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元素及其当代意义

2011-08-15李永建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1期

关键词：国民鲁迅

李永建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鲁迅元素及其当代意义

李永建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重体轻用的学院式研究模式造成了鲁迅研究的过度与饱和，也与重视干预现实社会的实践性的鲁迅精神相违背，因而有必要在鲁迅研究上进行战略转移:由注重“体”即构成要素、内涵、特征等的研究转变为侧重于“用”即功能、价值、意义和影响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从鲁迅文本中提炼、抽绎出鲁迅元素即鲁迅的思想、文学中最本质、最精华部分的组成单位，在与当代人产生心理共振的基础上，矫正、引导、重塑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在这一思路下从社会现实、国民文化心理、人类普遍的人性等几个方面来阐发鲁迅元素的当代意义。

鲁迅元素;当代意义;体用;社会现实;文化心理;普遍人性

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1]6这句话移用过来也可以这样说:“所有的文学都是当代文学”。也就是说，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多么经典的作品，只有那些与当代人的心灵产生强烈共鸣的、在当代人的内心深处留下印痕的，才是有价值、有生命力的。对于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当我们阅读、阐释、估价他时，也应该建立在他是否具有当代意义这个价值标准之上。虽然鲁迅研究中“体”、“用”同样重要，但对鲁迅的“体”的研究已出现阐释过度、研究饱和的态势，言说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而应该进行战略转移，侧重于“用”即其价值、功能的研究、开掘。就鲁迅本人而言，虽然他也有着文学家、学者的身份，但他主要是思想家，是战士，曾以“精神界之战士”自许，因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重“用”的。他晚年对自己的老师章太炎的评价中褒扬其作为斗士的前半生而贬抑其作为书斋学者的后半生的价值取向，完全可以借用来研读、评价鲁迅。而当前学界对鲁迅研究的日益精致化、学院化的态势与鲁迅当年所反对的整理国故一样，则有违鲁迅初衷。

那么鲁迅是否具有当代意义，又有着怎样的当代意义呢?这有必要回顾一下鲁迅当年对自己作品未来价值的预测。面对一些论敌讽刺鲁迅的“落伍”，鲁迅这样回应:“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2]514鲁迅是发自内心地希望自己的作品和他所处的时代一起腐朽和灭亡的，如今，鲁迅的时代已经远去，鲁迅离开我们也已经七十余年，那鲁迅当年的话今天还适用吗?客观而言，时过境迁，鲁迅的一些关涉个人私怨的泄愤之作、商业性的刊物广告和记录日常琐事的日记，确实没有太多的精神文化内涵，除了当作专业研究者的文献资料，已经失去存留、阅读的价值，应该从鲁迅著作中删除以卸载;他的一些学术特别是稽古之作，虽然自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与作为战士的鲁迅的精神特质有较大距离，也可以加以淡化。然而，鲁迅如泉下有知，也会慨叹和“可以自慢”的是，他的作品并未随着他的时代的逝去而速朽，大部分还具有极强的现实生命力。这又分为两种形态:其一，鲁迅当时针砭的世道人心的病态，今天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甚至有的还变本加厉，故而仍然需要鲁迅当初所开的处方加以疗救。正如当年鲁迅所说:“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3]46其二，鲁迅对世事人生体察、表现得异常深刻，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故而虽然是从彼时彼地抽绎出来的认识、见解，但移植、运用于当下，仍然拥有重要的价值。

鲁迅的思想是丰富、复杂甚至矛盾的，怎样吸纳他的价值内核而化作今人的精神营养呢?在这里我们引入了“鲁迅元素”这一概念。所谓“鲁迅元素”，指的是鲁迅的思想、文学中最本质、最精华部分的组成单位，它既淘洗、过滤掉了鲁迅著作中受具体因素限制的枝蔓、芜杂成分，同时还保存着它根植于源头活水的鲜活和具象。这正如钱理群、王乾坤所言:“构成鲁迅思想的基本单位(元素)的，不是抽象的逻辑范畴，而是一些客观形象与主观意趣统一的典型化的单位意象”，而他们“所作的编选鲁迅‘论语’的工作，实质上就是将鲁迅思想命题中的普遍内容与形式从具体的历史纠葛中‘剥离’出来”，“重新发现过去多少被我们忽视了的鲁迅思想中的普遍的超越意义。”[4]开掘、光大鲁迅的当代意义就是从鲁迅文本中提炼、抽绎出鲁迅元素，在与当代人产生心理共振的基础上，矫正、引导、重塑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但是，我们切忌对鲁迅的“用”的研究沦为实用主义——我们以往已经过多地尝了将鲁迅及其研究当作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工具而进行任意地、断章取义地切割的苦果，而应该将鲁迅作为一个整体并在保持其本体的独立性、完整性的前提下来进行研读、阐释和运用。本文准备在这一思路下从社会现实、国民文化心理、人类普遍的人性等几个方面来阐发鲁迅元素的当代意义。

