得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和沙家店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国民党军共计34个旅25万余人，而我军仅有1个纵队和4个旅共2.8万余人［9］。而且，解放区所有的县城都被胡宗南部侵占，解放区急剧缩小，人口大量减少，我军被压制在陕北狭小的地域内。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10］。当时刘邓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军委并陈毅、粟裕、谭震林和华东局等:“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电方针，确好顷奉艳电(即29日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前有敌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8］72。至此，刘邓进军大别山这一关系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终于最后全面确定下来。

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从最初构想到最终确定实施，经历了一年多时间之久，其中经历了进军目标的模糊到清晰、进军时间的寻觅和等待、进军方式的斟酌和选择。然而不难发现，决策的反复修正都是根据战场态势的不断变化和战场形势的需要而做出的。决策的形成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仓促的;既不是中央和毛泽东在刘邓东渡黄河后临时决定的，也不是中央和毛泽东早在内战爆发时就已经成竹于胸的。这一战略决策既有其形成的必然性，又有其形成的偶然性。必然是包含偶然的必然，偶然是基于必然的偶然。其必然性是指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对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准确的预见，对战场态势的变化进行了很好的把握，因此，顺应战略形势需要的这一决策的形成是必然的;其偶然性是指战场态势的发展中有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人的主观意志不能去改变它，只能去适应它，因此，这一战略决策的形成经历了反复的修正和完善。总之，通过对刘邓进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过程研究，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刘邓进军大别山战略决策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整个决策从构想的初步提出到决策的最终确定，经历了一年余时间。在这一年余时间里，决策在进军的目标、时间和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反复的调整和不断的完善。

第二，刘邓进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是一个群体决策。这一决策的形成既得益于中央领导集体从战争全局对战场态势的宏观指导，也得益于一线指挥员从作战部署对战略调整的合理建议，体现了我党我军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上的集体智慧。

第三，作为主要决策者的毛泽东，非常善于听取下级指挥员的建议来完善决策，特别重视通过战争实践去检验决策，既显示了其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的战略家雄伟气魄，又展现了其事实求是、虚心听取下级意见的唯物主义者伟大形象。

［1］彭光谦，姚有志.战略学［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40.

［2］过平，孙强银.毛泽东解放战争最初战略构想探析［J］.军事历史，1997(3).

［3］毛泽东军事文集: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粟裕军事文集［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244.

［5］粟裕文选:二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55.

［6］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2002.

［7］毛泽东军事文集: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8］唐义路.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三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

［9］唐义路.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二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