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星寰,刘雅琼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81)

试论“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文化构成

傅星寰,刘雅琼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81)

“奥勃洛莫夫性格”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性格”题材的类型之一,它形象地再现了特定文化转型期间,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或是消极避世,以浪漫幻想逃逸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和苦闷。面对日益功利化、市侩化的俄国现代社会,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的“叛逆”斗志和社会实践空间,他们或以消极怠惰,或以耽于幻想的的方式来掩盖内心的失望与苦闷,最终成为时代的“多余人”。通过对这一文学“性格”的解析,把握19世纪中期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意识更迭中的尴尬,以及精神逐渐内耗的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深度解读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惰性”与“幻想”本质。关 键 词:俄罗斯文学;“奥勃洛莫夫性格”;文化构成

“奥勃洛莫夫性格”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性格”题材的类型之一,它形象地再现特定文化转型期间,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或是消极避世,以浪漫幻想逃逸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和苦闷。面对日益功利化、市侩化的俄国现代社会,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的“叛逆”斗志和社会实践空间,他们或以消极怠惰,或以耽于幻想的方式来掩盖内心的失望与苦闷,最终成为时代的“多余人”。通过对这一文学“性格”的解析,我们将把握19世纪中期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意识更迭中的尴尬,以及精神逐渐内耗的过程,进而从一个侧面深度解读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惰性”与“幻想”本质。

“奥勃洛莫夫性格”概念出自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文章指出,这种性格,即是惰性。它是农奴制和寄生生活的结果,也是“多余人”的时代特点[1]190。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奥勃洛莫夫即是这一性格的人格载体,它主要表现为“消极怠惰”和“耽于幻想”。在历史上,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惯以与主流社会对立而著称,他们往往具有为真理牺牲的勇气和为罪过承受苦难的弥塞亚精神。19世纪中期,“过气”的封建专制制度逐步被“强势”的资本主义文明所取代,贵族阶级逐渐走向衰落。贵族知识分子不愿沉沦于本阶级的腐朽堕落,希望以来自西方的“先进思想”和俄国东正教信仰实现振兴俄国的伟大理想。然而,由于他们生活上的寄生性,文化上的“无根性”,导致他们既缺乏在社会生存中的应对能力,也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因而他们只能以慵懒怠惰回避社会对他们的排斥,以浪漫幻想麻痹内心的苦闷。

消极怠惰是“奥勃洛莫夫性格”的文化构成之一。它既是传统的俄罗斯民族性,也是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们虽然不愿在本阶级的堕落中随波逐流,但却失去了施展自己抱负的舞台,曾经的“当代英雄”们丧失了昔日的斗志,只好过起慵懒的生活,变成社会的“多余人”。

奥勃洛莫夫形象代表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多余人”的最终归宿。从奥涅金、毕巧林,再到罗亭,几代“多余人”前赴后继、历经挣扎,一直试图冲出社会重围,逃离命运藩篱。不想到了“奥勃洛莫夫”时代,他们却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最终丧失了行动能力,“躺卧”成了他们唯一能够面对残酷现实的姿态。“奥勃洛莫夫性格”内在地揭示出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软弱。

小说中主人公奥勃洛莫夫出身于贵族之家,具有良好的文化和道德修养。他渴望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进步思想做一番事业,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但现实却没有为他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他厌倦了无聊的抄书工作、痛恨周遭贵族们的争名夺利。他不能改变现实,更不愿意与贵族社会的腐败堕落同流合污。几经挣扎依然无法在现实中寻求到精神的避难所,于是他辞掉公职,选择逃离利益争夺的是非之地,穿起宽松的睡袍一躺了之。纵使真诚的友谊和纯洁的爱情也不能唤起他的激情,直至生命的脉搏停止跳动。奥勃洛莫夫的懒惰性格在俄国并非是个例,他曾说过:“何止我一个人如此!你看看米海洛夫、彼得罗夫、谢苗诺夫、阿列克谢耶夫,斯捷潘诺夫……简直数不过来,我们这样的人多得不可胜数!”[2]198他们原本是拥有智慧和奋斗勇气的时代“英雄”,却最终成为蜷缩于软床的“懒虫”,这是时代症结和社会转型期间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无所适从。

