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光璧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鲜为人知的历史插曲①

董光璧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自然辩证法史上的学术争论故事,涉及杜林、亥姆霍兹与恩格斯之间的三角关系。

自然辩证法史;恩格斯;杜林;亥姆霍兹

当杜林 (Eugen Karl Dührin,1833-1921)的名声足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一个与马克思(KarlHeinrichMarx,1818-1883)相抗衡的“杜林学派”时,这位盲人科学家招致了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无情批判。另一方面,作为柏林大学的一个无公薪讲师的杜林,竟向德国科学大师、本校物理学教授亥姆霍兹 (Her man von Helmholz,1821-1894),发动了一场科学道德的问罪,结果被革职。而这时,恩格斯又因此把亥姆霍兹视为“卑贱和狭隘”的人,从而在《自然辩证法》的一个札记中,把他作为康德主义者进行批判。这场三角笔战是自然辩证法史上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小插曲。但是,可从中引出学术争论的某些教训。

杜林

杜林的《自然辩证法》(Naturliche Dialektik, 1865)是世界上第一部题名“自然辩证法”的专著,正是它引出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lektik der Natur)。

杜林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瑞典血统的官吏家庭。他富有启蒙精神的父亲,使他养成独立和坚定的思想。早年他对数学和天文学感兴趣,后来入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当了一名律师。不幸,1861年28岁的杜林因眼疾而失明。但是,他自信不屈,先是在妻子,后又有儿子帮助,艰难地从事经济学和哲学研究。1865年成为无工薪讲师,讲授哲学和经济学。1870年起自称社会主义者,在柏林大学名声高涨,以致达到“不听杜林课就什么也不要听”的程度,并且在社会民主党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形成一个杜林派。

盲人杜林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先后出版了 15部著作:《资本的劳动——对老问题的新回答》(1865年)、《自然的辩证法——科学和哲学的新逻辑基础》(1865年)、《国民经济学说批判》(1866年)、《贬低凯里功绩的人和公民经济学基础》(1867年)、《我致普鲁士内阁陈条的命运》(1868年)、《哲学批判史》(1869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0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兼论财政政策基本问题》(1872年?)、《力学一般原理批判史》(1873年)、《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的形成》(1875年)、《逻辑和科学理论》(1878年)、《19世纪的伽利略——罗伯特·迈尔以及对于开创科学伟业的学者们的学术迫害》(第一卷 1879年,第二卷 1895年)、自传《事业、生活和敌人》(1882年)、《用完满的东西代替宗教》(1882年)。

杜林的《力学一般原理批判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allgemeinen Principien der Mechanik, 1872)是一本有价值的力学史著作。他的《自然的辩证法》被当代哲学家霍普丁看作是 19世纪后半叶“最可钦佩的著作之一”①霍普丁:欧根·杜林,《外国哲学资料》第 5辑,第 19-32页,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

杜林和恩格斯

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 1867年一出版,杜林就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现代知识补充资料》1867年第 3卷 (第 182-186页)发表书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就此交换了意见,并开始研究他的思想。

1868年 1月 7日,恩格斯将杜林的评论寄给马克思,并称杜林是“庸俗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第二天回信说“杜林的文章颇为大方”,并推断他是“由于恼恨罗雪尔(W 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 1817-1894)才来评论这本书的。”四天后,马克思又写信告诉恩格斯,他到图书馆查杜林的书,发现“杜林是位伟大的哲学家”,写了一本《自然的辩证法》反对黑格尔 (Georg W 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非自然的辩证法”。接着库格曼(Ludwig Kugmann,1830-1902)又把杜林的《贬低凯里的人和国民经济学基础》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在 1868年 1月 11日的回信中说,杜林的评论首先是“恐惧”,要批驳这本书。1868年 2月 4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杜林这位“柏林狂人”,对他的《资本论》的评论还是“小心翼翼”的,不像对密尔 (John StuartMill,1806-1873)和罗雪尔那样粗暴,并告诉恩格斯,杜林在《劳动与资本》中骂了拉萨尔 (Friedrich Lasal,1825-1864)。1868年 3月 6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说,杜林是个“傲慢的人”,但对《资本论》的评论却“语调困窘”。虽然杜林半有意半无意栽赃马克思是黑格尔主义者,但马克思并不在乎,并且说:“我应该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位专家。”1868年 7月4日马克思致迈耶尔 (Siegfried Meyer,1840-1872)的信中说,杜林对《资本论》的评论“语调拘谨”,但总体上还是“赞赏的态度”。在这些以及其他的有关杜林评论的驳议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对杜林是宽容的。

自 1868年 8月以后,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似乎不再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被恩格斯视为“庸俗经济学家”的杜林,竟然有广泛的读者和听众,以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形成一个“杜林派”。1876年夏天,莫斯特 (JohannMost,1846-1906)在《柏林自由新闻》上发表赞颂杜林的文章,这引起恩格斯的愤怒并决定批判杜林。

