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运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论战前江苏省基层官员在禁烟禁毒运动中的作用

杨红运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在战前江苏省的禁烟禁毒运动中，由于联保连坐的压力、官员自上而下的纵向压力、硬性指标和数字攀比的横向压力，造成了基层官员的滥举和滥捕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了诬告和索诈的盛行，因此，禁烟禁毒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江苏；禁烟禁毒；基层官员

烟毒问题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自晚清至民国的历届政府都力图运用政权力量去禁绝。尽管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禁烟禁毒的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就战前江苏省禁烟禁毒中的基层官员的行为研究而言，至今却还没有相关研究成果，而江苏省作为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带，其政策执行力度最能体现中央政府的意图。作为该地区基层官员政治行为的研究，则是从微观角度去理解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政策的关键。

江苏省政府于1934年采取了 “寓禁于征”的政策，具体做法是：对吸用鸦片人犯采渐进政策，限令逐年递减，准备4年禁绝 （即1937年底）。为此，省府规定对烟民进行登记。这种登记又分为总登记；针对外回籍烟民的补行登记；针对穷乡僻壤地区的自新登记①。然而，这种自新登记的效果并不佳，因为 “自新登记下烟民的观望，使得禁政实行一年多，毒品犯还是很多，鸦片还是充斥。”用江苏省民政厅长余井塘的话说就是 “只能说没有失败，不能说十分成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