一

当年鲁迅说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为国捐躯和他的诗作《希望》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没有死。”[5]182今天，当阅读鲁迅对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现实人生进行针砭的文章时，我们会不由产生同样的悲哀:鲁迅的文章没有死。鲁迅所嘲讽、愤慨的世态人心的负面，虽历经多年、移位变形，但仍根深蒂固，不仅以另外的形态存留下来，有的还更加严重恶化了。对此，我们不知道应该敬佩鲁迅的深刻、伟大，还是应该为时代发展得如此缓慢而悲哀。

“还债的”和“讨债者”这两个词是鲁迅从古书中钩沉出来的，但他借用过来透视他所处的现实社会，就有了惊人的发现和深刻的总结:“无论什么局面，当开创之际，必靠许多‘还债的’;创业既定，即发生许多‘讨债者’。此‘讨债者’发生迟，局面好;发生早，局面糟;与‘还债的’同时发生，局面完。呜呼‘还债的’也!”[6]221此语鲁迅写于1927年末，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以史为鉴，对现实社会的体察是如此透彻，对社会政治的未来走向又有着多么精确的预测，而鲁迅又于冷静平淡中隐寓着多么深重的忧虑和痛惜。而更让我们惊悚不安的是，鲁迅关于“还债的”和“讨债者”之说，又多么像巫师的谶语，也概括了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荒谬现象:无数先烈以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民族的独立、社会的安定，他们无疑都是鲁迅所说的“还债的”;而如今的和平时期，那些混迹于政界、商海的腐败者，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自己购置豪宅、香车，包养情妇，过着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些人也恰如鲁迅所说的“讨债者”。而“讨债者”日多然“还债的”渐少，虽然不至于“局面完”，但却令人非常担忧。重温鲁迅之语，当政者应为之惊醒、引以为戒，每个公民也应自审审人，使社会人心走向良性态势。

鲁迅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对“西崽相”有过精辟透彻的论述。西崽是旧时对西洋人雇佣的中国男仆的蔑称，鲁迅认为:“西崽和华仆在人格上也并无高下，……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华人”。“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7]366“西崽相”是鲁迅对凝淀于国民性中的主奴意识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角色上的体现和延伸的一种形象而经典的概括，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化的意象。时至今日，中国某些人的“西崽相”不仅没有完全消除，而且随着中外在政、商、企、学等方面交往、合作的日益频繁和深化，具有“西崽相”的人反而有增无减，而且面目、手段更加复杂、多变，危害也越发严重。他们往往依凭兼具中外语言、知识、文化的背景优势，在涉外活动中不仅以心理上的优越感而周旋于国人与洋人之间，而且从中获取额外的好处，为此甚至牺牲、出卖民族的利益和尊严。而鲁迅在七十年前对“西崽相”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对我们今天识别和防范具有“西崽相”的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武器，也使那些从事涉外工作的人们有了一面藉以自审自戒的人文之镜。

