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良

（1．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2．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与旅游分院，浙江 湖州 313000）

论区域文化格局中的湖州竹文化＊

韦 良1，2

（1．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2．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与旅游分院，浙江 湖州 313000）

竹是湖州地区最为重要的林业资源。湖州人栽培与利用竹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时期的钱山漾文明。早在4700多年前，竹即已广泛参与和渗透进湖州先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且在随后的岁月里，竹的这份参与和渗透愈来愈强大、愈来愈深刻、也愈来愈多元。更其重要的是，自钱山漾文明以降直至当下的漫长历史时空内，竹始终能以其强大的存在，或隐或显地助推湖州区域文化实现一次又一次的新变与转型。换言之，在湖州本土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历程中，一直伴随着竹子的靓丽身姿和柔美音符，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是竹成就了湖州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竹文化；渗透；助推；完型

1956年和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对位于湖州城南钱山漾遗址的两次科学发掘中，出土了篓、箩、筐、篮、簸箕、席子、竹绳等竹篾编织品200余件，这是截至目前我国从田野考古中发现的时间最早、品类最多、保存最完整、工艺最精美的竹制品实物。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总体来说，这些竹篾编织物，经纬疏密得当，造型美观，开始表现出由“纯粹实用”向“实用与审美兼备”演进的特点，说明当时的竹编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据此证明，早在4700多年前，竹子已被广泛用于湖州先民的生活、耕种、纺织、捕鱼（如竹制“倒梢”捕鱼器）等诸多方面，从而揭开了湖州竹文化厚重而又灿烂的帷幕。

以钱山漾遗址为代表的湖州原始文明，所反映的是勤劳而又勇敢的湖州先民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进程中所取得的初期成果，它是湖州先民集体智慧的首次亮相与展示。其所出土的200多件形态各异的竹篾编织物，则体现了湖州竹文化滥觞阶段所达到的水准，这一水准决定了湖州竹文化一开篇便拥有的高起点的事实。如果说中国竹文化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而构成中国文化的独特色彩，那么，湖州竹文化也理应是湖州区域文化的核心成员，故而，对湖州竹文化的概念界定需要放置于湖州传统文化的格局内加以分析和厘清。而钱山漾遗址的考古发现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湖州竹文化一开局就是和本地区的稻作文化、蚕桑文化、丝绸文化、渔业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以及水乡文化等融合在一起，并在与它们相互作用和互相渗透的进程中取得自身在湖州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实际位置。

一

一般说来，考察湖州传统文化之生成演变轨迹，其重要叙事节点有吴越、魏晋与两宋、明清、近现代和新时期等，它们实际上构成了湖州区域文化发生史的带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现场。而湖州竹文化的发展，始终又是与湖州区域文化的发展保持同一步调的。

从史前文明到吴越春秋及至秦汉风华，其间湖州区域文化的总体特征是尚武，范式性历史事件是铸剑，典型性文化现场是为茫茫竹海隐喻下的莫干山剑池及其传说本身。此期，湖州之竹或以其自然形态或以其加工形态助推着本地区原住民剑侠精神与英雄气概的张扬和提升。另一方面，湖州东部平原生产生活条件之天然优越性与稳定性，亦使得先秦两汉时期的湖州竹文化在尚武之外，又表现出明显的精细性或精致化的特点，而其精致的一面实际上在钱山漾遗址的出土竹器物中已经初露端倪。