“奥勃洛莫夫性格”是西方现代启蒙理性与俄国传统宗法制伦理意识之间不可调和的产物。列宁说:“一切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旧经济制度的改变,必然也会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3]112俄国的西化首先是贵族的西化,他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受到西方启蒙理性的浸润,现代思想为他们树立在未来实现远大抱负的信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俄国传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封建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贵族世界在即将衰亡的边缘进行着最后的挣扎。如何对待传统?如何给自己定位?都成为了贵族知识分子的探索盲点。西方现代理性开启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智慧,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羁绊,唤起了他们改变旧制度的信念。“社会斗争和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暴力破坏是实现道德——社会理想的基本的和内在必然的方式”[4]61,因此,他们发起了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行动。可是,此时的封建势力依然顽固,统治者要“绞杀一切自由思想,实行严酷思想禁锢”[5]195。高压恐怖酝酿出绝望的情绪,被迫害的年轻一代更是失去了“英雄本色”。他们渴望以自己的思想理性唤醒民众、摆脱愚昧,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幸福。但“沐浴过欧风西雨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与受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传统浸润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知识分子希望找到通路……但民众常常不为知识分子的苦心所动,忏悔的贵族在他们眼中仍是老爷大人”[6]264。强大的封建势力和缺少民众支持的“无根性”,使“英雄”失去了“用武之地”,勇气与斗志也只能演变为以卵击石的无奈,最终陷入生存和精神的两难困境。奥勃洛莫夫就陷入如此遭际:衙门中同僚们的排挤,庄园里农民们的不理解,使他变得诚惶诚恐、软弱至极,“发作神经性的恐惧症,害怕周围一片寂静,或者干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害怕什么,只是有些毛骨悚然”[2]62。孩子般的胆怯心理是他“对千变万化的外界现象越来越生疏的结果”[2]62。他熄灭了心中激情与梦想的火种,丢弃了雄心壮志和勇气,将自己永远地禁闭在消极、慵懒的世界里,成为诺大天地间的“多余人”。

整个19世纪,俄国的贵族知识分子经历了从激情洋溢到消极怠惰、从奔走呼号到辗转帷幄的改变,这是时代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他们虽然胸怀远大抱负,但寄生的本性使他们难以摆脱贵族生活方式的慵懒,而投身于亲历亲为的实际工作。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对弱小的同情和抽象恶的愤懑,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强权者的软弱妥协。“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双重性较为突出地表现在它从来没有最终确定自己对当局的态度,反对派立场和追求独立常常与和解妥协、看风使舵,希望进入政权与当局合作结合在一起,充满崇高的理想和无私的献身精神与参与性和惟利是图相生相伴。”[6]259-260他们始终在叛逆与拯救的悖论中徘徊,忍受着良心悖逆与情感依附的双重折磨,在矛盾中他们迷失了自我,最终以躲进慵懒的贵族暖窝的方式消解内心的苦闷。“‘多余人’精神上的富有和思想上的敏锐,语言批判的锋利足可以使他们成为‘英雄’,但意志上的怯懦和行动上的懒惰,又使他们成了没有希望的精神叛逆者,或者说是‘失败的英雄’。”[5]9

“消极怠惰”是传统与现代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困惑,但在俄罗斯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消极、慵懒的种子早已植入俄罗斯人的内在灵魂,成为本质性的民族性特征。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是那么滞重,那么懈怠,那么沉溺于物质,那么苟安于自己的生活,简直无法挪移半点。”[7]238

俄罗斯横跨东西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文化的“无根基性”,它像一个钟摆,始终徘徊于东西文化之间,无法确认自己的位置。它无论亲近哪一方,都强烈地感觉到它们的“异己“本质。俄罗斯人所信奉的宗教具有双重性,他们认为东正教是宗教的正统,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极端膨胀的民族主义压倒一切。“俄罗斯——即‘神圣的罗斯’。俄罗斯有罪,但有罪的俄罗斯也仍然是一个神圣的国家。”[7]279作为“优等民族”,他们必然会忽视自身的不足,荣耀的民族情绪之下隐藏着负面的隐患,即由于缺乏忧患意识而引发的消极、怠惰性格。懒惰最初是用来抵御繁杂的工作和非人的生活,但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贵族地主拥有庄园、土地和农奴,他们完全不会为生活而奔波,每天无所事事,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活,就像奥勃洛莫夫,飨宴和酣睡既是他生活中的重中之重,也是他逃避危机的挡箭牌。懒散的生活自然孕育出懒惰的个性。