鲁迅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儿童非常关注，他是儿童本位教育理念的倡导者和践履者。在《狂人日记》中他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并为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读物的创作、翻译、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当时以儿童为主的教育的状况和结果怎样呢?鲁迅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这样一个一针见血的估价:“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8]20鲁迅这一论述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这是他站在世界和人类的高度对现代教育体制对人尤其是对儿童的窒息生命、压抑个性等的异化现象的深刻反思和深重的忧虑。七十多年过去了，鲁迅当年呼唤、期望的“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的时候不仅没有到来，而且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中，教育对人的异化现象反而更严重了，教育机构、教师、学生之间出现了多重多向的异化:各类学校变成了以升学率、利润创收为重要指标的产业化的工厂，教师成为了传授技艺的工具而丧失了育人传道的功能，学生在升学、就业等的沉重压力下沦为了知识的容器和考试机器。由此而回想鲁迅对儿童的倾心呵护和对教育前景的忧虑，我们今天的每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应有所戒惧和醒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的有些元素，是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弥漫于鲁迅作品的字里行间，它们作为鲁迅的内置的、软性的元素，对当代人具有更大的意义。比如，他的对任何政治势力、文化权威始终保持戒备、充满批判意识的观念、立场，他的永远站在被损害、被侮辱的一方与势力集团斗争的傲骨，他的正面文章反面看、对现实永不满足、充满怀疑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当代国民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欠缺的。而吸收鲁迅元素中的独立人格、自主精神、反向思维等的养料，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的变革和认识方式的转变”[9]662，对建构健全的人格理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经常谈到三个相连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10]55这三个问题也是鲁迅后来一直关注和探索，而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国民劣根性即国民文化心理病态一面的体察和诊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1]526国民劣根性，因为沉潜于风俗习尚中，又积淀于国民文化心理深层，浸骨入髓，时至今日，虽经历时世变迁、社会变革，但并未根除，许多还顽固地残留了下来。因而鲁迅当年为国民作出的诊断和开具的处方，还仍然有用有效，而鲁迅当年对国民种种形态各异的病症的深刻体察和经典式的概括所构成的鲁迅元素，仍是今天察人审己的一面很好的镜子。

奴性和主奴意识是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经典概括之一。鲁迅对国民因为长期受异族统治并受本民族统治者的压制而形成的奴隶地位及相应的奴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这样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又进而概括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2]225。奴隶地位处境是国民身不由己的状态，如果说鲁迅对此只是感到无奈和痛心的话，那么对于一些国民身上的甘于为奴的奴性则是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了。他晚年连着写了《隔膜》、《买＜小学大全＞记》两篇文章，在追忆了清朝两个知识分子冯起炎和尹嘉铨“不悟自己之为奴”反而向清朝主子撒娇、请谥最终招致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的史实后，对其所显现的国民的奴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无情的嘲讽。鲁迅对奴性的反省在后来的巴金那里得到了延续和回应:“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13]86这是巴金二十多年前对自己在建国之后沦为“精神奴隶”的沉痛反思和自审，也印证了鲁迅思想生命力的强大和影响的深远。然而，让我们深感忧虑的是当下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未摆脱奴性的阴影，有些方面还加剧、扩展了:自我甘于屈从的对象，由原先的权力，又增加了金钱甚至内心的欲望。但可悲的是，现在像巴金那样勇于自我反省的人却越来越少，而自得并沉醉于奴隶状态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鲁迅不仅发现了国民身上的奴性，还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国民心理上的更大病变，即主奴意识:拥有了权力、做了主人的奴隶，对待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比原先的主子对待自己更残暴、更凶狠。对此鲁迅有着非常形象的比喻:“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2]63反之也一样，主人失去了权力就甘于做奴才:“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11]557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主性和奴性同具一人之身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长久存在的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心理现象，或者说鲁迅以睿智的目光发现了人性深层一时无法改变的弱点或缺陷。经过多年的政治、文化变革，国民的独立意识、平等意识有所增强，主奴意识也相应有所淡化。但是，因为在现阶段阶层以及相应人们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还存在，主奴意识在国民身上还程度不同地遗留着:在政治、经济、学术领域甚至日常生活中，处于底层的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不得不向地位高的人屈从、“纳贡”，甚至要以付出尊严、人格作为交换的资源为代价。而这样的人一旦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自然会以上层人对待自己的态度那样来对待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以换回心理上的平衡。张梦阳认为:“鲁迅独立的哲学品格的真谛”是“人既不能作奴隶也不能作奴隶主，只能作自己的主人!”[9]610鲁迅所呼唤的以人的自由、独立为目标的“第三样时代”是我们所渴望的，但要真正变为现实，还要走很长的路。