之所以将魏晋与两宋并置一体，乃是基于两者在湖州传统文化从尚武向崇文转型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的相似性之思考。魏晋以降，尤其是南宋之后，伴随着中国古代历史上两次规模宏大的北方民族南迁活动的发生，包括湖州在内的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使得原先以彪悍勇武为主流的湖州区域文化开始呈现出崇文重教、尊礼尚雅的新质，这是一个先进文化改造和整合后进文化的必然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原文化，在其对湖州文化施加强大同化功能之际，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潜隐位置的道家文化以及东汉末年开始兴起的佛教文化，也在魏晋南北朝和两宋这两个乱离与偏安并存的时期集中影响着江南文化的定型，导致此期的湖州文化体系于崇文尚雅之外，又增添了隐逸与闲适之意趣。而作为湖州文化谱系之一的竹文化，因其自然品性能够给予世人多重想象之故，同时具备且满足了儒、释、道三种人生哲学之精神诉求，从而成为表征此期湖州文化精髓的典型意象。众所周知，文学艺术是衡量文化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湖州文学史和湖州书画史的勃兴均是自魏晋以后实现的，而竹之作为独立意象的历史也正是从魏晋开始的。因此，可以想象，竹必定会参与湖州文学史的书写和湖州书画史的描绘。一些有关湖州的咏竹诗文，特别是湖州竹派之于中国书画史重要地位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此外，由于魏晋与两宋时期的江南地区相对安定，加上北方先进生产技术的不断输入，太湖流域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以致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繁荣景象。正是经济的繁荣与生活的富庶，让湖州人有充裕的时间去关注风雅与精致，这也表现在对竹的利用上：一是竹加工产品更趋精细与雅致，实用与审美两重属性兼顾良好；二是竹成为江南园林重要造景之物，竹的观赏价值得到前所未有之强调。由此可见，魏晋之后在湖州主流文化由武趋文的渐变过程中，竹已然开始以主导者的身份全面参与和推动整个转型的发生，并使自己从此成为湖州文脉的经典音符。

明清二季，地处东南繁华之域的湖州，工商业日渐兴盛、城镇化开始兴起、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其直接结果是使湖州主流文化于风雅之外，开始表现出俗世与重利的一面，明代湖州籍文学家凌朦初的“二拍”即可印证。此期的湖州竹文化，在继续充当其作为理想生命哲学之客观对应物（即文雅之象征）的同时，亦能较快地顺应湖州主流文化的新变，这不仅反映于作为商品的竹、竹笋和竹加工制品的生产规模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还表现在如为满足城镇居民多层次需要的竹制工艺品的日益丰富与精巧、为吸引更多城镇食客以获取最大利润而在竹笋食用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的百笋宴的诞生等方面。而明清时期的湖州竹文化，正是在又一次主动对接区域主流文化新变的进程中，丰富并拓展着自己的学理内涵与个性特点。

晚清直至近现代时期，湖州依凭接近上海、苏州、杭州等开埠口岸之地理优势，开始全方位参与东南沿海近现代文明的缔造。以南浔丝商为代表的湖州近现代商人群体，对于海派文化的形成与定型，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与海派文化一致，近现代湖商文化的精神内核，同样可以外向、善纳、权变、创新、进取等关键词予以概括，而这无疑是对湖州区域文化体系的充实与更新。在湖州主流文化向海派归趋与靠拢之际，湖州竹文化也在做着相应的调整和转变，最具说服力的个案要数吴昌硕其人及其所开创的昌硕文化。从竹乡安吉走出、最终成为清末海派泰斗的吴昌硕，无论其虽堪称曲折然异常精彩的人生途程，还是其诗、书、画、印四大领域让人高山仰止的艺术成就，尤其是挥洒于吴昌硕笔墨中的雄强气势（如其名满天下的《竹石图》等一批描写竹子的绘画作品便可证此），所表现的分明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于觉醒时分所发出的振聋发聩的音响，也正是在这一价值层面，吴昌硕及其引领的昌硕文化成了海派文化的中流砥柱。昌硕文化雄强一面的取得，固然与屈辱中求生存、动荡中寻出路的时代背景有关，同时也与竹本身所具有的刚毅、坚韧、拓新、向上的人文品格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故而，湖州竹文化演进到近现代时期，其内在所一直存有的雄强、开拓、进取等元素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张扬，而这又是和此期的湖州区域文化全面“海派化”的历史语境相吻合的，两者所欲要彰显的皆为在开明与开放中求开拓的时代精神。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背负厚重历史积淀的湖州区域文化，在经历了短暂的迷惘与阵痛之后，即开启了旨在建立现代新型湖州区域文化的序幕。湖州地处长三角中心的区位特点及其河网密布的水乡性质，再加上近现代海派文化之于湖州的长期熏染，都使新时期湖州文化近乎本能地表现出善于吸收、善于应变、善于创新和善于拓展的特点，而这又是市场经济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内在诉求。因此，一旦湖州文化开始有意识地朝着当代市场文化转向，必然会取得不俗的成就，仅以湖州竹文化为例即能说明。今天湖州的竹产业，能以全国2%的立竹量，创造出全国20%的竹产值，主要归功于新时期湖州文化擅长吸收和擅长创新的品格，这是其一；其二，当前湖州的竹生态旅游，之所以能够享誉海内外，主要得益于旅游经营者对于市场脉搏与动向的敏锐洞察与正确判断，进而能够先人一步做出带有超前性质的旅游发展规划，而这事实上正是湖州当代文化擅长应变、擅长拓展和懂得与时俱进的最好表现。