懒惰在俄罗斯民族看来,不仅并不消极,甚至带有某种积极的意味。譬如在俄罗斯谚语中就有“懒汉天天都过节”“懒汉坐着睡觉,躺着干活”的说法。在俄罗斯民间童话中也有很多关于懒汉的故事,俄罗斯人不仅没有限制懒惰思想的泛滥,甚至有时对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一种神秘主义的赞赏,如一个躺在炕上的懒汉轻松打败了敌人,等等。俄罗斯心理学家们也从学理上论证了懒惰对于释缓人的精神压力的必要。如此一来,懒惰便在俄罗斯民族的价值世界里落地生根并趋于合理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于所谓“懒惰”的赞赏外在地庇护了这一俄罗斯民族性的延续。

“奥勃洛莫夫性格”是俄罗斯文学对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以及特定知识分子群体精神人格的艺术提炼,有着鲜明的民族化特征。然而,一切追求安逸、消极无为,因找不到生活目标而陷入忧郁和懒惰的人们,都有可能成为“奥勃洛莫夫”。

耽于幻想是“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另一重要文化构成。俄罗斯民族“致力于某种漫无边际的东西……有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渴望,总是有对现存东西的不满情绪”[8]194。他们那种坐而论道、耽于幻想的性格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务实主义”,这是两种文化土壤孕育出的、不同的生存态度。可以通过对《奥勃洛莫夫》中两位主人公奥勃洛莫夫和施托尔茨的对比,探究东西文化价值观所造就的人的内在灵魂的差异。

小说中奥勃洛莫夫是一个耽于幻想的“空谈家”,而出身德国家庭的施托尔茨则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实干家”。他们是儿时的玩伴和同窗,在学生时代,奥勃洛莫夫时常幻想利用巧妙的手段绕过学海与仕途中的阻碍;幻想通过敷衍了事而获得一纸文凭;幻想自己在事业上获得殊荣,取得成就。然而,这些都是他精神游离于现实之上的空想,懒惰的本质使他不能专于学业,“无论读到多么有趣的段落,只要到了吃饭或者睡觉的时间,他都会把书扣过来,起身去吃饭,或者吹灯睡觉”[2]65。而施托尔茨十分喜欢读书,不仅如此,他还经常与奥勃洛莫夫一起读书,并强迫他钻研知识、思索未来。他们都做过公职,奥勃洛莫夫在失望之余没有采取任何积极进取的措施来扭转局面,只是本能地逃离他所厌倦的官场和社会,“遁入自己的内心,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2]67。在奥勃洛莫夫的灵魂世界,除了慵懒的躺卧和吃饭,就只剩下漫无边际的幻想和空谈,慢慢地将肉体与灵魂的最后一滴血气消耗掉。相反,施托尔茨这一受过西方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在退职后便办起了实业,整天国内国外地跑来跑去,浑身洋溢着积极的力量和昂扬的斗志。他“惜时如金,一刻也不松懈地控制着自己所消耗的时间、劳动、心智和感情”[2]171。他最害怕“‘想象’这个有两副面孔的旅伴”,“心里容不下梦幻和神秘不解的东西”[2]172。总之,他厌恶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只等规律出现,有了规律就有了打开神秘之宫的钥匙”[2]172。作为贵族知识分子的奥勃洛莫夫,他有着俄罗斯民族知识分子软弱与幻想的精神品质,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的迷恋于理想。”[8]125当奥勃洛莫夫遭遇精神的挫败,内心的无奈与痛苦使他丧失了所有的锐气。当他无力走出精神阴霾时,便转而走向肉体与精神的“全面放松”。施托尔茨却不然,他一旦身处绝境,总有足够的力量自拔,“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他都能立刻拿出合适的办法去解决”[2]174。面对挫折,他们当中一个不堪一击,另一个则愈挫愈勇。