“做戏”与“看戏”是鲁迅对国民文化心理病变的又一深刻发现。“做戏”与“看戏”作为相反相成、相互依存的两种现象，是国民文化心理深层虚伪、矫饰和冷漠、残忍的一种外在显现。对于“做戏”的，鲁迅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做戏的虚无党”，他们的特征和表现是:“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2]346鲁迅先后在《宣传与做戏》、《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和《吃教》等文章里，对不同时期、不同职业、表现各异的“做戏的虚无党”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刻画和揭露。而这种人前人后不一致，想的、说的和做的完全两样、没有信仰和操守的“做戏的虚无党”，在鲁迅身后的今天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数量上有所增多，并且在技巧上添加了不少新花样:不仅商人、政客做戏，连书斋里的学者也不甘寂寞，频频做秀;他们的舞台不再限于谈判桌、会场和讲台，还拓展到报纸、电视台、网络这些现代媒体，并且在其中游刃有余、如鱼得水;进而还出现了政客、商人、学者演员化和演员、政客、商人学者化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互融互渗的做戏现象。在这样一个惯于、善于做戏的国度、体制和习尚中，一个本真、坦率地面对自我和他人的人反而像是在做戏了，而揭穿他人、社会做戏的人同样也会被做戏的群体所嘲弄和不容。这是一种文化的悲哀，也是鲁迅当年所不曾预料到的。

“看戏”者更是鲁迅所痛恨的，也是他一生所鞭笞的。他曾这样沉痛地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12]170鲁迅先后在《示众》、《药》、《祝福》、《孔乙己》、《阿 Q 正传》、《复仇》等作品中刻画了各式各样的看客形象。鲁迅笔下的那种把牺牲者当作“散胙”的看客，如吃革命烈士夏瑜的鲜血浸泡的馒头以治痨病的华小拴，讥笑、侮辱因救众生而被钉杀于十字架的耶稣的以色列人等，在现在的和平年代一天天减少了，这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不过，那种“冀人之危，以为谈助”[14]255、以他人的痛苦来建立自己的优越感的看客及看客心理还普遍存在。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到处可以看到许多围观残疾人、溺水者、受伤者而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的吗?更有甚者，一些围观者对那些准备跳楼、跳水而又犹豫不决者不是还哄笑加油并狂喊“是好汉就赶紧跳下去”的吗?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博爱之心不发扬光大，看客现象就永远不会根除，同样鲁迅对看客的忧愤就永远不会释解。

“瞒和骗”、“自欺欺人”是鲁迅对国民性的又一准确的诊断。他认为“瞒和骗”、“自欺欺人”这一国民劣根性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国人的身上心中，其二是文人创作的文艺作品里。他这样写到:“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由此也生于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12]252也就是说，国人的“瞒和骗”的行为产生了“瞒和骗”的文艺，而“瞒和骗”的文艺反过来又促使国人陷入更大的“瞒和骗”之中，二者形成了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而结果则是国人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中日益被毒化和扭曲。建国后的“十七年”、“文革”时期的文艺，不仅没有摆脱“瞒和骗”，反而把它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学艺术沦为了政治集团遮盖社会真相并进而愚弄民众的宣传工具，逃避了表现民众痛苦、为民请命的神圣责任，甚至不敢正视和书写作家自己的真情实感。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深化，作家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觉醒、增强了，大多数作家都敢于“睁了眼看”和写，特别是晚近出现的关注底层民众生存状态、揭露政治腐败的新现实主义文学，都充分显现了作家的良知、真诚和勇气，这是十分可贵、可喜的。但仍有一些作家昧着良心来粉饰现实、谄媚取悦于权力集团，继续制造“瞒和骗”的文艺，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而现实生活中的“瞒和骗”，作为国民文化心理上的痛疾和行为上的陋习，不仅仍然存在着，还大有蔓延的趋势。在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等领域中，“瞒和骗”的现象到处可见，几乎达到了无法取信于人的地步。更可怕的是，即使在神圣的课堂上，以传道授业为己任的教师也不得不“瞒和骗”:以高校为主的许多课程根本就不是一种科学体系，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化的说教、宣传，但作为一种职业的任何一个教师又不能违背现有体制而言说个人的话语，除非他不再以此谋生。也就是说，“瞒和骗”不仅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还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另外，“瞒和骗”还渗透到家庭、亲友、师生之间这些日常交往之中，以至于人际间失去了起码的真诚和信任。“瞒和骗”有如此巨大、持久的生命力，我们不知应该敬佩鲁迅对国民性体察的深刻，还是应该哀叹社会历史的停滞和人性的退化。