综上所述，从钱山漾遗址所出土的湖州区域文化的最早形态，到下菰城时期湖州的尚武文化，再到魏晋与两宋之际湖州的雅逸文化，明清二代湖州的世俗文化，再到近现代湖州的海派文化，以至新时期以来湖州的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在湖州本土文化煌煌数千年的阶梯式发展进程中，竹文化始终能以自身多样化的阐释空间和多向度的精神理念，较好地配合与顺应湖州主流文化在各历史阶段的变迁。在其一次又一次完美辅助湖州区域文化生成与定型的同时，既为4700余年湖州竹文化的演变史谱写了一曲清新婉约的民歌，也为湖州竹文化积累了诸多属于自身的特质，并最终形成了湖州竹文化的独立品格。

二

湖州竹文化在4700多年里所层层积淀的特质，主要涵盖两大层面：一是其地域性，二是其本体性。

地域性指湖州竹文化始终是在湖州区域文化的范畴内生成的，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烙下湖州本土文化的印迹。百越之地和南蛮之域所赋予湖州原初文明的好武本色，使得湖州竹文化内核深处一直激荡着雄强和进取的因子；水乡泽国的地理风貌所提供给湖州文化的液体气质，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湖州竹文化的风格，让其也具备了水性文化的多变性与包容性；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和天下粮仓的美誉所昭示的湖州自古繁华的既有事实，很自然地渗透到湖州人的价值体系中，也同样使湖州竹文化表现出追求细致和精巧的特征；湖州区域文化在经历了相当漫长的“雅化”以后，外加清丽湖州本身所能呈示的人类理想栖居之所的意蕴，致使湖州竹文化得以显现出闲适与隐逸的一面。此外，近年来开始引起地方文化学者关注的湖州区域人格问题，正日益成为湖州文化研究的崭新生长点。湖州区域人格研究，主要是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考察湖州人的人格结构及其形成轨迹。作为初期研究成果，相继有学者提出了“水质人格”、“湖笔人格”、“丝质人格”和“竹质人格”等用以象征湖州人之人格特点的核心概念。而无论水质人格还是丝质人格，也无论湖笔人格还是竹质人格，四类人格有其显著的相通之处，即刚柔相济是它们共同的旨趣。因此，湖州竹文化的地域性，除在雄强、进取、多变、包容、精致、闲逸等方面显示出与湖州区域文化的合流之外，还在文化人类学的框架与体系内实现了对于湖州区域人格的精准定义，在最高层面上彰显了湖州竹文化的湖州特色。湖州竹文化的地域性，是其区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竹文化的根本之所在，所解决的是竹文化的身份问题。而湖州竹文化身份问题的实际取得，最终让其得以光彩夺目且完全独立的姿态汇入中华竹文化的交响乐中。

再来谈湖州竹文化的本体性。本体性关注的是竹文化之所以为竹文化的理由与依据。厘定湖州竹文化的本体性，可以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在湖州区域文化体系内，有效甄别湖州竹文化与湖州丝绸文化、湖州茶文化、湖州湖笔文化、湖州饮食文化等其他类型文化之不同，以此获得湖州竹文化在湖州文化系统中的独立位置；其二是解释“一定意义上，竹文化甚至成了湖州文化的代名词”这个论断，因为在湖州区域文化格局的生成中，始终有竹的强势参与、广泛渗透和积极贡献，从而使得湖州本土文化带有了竹文化的深重痕迹。进而也可以说，是竹文化成就并成全了湖州文化，并让后者在江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谱系中取得了自我身份与价值的认同。