1876年 7月 2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把杜林的《哲学教程》说成是“荒诞透顶的胡言乱语”,是“施舍给乞丐的稀汤”,他在以杜林的哲学自娱。1876年 8月 5日恩格斯又写信告诉马克思,他在读杜林的《哲学教程》,并说:

这本东西的庸俗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部分还是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法的可怜的残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形而上学就又开始支配一切,他也就像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驮着他无望地兜圈子。

1876年 10月 27日在无政府主义者伯尔尼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瓦尔泰西 (Julius KarlValteich,1839-1915)做来宾演讲中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派和杜林派问题。恩格斯开始在《前进报》(1877年 1月 3日至 7月 7日)上发表反杜林的文章,《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和《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1877年 5月 27日至 29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哥达开代表大会,杜林派发起抵制恩格斯的建议。由莫斯特提案,瓦尔泰西附议,禁止《前进报》继续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李卜克内西(W ilhe lm Liebknecht,1826-1900)坚决驳议,倍倍尔 (AugustBebel,1840-1913)折中。结果决定转到《前进报》副刊或《评论》或《未来》上继续发表。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了恩格斯的这些文章的汇集《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杜林和亥姆霍兹

亥姆霍兹出生在波茨坦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其父崇拜费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对他有深远的影响。1832年他进柏林皇家医学外科研究所学习,毕业后行医一年,并以《关于无脊椎动物射精系统的构造》一文获博士学位。1843年开始作为军医服务军队,1845年退役在柏林开业行医。由于参加物理学会的活动,他的研究从生理学转向物理学。1847年出版了他的《论力的守恒》,全称为《论力的守恒,1847年 7月 23日在柏林物理学会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物理学问题的报告》。

这本书的出版颇费周折。亥姆霍兹把它送给化学家马格努斯 (Heinrich Gustav Magnus,1802-1870),以求在当时的权威杂志《物理化学年鉴》上发表。马格努斯对亥姆霍兹的这项研究持批判态度,他反对把数学用于实验并把物理学各个领域联系起来。于是又请杜布瓦 -雷蒙 (Emile Du Bois-Reymound,1818-1895)推荐给主编波根道夫 (Johann Christian Poggendorff,1796-1877)。波根道夫承认亥姆霍兹的创造,但强调杂志的宗旨是发表实验研究论文,劝其自费出版。亥姆霍兹很不高兴,但是由于有杜布瓦 -雷蒙的美言鼎助,柏林雷梅尔出版社还是作为公共出版物出版了他的论文。

1848年亥姆霍兹被推荐为柏林美术学校教授,翌年迁任格尼斯堡大学编外生理学教授。这个学校传统自然哲学的势力强大,这势力的代表是黑格尔学派的罗森克兰兹 (Karl Rosenkranz,1805-1879)。亥姆霍兹虽然不满罗森克兰兹的哲学,但并未采取直接攻击的形式,而是通过科学演讲使公众理解科学。1854年他的《论力的守恒》受到他的亲密朋友克劳修斯 (Rudolph Clausius,1822-1888)的攻击。亥姆霍兹向格尼斯堡知识界演讲《自然力的相互作用及与此有关的物理学的确证》,以介绍他的科学成果及其思想。

1855年亥姆霍兹迁任波恩大学生理学教授, 1858年又应基尔霍夫 (Gustav Robert Kilchhoff,1824 -1887)的邀请改任海德堡大学,1861年成为该校的副校长。1862年出版他的又一代表作《作为音乐理论生理学基础的音响感觉理论》,1866年完成大作《生理光学纲要》。此后他的科学兴趣向数学和物理学集中。1870年他成为柏林科学院院士,1871年转任柏林大学物理学教授。

这样,亥姆霍兹和杜林就同在柏林大学了,杜林此时已经以社会主义为己任,虽然他的演讲是很成功的,可是教授的选拔总是偶然的,他只能等待着晋升。杜林激烈地批评大学当局。与这种对校方的批评相结合,他进而批评支持这所大学的权威地位的教授。他的这种批评从攻击物理学教授亥姆霍兹开始。恰好有一个机会,哥廷根大学哲学系运用贝奈克 (Friedrich Eduard Beneke,1795-1854)基金悬赏《力学一般原理批判史》论文,杜林对亥姆霍兹的进攻,就以这篇论文发动了。他在《力学一般原理批判史》中指责亥姆霍兹没有提及迈尔 (Julius RobertMayer,1814-1878)的先驱工作。

杜林对这次论文悬赏的积极响应有其对基金捐赠人贝奈克的同情和公感背景。贝奈克 1820年成为柏林大学讲师,1822年出版《道德的自然科学基础》。这本书对黑格尔乐观主义的非难,令柏林大学的有关学术权威震惊,并导致他被革除教职。当时的文化部长是黑格尔派的人,不但把贝奈克革除柏林大学,而且还阻挠他应聘耶拿大学。无奈,贝奈克归隐哥廷根。1827年,贝奈克总算恢复了柏林大学的教职,黑格尔死后又晋升为编外教授。由于怀才不遇和疾病缠身,贝奈克于 1854年投河自杀。他的弟弟,一位宗教局的工人,按死者的遗嘱,把遗产作为哲学奖学金,委托哥廷根大学管理,专门支持那些排斥黑格尔式的思辨、主张经验论的哲学思想。