鲁迅在《推》、《爬和撞》等文章中，从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发现了国民的“推”、“踏”、“撞”等不文明行为，并进而从中发掘了它们所隐喻的国民文化心理病变的深层内涵，而这些，对我们审视国民的日常行为和文化心理，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3]205你看，鲁迅笔下的国民的粗野、自私、恬不知耻，不正是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到处可见到的吗?这不正是给今天许多人的画像吗?鲁迅并未停留在社会现象这一表层，而是透视了隐含于深层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推”和“踏”还表现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存竞争中:“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3]206“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3]278除了“推与踏”，“又发明了撞”:“只有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3]279“推”、“踏”、“撞”在这里已不再仅仅是具体的社会行为，而是衍生为一种抽象的、内在的文化现象:“推”、“踏”、“撞”的目的就是把别人“推”翻、“撞”倒、“踏”在脚下，从而自己可以顺利地“爬”上去。而这样的行为、心理和观念，在如今的政、商甚至学界都普遍存在:职位的晋升变成了无序的、不公平的竞争，德、才等综合素质已经不再是升迁与否的主要因素，成败反而取决于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前期投入或后期兑现的物质、精神资源的多或少，背后依凭的关系网的强或弱，最终必然是一些背景强大、资源丰富的人“推”、“撞”倒了别人，而自己“踏”着别人的身躯“爬”上去。此风已极大地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也毒化了社会的肌体和人们的心灵。因而回望鲁迅当年对此的忧愤，我们不由会陷入沉广的忧虑之中，而建构起一个健康、人性化的道德伦理标准、科学合理的价值评判体系、公平竞争的社会机制，是我们应该付出极大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正是我们根除“推”、“撞”、“踏”这些丑恶现象的根本举措。

三

鲁迅是不承认永恒的人性存在的，他认为一切都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变化。但是，在他笔下却还是出现了较为持久的人之常性，因而打破和超越了时空的阻隔、局限，不仅吸引和打动着今天的受众的心灵，而且还会一直流传下去。这具体又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鲁迅虽然当初是立足现实和民族对人进行体察和表现，但因站得高、看得透、开掘深，因而与人类普遍的人性内涵有了内在的连接和呼应。其二是鲁迅由对自我生命、心灵的审视、拷问而自然升华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从而拥有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以上两个方面，作为重要的人文资源，不仅使同代后人得到了独特的审美享受，更重要的是拓展了当代人的心灵空间，使当代人在精神面貌、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阿Q是与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同时也是鲁迅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鲁迅自己说他写阿Q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在我的眼里所经历过的中国的人生。”[15]84而阿Q的本质特征即精神胜利法，却出乎鲁迅自己的意料超出了国界而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因为精神胜利法不仅是阿Q、中国国民所独具的，同时也是人类所共有的人性的一个特征或弱点:对现实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转而从精神上寻找资源以求得心理的平衡甚至优越感。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当他面对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个人与社会、内心与外界、思想与行动的矛盾冲突时，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求诸外，通过现实行动来向自然和社会探索追求，通过得到物质上的利益和社会的荣誉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方面文学塑造了浮士德、堂·吉诃德这些不朽的艺术形象。另一种是求诸内，即回归内心，从精神世界开发资源，通过非直接的努力来对抗现实，从而得到心灵的充实和情感的慰藉，而代表着这一性格特征的文学典型有哈姆雷特和阿Q。但这两个艺术形象在价值取向上又有所不同:莎士比亚对哈姆雷特是正取向，是对他在困惑、犹疑中所表现出来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复杂的情感和强烈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一种认同和礼赞;而鲁迅对阿Q采取的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对其病态人格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针砭。虽然对鲁迅的这一价值评判论者见仁见智，但由此可见鲁迅的一种个性化的创新给人类的精神文化增添了一种独特的新质。只要人类存在，精神胜利法就不会消亡，它与人类、人性相始终。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形象及其精神胜利法，具有永恒的意义。