构成奥勃洛莫夫和施托尔茨性格上的极端对立,根本在于他们各自所接受教育和文化熏陶的不同。奥勃洛莫夫出身于贵族之家,母亲的任务是“养一个不闹病的孩子,不让他着凉、遭毒眼或别的什么伤害……叫孩子成天高高兴兴的,吃得多多的”[2]127。自出生之日起,他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无形中已将懒惰、软弱的种子深埋于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父母的过分溺爱使他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玩耍,更不可能做在家长看来具有危险性的活动。致使他即便长大成人,也是一个在现实面前手无束鸡之力的“低能儿”。而施托尔茨的父亲完全秉承德国式的教育方式,从不限制他的自由。他的一些举措,在母亲看来是德国小市民的行为,却被父亲看做“好小子”的表现。儿时他就经常被父亲赶出家门,体验一下外面世界的粗砺。大学毕业后,依照德国人的传统,他又离开家去外边闯荡。在外的实践历练使他学会了生存技能,也养成了强悍的性格。除了德国式的教育,他也接受了母亲及周围俄国贵族式的教育,因此,他的性格虽然强悍,但并不野蛮。软弱浪漫与强悍务实,正是俄罗斯贵族和日耳曼平民不同教育理念下的必然产物。

造成奥勃洛莫夫和施托尔茨性格差异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俄国人与德国人信仰上的不同。俄罗斯东正教强调要爱一切人,并将这一信条作为俄罗斯人的道德追求和终极理想。如同勃洛克在诗中所言:“我们爱一切——无论是寒冬的热气,还是神妙幻想的远方。”[8]228在传统的宗教信仰中,更突出表现在对土地的眷恋和爱,浸润在这种温柔的爱中,是俄罗斯人在根本上缺乏男性的阳刚气质的原因。俄罗斯东正教信仰造就了这样的俄罗斯人,“他不满意这个世界,他内心谦和……他向往另一个世界,向往末日,向往天国”[8]212。他们企盼“末世”基督的二次降临,渴望在末日的审判后迎来千禧年,实现新天新地。这种乌托邦情结将其灵魂永远放置于未来世界,基列耶夫斯基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幻想”[8]47。因此,受东正教思想浸润的奥勃洛莫夫,灵魂深处的启示精神在其遁入内心的瞬间,发挥了极强的作用。然而,施托尔茨虽然也浸润在东正教的氛围之中,但他的德国父亲,却将新教伦理身体力行地直接灌输于他的整个成长过程。新教思想强调,人只有通过尘世的努力,才能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因此,施托尔茨是绝对的务实主义者,他相信只有积极的实干才能获得金钱和荣耀,更能获得心灵的安宁。

内在的企盼和外在的追求,两种文化孕育出奥勃洛莫夫和施托尔茨截然不同的灵魂精神。因此,奥勃洛莫夫的懒惰、幻想和坐而论道的空谈,恰好是施托尔茨积极进取、志在必得的性格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极力劝说奥勃洛莫夫摆脱这种昏睡状态,建议他“身子和心智都需要运动”[2]180。但当推心置腹的劝说仍然无济于事时,“要么现在就起来,要么永远不”就成为施托尔茨对奥勃洛莫夫惰性灵魂的最后“通牒”和呼唤。它通牒“奥勃洛莫夫”般大腹便便、懒惰着、幻想着的旧俄罗斯的终结,它呼唤着施托尔茨般积极进取、精明强悍的俄罗斯“新人”的出现。

[1]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M].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2]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M].陈馥,郑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朱建刚.普罗米修斯的“堕落”:俄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M].徐凤林,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张伟.“多余人“论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6]朱达秋,周力.俄罗斯文化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4.

[7]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M].汪剑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责任编辑 祝 颖】

On Culture Form of“Oblomov Character”

FU Xing2huan,L IU Ya2qiong
(Collegeof Literature,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81,China)

“Oblomov character”,one of Russian literature“Russian characters”themes,is expounded and Russian intellectuals’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reformation during specific culture transformation period aswell as their negative masquerade,dilemma and depression from romantic fantasy to escape from social responsibility are analyzed.It show s that facing w ith increasingly utilitarian and philistine modern society in Russia,Russian aristocracy intellectuals gradually lose their“rebellion”fighting w illw hich belongs to“theirow n times”and social p ractice room,either negative and indolent or hiding inner despair and depression by fantasy,becoming“extra”in the time in the end.Through analyzing this literature“character”,Russian aristocracy intellectuals’dilemma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consciousness in the m iddle of 19th century and mental process of gradual internal friction are summarized,in order to deep ly interpret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essence of“indolent”and“fantasy”from one side.

Russian literature;“Oblomov character”;culture form

I 512.06

A

100823863(2011)0220004204

2011-01-28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08Aww002)。

傅星寰(1961-),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