杜林一贯反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这次哥廷根悬赏共有 5篇论文应征,杜林的论文获头奖。评委会对杜林的论文给予高度评价,但也指出他过于把功绩归于先行者的缺陷。而杜林并未在意,其后继续攻击亥姆霍兹,并且毫不缓和。柏林大学以其毁誉亥姆霍兹教授为口实,实为报复他对大学当局的批评以及他的社会主义思想。1877年,亥姆霍兹成为柏林大学校长,而杜林则被赶出柏林大学。

杜林丢职后写《迈尔》,其第一卷的开头就写道:

如此被迫害,几乎被压制而死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罗伯特·迈尔。加给他的罪同伽利略是同样意义的,实在是一件对现在后来都有非常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杜林把亥姆霍兹忽视迈尔的工作看作是学术迫害。据当事者的回忆,迈尔本人并没有提出优先权要求,但也对亥姆霍兹非常不满意。直到 1868年的全德自然科学家大会,在亥姆霍兹登台演讲时迈尔离场示恨,而亥姆霍兹在其演讲中高度评价了迈尔的先驱工作。

恩格斯和亥姆霍兹

杜林的被革职,不仅在校内引起青年学生的极大不满,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杜林的拥护者莫斯特和反对者李卜克内西都立即抗议。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1877年 7月 6日发表了某个学生对杜林的《颂诗》。李卜克内西把这份报纸寄给恩格斯,恩格斯的态度在他 1877年 6月 25日致白拉克(Wilhe lm Braak,1842-1880)的信中早已有反映:

这个亥姆霍兹该是一个多么卑贱和狭隘的人,一个什么杜林的意见居然就能把他惹得发火,而且甚至要柏林大学做出抉择:不是杜林就是我出去!似乎杜林的作品的总和及其全部疯狂的嫉妒心在科学上会比一个空蛋壳的价值还要大一点!亥姆霍兹尽管是一位多么杰出的实验家,但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当然丝毫也不比杜林高明。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卷,第 257页。

关于亥姆霍兹的哲学思想,在 1871年 5月 28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也谈道:

从 1853年以来,亥姆霍兹先生一直没有中断对自由之物问题的探讨,但始终没有弄清楚。此人不知道羞耻,现在还若无其事地再版他在达尔文著作问世以前出版的荒谬货色。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卷,第 20页。

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多处引用亥姆霍兹,这是人所共知的。

大约在1880年或 1881年,恩格斯为《自然辩证法》所写的论文《运动的基本形态》,通过对力这一概念的剖析,评论了亥姆霍兹的思想,并且将其同迈尔的思想做了比较。恩格斯的基本态度是扬迈尔抑亥姆霍兹的。恩格斯承认亥姆霍兹的“力守恒”是运动不灭定律的一种形式,但认为不如“能量守恒”更确切。恩格斯极力主张“能是排斥”的一种形式,而对亥姆霍兹把力主要标示为吸引极为不满。在恩格斯看来,迈尔的工作远超过亥姆霍兹1847年的工作:

亥姆霍兹在他的《通俗科学演讲集》第 2卷第113页上表示,在自然科学上证明笛卡尔 (Rene Descartes,1596-1650)关于运动在量方面不变的原理的功绩,除了迈尔、焦耳 (James Prescott Joule; 1818-1889)和柯尔丁(Ludwig August Colding,1815 -1888)外,似乎也有他自己一份。“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迈尔和柯尔丁的,而且只是在我自己的工作完成时才知道焦耳的实验,但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我竭力探究一切可以从上述观点得出自然界各种过程间的关系,而且在 1847年以《论力的守恒》为题的小册子中公布了自己的研究。”②恩格斯引的是亥姆霍兹的话——编者注。

但是在这本著作中并没有什么超过 1847年科学水平的东西,只有下面两点例外,一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很有价值的数学上的证明:“力守恒”和作用于某一体系中各个不同物体之间的各个力的中心作用,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表现,其次是他较为准确地表达了下面这个定律:某一特定力学体系中的活力和张力的总和是不变的。在其他方面,亥姆霍兹的这本书都已经被迈尔 1845年的第二篇论文所超过。在 1842年迈尔已经肯定了“力不灭”,而在 1845年他又根据自己的观点,在“自然界中各种过程关系”方面说出了比亥姆兹在 1947年所发表的高明得多的东西。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33页,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

A L ittle-known Historical Episode

DONG Guang-bi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Natur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10)

An academic controversy in the history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was launched among Dührin, Helmholtz and Engels.

history ofDialectics of nature;Engels;Dührin;Helmhol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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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2-9021(2011)01-0007-04

2010-10-28

[责任编辑普梅笑]

① 本文完成于 1991年 3月25日,在第二天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专业委员会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会后送《哲学动态》而未被接受。

董光壁 (1935-),男,河北丰润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史与科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