“死火”是鲁迅心结的一个艺术化的意象，同时也折射了人类个体生命在心理、人生选择上的一种永恒的矛盾和困惑。在冰谷中被冻结的“死火”，面临着两难困境:如果被人带出冰谷，它将会被烧尽;如果留在冰谷，它又会被冻灭。“死火”的是留是走，是烧尽还是冻灭的困惑，恰是鲁迅现实人生矛盾的自况。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说:“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有时则竟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做。”[8]81鲁迅现实生活中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在他的最具自传色彩、最有鲁迅气质的小说《孤独者》中以具象化的形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主人公魏连殳起初孝敬祖母、关爱孩子、呵护弱者、抗争社会黑暗，但在遭遇生存困境之后，却转而投靠权势以毒攻毒地报复社会，“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5]103鲁迅的散文、小说、书信中所显示出来的“死火”心结，即是奉献还是索取?是爱还是不爱?是享受生活还是“赶快做”?是复仇还是饶恕?等等的犹疑困惑、举棋不定，自然让我们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名言:“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the question”。也就是说，“死火”作为鲁迅的重要元素之一，不仅具有个人的心理上的价值，还具有普遍的超越时空的永恒的意义，它在当代人的心灵中同样产生强烈共鸣，因为“死火”一样的犹豫彷徨、矛盾痛苦是根植于每个个体心理深层的一个结，谁都无法逃避。在迷茫无助中作出选择，在选择中仍然还会游移不定、进退两难、无所适从，鲁迅袒露出的自我的内心矛盾，浓缩了人类的共同秘密。从这一点，同样可以看出鲁迅的伟大和深刻。

鲁迅笔下的“过客”意象是与人类心灵相通的鲁迅的又一个重要元素。《过客》中的过客，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一独特的人生处境和生命体验在其另一篇具有浓郁自传色彩的小说《在酒楼上》有更为具体的描写:“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里的游子愁怀与上述的过客心绪是相通相印的，都展示了鲁迅作为一个觉醒的生命个体从灵魂深处体悟到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人是被抛在世的，我们无处安置我们的身心，无法找到心灵归依的家园，只能永远在放逐的途中四处流浪，生活在别处但别处同样没有我们的生活。这一存在主义哲学所关注的人的在世方式在鲁迅的笔下得到了个性独具的艺术表现，也触摸到了从现代政治蒙昧中觉醒又陷入物欲迷途的处于同样生存境遇中的当代人心灵的最柔软、最敏感、最脆弱的地方，因而八十年前的呻唤在今天获得强烈的回应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过客吗?人生如寄，家园、故乡不过是我们寄存的处所，理想、归宿也只是心造的幻影，真实的存在状态是我们永远在路上，永远是无家可归的浪子。鲁迅在“过客”这一意象上所赋予的内涵还不止于此，“过客”不愿退回原路，也不愿坐下歇息，甚至拒绝了女孩的“好意”，明知前边是坟是死亡，但还是要向前不停地走下去，用鲁迅自己的解释就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8]477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反复不停地推石头上山的西绪弗斯，联想到海德格尔的名言“先行到死”、“向死而生”等。同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鲁迅通过“过客”反抗绝望以自救的独特设置，给迷途中的今天的我们点亮了一盏心灯:过去已经死亡远逝，未来虚幻不可知、不可期，而只有抓住了现在，才能实现自我价值，从而得到救赎。

如上所列的这些具有当代意义的鲁迅元素还很多，比如“欲知本味，抉心自食”的自审意识，比如《鸭的喜剧》中对生灵的形而上的关爱，等等，如果一一论述下去，这篇已经不短的论文也许会变得冗长以至无法收尾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鲁迅艺术世界所具有的巨大张力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而在我不得不结束我的赘论之前，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对鲁迅研究的思路和观念应该进行调整和更新:即从重本体的学院式的研究转变为以用为本的贴近现实人生的研究。而具体进行的步骤和图式可以概括为:将鲁迅的最独特、最深刻的内蕴从其庞杂的文本及其具体的背景中剥离出来，提炼为去粗存精的鲁迅元素，并将之与现实生活、今人的心灵结合、交融在一起。只有走进当代人灵魂深处、引起当代人强烈共鸣的鲁迅才是活着的、有价值的鲁迅;只有越来越多的国人为鲁迅元素所滋润、所育化，国人才能彻底摆脱身心俱为奴的状态，才能进入鲁迅所向往追求的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主人的“第三样时代”。也许鲁迅元素是有限的，但它的用却是无限的，因为现实中还有那么多的幽暗需要照亮，那么多迷失的眼睛、心灵需要擦拭，这就如寥寥可数的几颗种子在广袤的原野上就可以结出不可胜数的果实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研究的前景和空间是非常广阔的。

[1]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6.

[2]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钱理群，王乾坤.作为思想家的鲁迅[J].鲁迅研究月刊，1993(6).

[5]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上卷(2)[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10]曹聚仁.鲁迅评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1]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