比较而言，“自足”、“延展”、“生态”、“实用与审美兼备”等语汇的深层次结合，便可标示湖州竹文化本体性的真实面貌。“自足”意指竹文化是自成一体的和谐世界。竹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象，由其自然品格衍生而来的人文品格与精神系统，千百年来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心理活动的理想载体和人格诉求的上佳选择。在儒、释、道互济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历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对竹产生群体性钟爱，正是基于竹文化在指涉生命哲学领域所具有的丰富的阐释区间，换言之，就是竹文化的自足性。“延展”说的是在湖州区域文化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能找到竹文化的清晰面影，湖州主流文化的每一次新变也必然会有竹文化的推波助澜，二者之间总能显现出相当地默契与协调。由此表明，在湖州区域文化背景下生长的湖州竹文化，从来不是被动的、消极的、静态的，相反它一直是主动地、积极地、动态地去适应甚至引领湖州文化的转型与更新，从而体现出自身相当的灵活性、生长性和发展性，归纳起来便是湖州竹文化的延展性。“生态”是现代社会所强调的概念，湖州竹文化一方面凭借其自然属性为人类营造了一个绿意葱茏、生机盎然的实体空间，另方面又倚赖其精神属性为尘世中人构建了一座健康和谐、诗意悠远的心灵家园，尤其在水体严重污染、植被海量消失、人格普遍异化、心灵日渐荒芜的今天，竹文化在环境生态学和人文生态学方面的价值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故而，生态性也理应成为湖州竹文化本体性之一极。“实用与审美兼备”，是指竹不仅以实物形态大量进入湖州人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当中，以其在取材、加工和使用方面无可比拟的优势，不断丰富和充实着湖州人的饮食、生活、生产、建筑、交通、文房等领域，而且还以其美学样态渗入湖州人的精神生活与灵魂生活深处，在包括工艺品、音乐、舞蹈、文学、绘画等侧重情感表达、强化审美功能的领域，竹均占据着非常突出的地位，以至于形成了所谓“竹质人格”的湖州区域人格概念。实用与审美水乳交融的神韵，是支撑湖州竹文化本体性的基础所在。

由上可知，在湖州区域文化的类型文化序列中，能如竹文化一样同时涵纳“自足”、“延展”、“生态”和“实用与审美兼备”这四项本体性质且达成和谐统一的范例几乎是没有的，惟有湖州竹文化完成了对于自我本体最为深刻也最为系统的建构，并由此成为湖州区域文化的经典分支和首席代言。

行文至此，有关湖州竹文化的定义已然可以初步提炼出来。所谓湖州竹文化，是指发生于湖州区域文化背景内的关于竹的一切文化行为与文化符号。历时4700多年的湖州竹文化，在其与湖州主流文化、湖州类型文化的相互渗透与互相取得中，不仅拥有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如雄强进取、刚柔相济、兼容并蓄、雅逸闲适等，使其别样于异域他方之竹文化，同时也铸就了卓越的本体品格，如自适自足、动态延展、和谐生态理念、实用与审美兼备等，让其殊异于湖州文化谱系中的其他类型文化。湖州竹文化所具有的地域性和本体性，既保证了其作为专门史研究的完整而清晰的学科边界，又使自己得以独立而成熟的姿态参与湖州区域文化、江南地域文化和中华竹文化的历史生成与当下演绎。

［1］明·董斯张．吴兴备志［M］．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2］关传友．中华竹文化［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5］刘士林．江南文化精神［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

On Huzhou Bamboo Culture in the Regional Culture Pattern

WEI Liang1，2
（1．School of Litera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2．Faculty of Humanities ＆Tourism，Huzhou Vocational ＆Technological College，Huzhou 313000，China）

s：Bamboo in Huzhou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of forestry．The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amboo in Huzhou’s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iangzhu culture period of the Qianshanyoung civilization．As early as 4700 years ago，bamboo was widely used in Huzhou people’s daily life and production，and in subsequent years，the participation and penetration of bamboo into the life and production there became more and more strong，more and more profound，and more and more versatile．More importantly，since the Qianshanyoung civilization，bamboo with its strong presence has always been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promoting the Huzhou regional culture，or helping to realize a new change and transition in the long history．In other words，in the local culture，bamboo has been accompany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zhou with its beautiful figure and soft notes，and to some sense，bamboo can be regarded as what has made the Huzhou regional culture．

regional culture；bamboo culture；penetration，boost，formation

G127

A

1009-1734（2011）05-0001-04

2011-07-27

韦良，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湖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和江南地域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陈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